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不辞而别，珍邮不翼而飞。
在港岛中区靠近海边大会堂一带，每到星期天即为步行区，禁止车辆通行，允许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休息。从早上起，这里大大小小的几个广场、天桥、长廊蜿蜒的码头便成了大家闲庭信步的街心公园，劳累了一周的香港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愿意忙里偷闲到这里消磨消磨时光，松弛一下紧张疲惫的身心。
在这片偷闲之地中，有一群多达数千人的“宾妹”特别引人注意。这些远渡重洋来香港谋生活的菲律宾女佣，平日在各自的主人家里洗衣、烧饭、清扫卫生，干着相当繁重的劳作，难得有个歇息的工夫，只有星期天她们才能享受法定的休息，聚在一起用家乡的土语诉说着各自的烦恼与愁怅。
正午时分，炮声响起，人们或感到肚子需要充饥，或想起在何处还有个约会，或者想不起要干什么只不过抬起手腕对一下表，但不管是谁在这短暂的瞬间都会停下手中的事情感受一下炮声的威严。
据说在十九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香港怡和洋行为了向远行归来的老板表示敬意，特地在老板抵港的时候鸣放了礼炮。
谁知此事被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得知醋兴大发，他认为连将军本人都没有享受过如此隆重的礼遇，一个公司的老板竟敢如此张扬，显然已有山大王之嫌。将军在一怒之下发布命令，下令处罚怡和公司在每天正午必须按时按点地“鸣炮自省”。将军下完命令一走了之，只苦了怡和公司不得不天天放炮。从此年复一年，那位将军早已不在人世，后继者也没有谁想到该再下个停止放炮的命令，因此这种处罚延续至今，炮声虽然还是准时响起，但在港人的心目中这炮声早已成为报时钟了。
今天，炮声响起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宾妹走进了停车场。当她走到一辆黑色平治车前时，车门自动打开了。里面的人问：“到手了吗？”她点了点头。“上来！”她应声坐进了车的后座。
汽车迅速离开停车场直奔飞机场。在车上完成了一桩肮脏的交易，宾妹把一个装有邮票的信袋交给了车主，车主验收之后就把一沓子美元和一张机票交给了宾妹。
郑朴之也是踏着炮声回到寓所的，他今天格外兴奋迟迟不肯午睡，郁莲帮他服了一些镇静剂又在一旁削了一个苹果，才像哄孩子似的把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哄进卧室。
“朴之，你又激动起来了，别忘了你的心脏血压可都承受不起呀！”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哲夫他们一家年底就可以来港，我的一桩心事总算了却了。”
“那也不要过于兴奋。今天是星期天，玛丽休息，我给你按摩按摩，该睡午觉了。”
“好，睡会儿午觉。”
郑朴之躺下之后，本来还想着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与王先生的谈话，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
郁莲是在这天晚上发现保险柜失窃的，当时朴之想看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本来是与另一个装有十连张“二元倒”的封套同时放在保险柜最上一层的。发现珍邮失窃后，她又仔细查看了一下保险柜中的其他物品，现金、支票薄以及几份重要文件、朴之的几个印章都没有丢失也没有挪动，看来这个窃贼是专门偷盗邮票有备而来。由于朴之的心脏不好，经受不住更大刺激，郁莲当晚没有说什么，只想自己先理出个头绪来。
她仔细回想公馆里失窃的前前后后，一个一个地排除疑点和可疑人，当排到最后时得出一个结论，是内盗不是外盗，而且公馆里上上下下十几口子人，只有玛丽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何况今天玛丽外出不归。
玛丽来公馆已经好几年了，不仅懂得一点中文有中学文化，还有一手按摩技术和烹制川菜的手艺，人又勤快又懂规矩。近一两个月，她多少有些精神恍惚反常的现象，每逢星期天从一早出去要好晚才回来，但郁莲也没有过多地指责她。莫非真的是玛丽所为？
玛丽可以出入董事长和夫人的房间，保险柜就放在董事长的卧室里。要开启保险柜需要有两把钥匙，并且要记住一连串的密码。玛丽有机会接触钥匙，也有机会把钥匙的印模拓下来，至于那些密码，她只要留意就能记下来。
