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讨厌标语口号，笔者也是一个。可是从北伐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标语口号一直流行着，虽然小有盛衰，可是一直流行着。现在标语口号是显然又盛起来了。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
标语口号的办法虽然是外来的，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也未尝没有根据。我们说“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说“大声疾呼”，说“发聋振聩”，都指先知先觉或志士仁人而言。近代又说“唤醒人民”、“唤起民众”，更强调了人民或民众。这里的“呼”和“唤”，正是一种口号，为的是“发聋振聩”，是“群山四应”（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众人四应），是人民的觉醒与起来。这“呼”和“唤”是一种领导作用，领导着人们行动，向着某一些目的。这是由上而下的。孟子引《尚书》的《汤誓》篇，说夏桀的时候，人民怨恨那****，喊出：“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孟子说“民欲与之皆亡”，是不错的。用现在的话，就是：“太阳啊，你灭亡罢！我们一块儿灭亡罢！”这是反抗的口号，是由下而上的。
我们向来没有“标语”这个名称，但是有格言，有名言。格言常常用作修养的标准，就是为学与做人的标准，如“一寸光阴一寸金”（抗战期中“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标语就是套的这个调子）之类。“名言”这个名称是笔者暂定的，指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类的话，这些话常常用作批评的标准，就是论人论事的标准。格言偏重个人的修养，名言的作用似乎广泛些，所以另给加上这个“名言”的名目。格言也罢，名言也罢，作用其实都在指示人们行动，向着某一些目的。现在的标语也正是如此，格言常常写来贴在墙上，更和标语近些。但是格言和名言似乎都只是由上而下的。封建时代在下的农民地位是那么低，知识是那么浅，他们的话难得见于记载，更不必提入“格”和成“名”了，没有他们的份儿，也是自然的。
然而先知先觉或志士仁人是寥寥可数的，就是近代，说清末罢，在做唤醒或唤起人民的工作的也还不算多。一方面格言、名言都经过相当的时间的淘汰，才见出分量，也就不会太多。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拿一个个的人做对象。“群山四应”是一个峰一个峰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在那儿应，“唤醒”或“唤起”的，是一个个的人民或民众的一个个人，总之还没有明朗的集体的意念。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集体的力量渐渐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也渐渐有了地位。标语口号有些是代他们说的，也未尝没有他们自己说的。于是乎标语口号多起来了，也就不免滥起来了。
集体的力量的表现，往往不免骚动或****，足以打搅多少时间的平静，而对于个人，这种力量又往往是一种压迫，足以妨碍自由。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一时自然不容易接受这种表现，因此对目见耳闻的标语口号就不免厌烦起来。再说格言和名言是理智的结晶，作用在“渐”，标语口号多而且滥，以激动情感为主，作用在“顿”，跟所谓“登高一呼”、“大声疾呼”也许相近些。冷静惯了的知识分子不免觉得这是起哄、这是叫嚣、这是符咒，这是语文的魔术。然而这里正见出了标语口号的力量。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够达到人们的要求，达成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况且标语口号是有意义可解的，跟符咒和魔术的全凭迷信的究竟不同。古语说“口诛笔伐”，口和笔本来可以用来做战斗的武器，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啊。
但是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公式化足以麻痹集体的力量，但是在集体的表现里，这也是不可免的。这个需要有经验的领导，有经验的宣传家来指示、来帮助。标语口号虽然要激动情感，可是标语的提出和制造，不该只是情感的爆发，该让理智控制着。标语口号要简单直截，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抗战到底”乃至现在流行的“我们要吃饭”等。这些还有一层好处，就是贴出也成，喊出也成。真简洁的标语口号，该都可以两用。但是像“饥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句过了时的名言，一面讽刺了道学家，一面强调了饥饿的现实性，也足以让知识分子大家仔细想想。
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现实性是必然的，但是由于认识的足够与否，表达出来的现实性也有多有少。不过标语口号有些时候竟用来装点门面，在当事人随意的写写叫叫，只图个好看好听。其实这种不由衷的语句，这种口是心非的呼声，终于是不会有人去看去听的，看了听了也只是个讨厌。古人说“修辞立其诚”，标语口号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大家最讨厌的其实就是这种已经失掉标语口号性的标语口号，却往往连累了别种标语口号，也不分皂白地讨厌起来，这是不公道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办法，但是标语口号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去求了解的。
《知识与生活》，三十六年（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