60年代末，他在尼日利亚内战中陷入囹圄，在狱中，他在手纸上写诗。1967年，他从狱中偷送出两首诗交友人在伦敦发表，题名为《狱中诗抄》。1969年他出狱后，把在狱中构思的诗全部写出，1972年在此诗集的基础上又增添若干首诗，以《地穴之梭》之名重新结集出版。这些狱中所做的诗歌，反映了他失去自由后的种种遭遇，感想，以及对自由与光明的渴望。他在《活生生的埋葬》这首诗中写道：“十六步又二十三步。他们幽禁人类和真理，动用时间去耗费殆尽他的理性。”
索因卡在为庆祝莫桑比克对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宣战而写的长诗《阿比比曼大神》（1976）中，高度赞扬了莫桑比克前总统马谢尔的正义举动，憧憬了黑非洲完全摆脱白人统治的光明前景，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推翻白人的统治。
索因卡在诗歌创作上和他在戏剧创作上一样，也是一位大师。他的诗歌创作不仅视野开阔，涉及面广，诗的格调从悲怆到轻松，从讽刺到抒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诗歌意象丰富，饱含哲理，流露出作者道义上的使命感。
索因卡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同戏剧一样，往往也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反映现实，表现理想。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释者》（1965）、《暗无天日的岁月》（1973），自传体作品《阿凯——童年记事》（1982）等。
他在1965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释者》（中文译名为《痴心与浊水》），描写了拉各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尼日利亚社会现实面前，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所表现出的徘徊不定的困惑心境，同时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小说表现出作者娴熟的叙述技巧，长篇小说《解释者》被评论界誉为可与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相媲美。获得了1968年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颁发的文学奖。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暗无天日的岁月》（1973）以6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以金钱、权势的罪恶和平民百姓的遭遇相互对照，描绘了一个由商人、官僚、资产阶级支配和肆意横行的虚构的非洲国家，表现了经历内战的人民的悲惨生活，力图正视噩梦般的人生，同时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观点和理想。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他在狱中形成的许多社会观点和理想。
在这前后他还发表过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小说《疯狗的灾祸》。
70年代—8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自传体小说，《那人死了——狱中纪实》纪录了他的囚徒生活，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另一部《阿凯的童年》则再现了作家早年在家乡的生活，这部作品用轻松愉快的笔触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生活，既表现出索因卡童年天真烂漫的情态，也可看到当时西非人民生活的些许侧影。因其成熟、优美的散文叙事技巧，被《纽约时报书评副刊》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12部最佳作品之一。
索因卡还发表过一些文学论著与散文随笔，1972年，他出版了《狱里的独木舟》，文学论著《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1975），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文学与戏剧的许多独特的认识与观点。其他著作还有剧本《灯火管制之前》、《枝繁叶茂的紫木》、《剧作选集》等。
1995年，索因卡又出版了随笔集《艺术、对话与愤怒：文学与文化随笔集》。
1996年，出版纪实文学《一个大陆敞开的脓疮——尼日利亚危机的个人叙述》。
1998年，流亡中的索因卡得以重返祖国，回国后他完成了又一部论文集《天亮就出发》，该书记录了索因卡在那段艰苦流亡生活中的心路历程，他自称：该书的主题是“愤怒”。《天亮就出发》最近在美国出版，再次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索因卡对文学领域的各种体裁，几乎无不涉足，他的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评价索因卡是“成功地让非洲以外的人们，用非洲人的眼光看待非洲人和非洲的事件”，因此而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位获奖的作家。
纵观索因卡的各方面创作，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非洲的地域，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知名作家。
两场话剧《路》是索因卡后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他因此剧而获得1966年非洲艺术节大奖。《路》全部剧情发生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里，时间也是仅仅限制在一天之内，出场人物也不过四五人，其中主要人物是教授，其他人均围绕着他活动，剧情也随着他的一言一行而展开。教授曾当过教会主日学校的教师，代替教士主持过礼拜。他现在在自己开的“汽车配件商店”里，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着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他经常不离口的一个词是“圣经”，他曾对剧中一个人物说：“《圣经》中一把烈火，我们通过传道把邪恶的东西烧了。只不过这不是你所看见的那种《圣经》。”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圣灵的启示”、“圣经”，决不是宗教经典中所说的上帝的旨意和宗教徒们信奉的《圣经》，而是借对宗教信仰的“合法”地位来宣传民主自由的道理。教授的一些言行，如要与替反动势力服务的教会作斗争，替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种族歧视的文盲乡巴佬伪造驾驶执照，要同伙伴们“把形形色色的酒棚推倒，还放火把它们烧了，把毒害人们脑子的那些家伙赶掉”，要同那些“注定要被踩死的蚂蚁堆”生活在一起等，看来好人荒诞不经，实际上是说明剧本有一定的思想浓度。剧本最后以教授被人用匕首刺杀作结，但他在死前的谈话中已经预言道：“人要有预见，就能无所畏惧。今晚，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但这并不异常。不过，我终于感到身心一阵激动，似乎我一直盼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深信我不孤独。如果我是孤独的，我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那么些个夜晚给你们讲道！”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理解他口口声声说的“圣经”、“圣灵的启示”和他所讲的“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就是以死亡的题材来提示进步的意义和代价。所以《路》的剧情和内容既不荒诞，也不晦涩难懂，它让人们对非洲、对尼日利亚的前途感到的不是幻灭和失望，而是振奋与满怀希望，因为它是有“路”可走的。