那些“二元倒”早已存进银行的保险箱，这十枚“二元倒”本来也已存入银行。上个月朴之的一位朋友从海外来港，专门提出来想看看举世闻名的“二元倒”，就特地从银行里取出来了。
看过之后由于忙于别的事没有及时送回银行，看来玛丽是钻了这个空子。如今需要搞清的是，玛丽是想据为己有呢，还是受他人指示？
公馆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告诉朴之，可是一旦他心情激动再犯了病，损失就更大了。次日一早，玛丽没有按照平日的习惯为朴之安排早餐，当朴之问起时，郁莲说玛丽有病，遮掩了过去。
九时许，郁莲去见董事长的私人律师耿某，把种种情况都告诉了耿大律师。他们商定，由耿大律师尽快查明情况，对董事长暂时只好保守秘密。
情况很快就查明了，玛丽是被一个叫14K的黑帮组织所胁迫雇用的。玛丽在偷到邮票的当天就已经乘机离港，机票是到曼谷的，是否又转港去了其他地方却不能肯定。邮票肯定交给了14K的人，但具体在谁的手里，或者又转到了什么人手上，一时还查不清楚。
耿大律师与警署的朋友交谈过，那位朋友认为，此案不宜起诉，一则玛丽已远走高飞，即使将来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她，也缺少足够的证据；二则14K是个相当庞大的黑帮组织，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势力，如果与他们公开对立会惹来不少的麻烦。
事已至此，郁莲和耿大律师商议，该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把情况告诉董事长。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到了周末的前夕，郁莲看似很随便地说：
“朴之，明天是周末，我想请几位朋友到家里聚一聚，打打桥牌聊聊天。”
“好久没有打桥牌了，这倒是个好主意。你准备请哪几位朋友呀？”
“你的保健医生孙大夫，耿大律师，还有新华分社的王先生……”
“好，就请他们几个，都是熟人又是牌友。王先生能回到分社真是一件大好事，听说‘****’那几年他也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农场劳动改造。大陆政局在粉碎‘******’之后，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实为国人一大幸事。”
看来今天朴之的心情挺好，有些事可以先透露透露，郁莲就按照预计的步骤先谈了谈玛丽出走的事。
“朴之，我忘了告诉你，玛丽不是病了是走了。”
“我知道，玛丽不辞而别，邮票不翼而飞，你和耿律师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
“朴之，你都知道了！？”
“难为你们了，我知道你是怕我犯病，不肯告诉我。”
郁莲本来准备了一肚子话，到了这个时候，一句也说不出。
她偎在朴之的身边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是我不好，没有把邮票及时送回银行，对家中的女仆管理也不严，让玛丽钻了空子。”
“不要哭了，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说明天的聚会吧！”朴之像哄孩子似的为郁莲擦拭眼泪。
“明天的聚会也是想给你讲这件事，既然你都知道了，还聚会什么。”
“不，要聚一聚。你还是把他们都请来，打打桥牌聊一聊。
玛丽和邮票的事就不说了，只要邮票还在，将来无非是再多花些钱买回来。”
“嗯，我这就去打电话约他们。这几天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想告诉你又怕你犯病。”
“没有那么严重，我的身体不是满好嘛！等哲夫他们来了，明年我还想出去旅行呢，去天津、去上海，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去爱尔兰看看学夫他们。”
这一夜郁莲总算睡了个踏实觉。郑朴之却久久不能成眠，他思念远方的亲人，更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这次珍邮的失窃更使他坚定了信念，他要立下遗嘱，要划拨出一笔专款，把散落在各地的“二元倒”都收集起来，连同自己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全部交给国家邮票博物馆。倘若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珍稀邮票都能进入博物馆，都为世人享有，都让大众观赏，那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