《路》在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非洲和欧美的许多评论家一致公认它是具有非洲民间戏剧传统特色、最能显示索因卡的哲学观和他对非洲社会现实的态度的作品。在《路》这个剧本中深刻地体现出索因卡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前途的探索思想，极其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独立国家沉沦于灾祸因由的见解。很明显，在《路》这个剧本中，首先，索因卡认为某些非洲国家独立后，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统治阶层不顾非洲社会现实，仍然照搬殖民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和方法，仍然让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笼罩社会，更不注意警惕殖民主义统治势力煽起部族仇恨借以继续控制本国的阴谋。索因卡在《路》里着重强调了“背叛”是非洲各国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其次，非洲大多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还存在着“理想颠倒”的现象，人们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是在取得独立后，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理想的、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陷入混乱、腐败、罪恶的深渊，内战和军事政变不时在各国发生。因此，非洲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亿万仍然受苦受难的民众，产生严峻的思考；倘若殖民主义的不公正，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所代替，那么国家的独立又有什么用？
《路》是一出哲理剧，它从哲学和艺术上探索了死亡的实质，忠实地描述了非洲工人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所受的压力，探讨了古代传统观念对现代非洲客车司机所产生的影响。剧情错综复杂，剧中采用了瞬间重现过去场面的手法，还有假面舞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认为它是“荒诞派”戏剧，这是不完全切合这个剧本的实际的，因为“荒诞派”戏剧反映的是消极、悲观的思想，但索因卡并未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失去信心。他虽对非洲的现实并不过分乐观，但他还在进行批评，这就说明他对非洲还没有彻底失望。《路》里的人物虽然对物质贪得无厌，但他们追求的物质财富是为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起码的生活所必需的。如《路》的结尾，教授在弥留之际说：“但愿能像路一样。碰上倒霉的日子，也能混上一碗饱饭，不让肚子空着，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所以作为当代戏剧家的索因卡，他既不是完全按照非洲戏剧的传统手法写作，也不是对西方戏剧手法亦步亦趋。他是在继承非洲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的基础上，借鉴欧洲古代、近代、甚至欧洲现代派戏剧的某些优长（包括“荒诞派”的手法在内）之处而予以创新。索因卡之所以能超越非洲一些前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另一位非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这样评价索因卡：
“在他的书中和生命中，他一直在追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自己身上的索命者。他揭示的东西是活生生的。
这位老虎作家赶在理论家之前抛弃黑人天性，他是一位老于世故者，他不受欧洲文学的技巧和技术的约束被某些人视为很矛盾。我曾听见他遭到黑人抨击，指他太艰涩，一般黑人读不懂；你要知道，在非洲，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很麻烦的冲突，既真诚地决心要把文学那种敞开心扉的快乐给予千百万必须把这些东西视为精英的特权的人，但又深知如果你要求作家限制思想的复杂性、缩减词汇量、把引经据典的标准修剪至假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普通尺度，那你就是在阻止和消除那种文学，最终剥夺那千百万人阅读的权利。
……
索因卡通过艺术而不是教诲来证明，非洲心灵中被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哲学掩盖的东西既不必在非洲不可逆转地要介入的现代世界中被抛弃，也不必最终返回部落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意识接合的（成为其一部分），一如现代意识吸纳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化身。索因卡那些受西式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内心包含这些神，就像西方非非洲人的思维包含着索福克勒斯、基督、笛卡尔等人。唯一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非非洲人不具备非洲思想的偶像，而像索因卡这样的非洲人则抓住机会吸收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偶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这种情况存在着一种反讽，即黑人知识分子侵吞白人的文化，而白人——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白人——则没有抓住机会侵吞黑人的文化。他们宁愿把它贬低、降级成人类学，或者充其量屈尊地把它视为现代生活中一种奇特的时代错误。索因卡小说中的想象力量已经使非洲文化的要素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因为他的小说是以一种精密的模式构思的，处于某种白人所熟悉的知识水平上，从而为白人所知晓。”
这些分析，准确地抓住了索因卡融汇东西方文化之精华而获得成功的精髓。
由此，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给予了索因卡极高的评价：
“在您的多才多艺的作品中，您得以将一种非常丰富的遗产综合起来，这遗产来自您的祖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悠久的传统，以及欧洲文化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在您这样获得的伟大成就中，还有一种第三个构成成分，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成分——您作为一位富有感人的创造力的真正的艺术家，一位语言大师，您作为一位戏剧家和诗歌、散文作家所承担的义务，那是对今人和古人的普遍而又意味深长的问题所承担的义务。我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