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即位后，立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授金宝。但这似乎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暂时妥协。武宗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逼迫爱育黎拔力八达拱手让出到手的皇位，自然对其弟心存疑虑，时加防范。而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被立为皇太子，要登上皇位，还要等其兄死后，而兄弟二人的年龄仅相差四岁，他难免对乃兄心存怨恨。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见上也大异其趣。武宗长期戍守漠北，对汉文化及其传统官僚制度有很深的隔膜，故其统治政策大多偏离世祖忽必烈朝定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则不然，他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李孟、张养浩、赵孟頫、陈颢、王毅等名儒都曾在身边讲经或侍读，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这些名儒的熏陶下欣然接受儒学汉法，故他即位伊始便纠正武宗的施政方针，诛杀尚书省理财大臣。
爱育黎拔力八达被立为太子后，地位尊崇。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事，同时着力扩大自己的势力。遵照世祖朝真金为皇太子的先例，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为中书令、枢密使，尚书省设立后，又担任尚书令。故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朝廷中枢机构名义上的最高官员。武宗还令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各个主要机构中安置一名官员。爱育黎拔力八达还奏准设立了以詹事院为首的一大批私属机构，这些机构的品秩均较前朝有所提高。
爱育黎拔力八达地位虽高，但在参与政事方面却持审慎的态度。他尽管对武宗的施政颇为不满，为了保全自己，他也很少对武宗的施政提出批评，在绝大多数场合，只是一味地服从。很注意韬光养晦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主动放弃一些武宗给予的特权。例如，大德十一年十一月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为分地，租税悉以赐臣。臣恐宗亲昆弟援例，自五户丝外，余请输之内帑。其陕西运司岁办盐十万引，向给安西王，以此钱斟酌与臣，惟陛下裁之。”同月，中书省臣言：“皇太子谓臣等曰：吾之分地安西、平江、吉州三路，遵旧制，自达鲁花赤之外，悉从常选，其常选宜速择才能。”
爱育黎拔力八达并不是不想迅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但他又怕这样做会招致武宗的猜忌。在这一过程中，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谋臣王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宗即位后，曾令以直属枢密院中卫亲军改隶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则认为宜从各翼选汉军万人，别立一卫。武宗接受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意见，并立皇太子左卫率府，皇太子詹事院的官员随即欲任命左卫率府的军官，时任太子副詹事的王约坚持认为不可，他说詹事是东宫官员，而任命管军官则是枢密院的职责。王约还进言爱育黎拔力八达，曰：“皇太子事，不敢不为；天子事，不敢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听罢幡然醒悟。左卫率府设立后，詹事院又得旨设立右卫率府，取河南蒙古军万人统之，对此王约也深表担忧。他私自对同列讲，设立左卫率府源于旧制，而又增立右卫率府恐怕会引起皇帝的猜疑。事实也果真如此，右卫率府设立后，武宗任命自己的亲信，尚书右丞相脱虎脱统领之，其防备之意昭然若揭。詹事院还准备取安西王兵器来装备东宫卫军，王约对詹事完泽讲，詹事移文数千里取兵器，人必生疑，这件事如果让皇帝知道，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完泽听罢十分惭愧，曰：“实虑不及此。”另外，皇太子的家令薛居敬奏言皇太子陕西分地五事，并得令前去处理，此事又被王约阻止。他说：“太子，潜龙也。当勿用之时，为飞龙之事可乎？”借用《易经》“潜龙勿用”的理论规劝皇太子低调行事，不要越俎代庖，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元史》卷二十二、二十三《武宗本纪》；《元史》卷一百七十八《王约传》）
尽管如此，朝廷内还是有人揣摩武宗的心思，向武宗提议改立太子，即废弟立子。按《元史·宦者传》，当时宦官李邦宁揣摩尚书省丞相三宝奴的心意，向武宗进言此事，武宗听罢十分不高兴，叱责李邦宁说：“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其实，武宗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没有动摇，此事也在元廷内部引发了争论，但因以中书省左丞相康里脱脱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而作罢。据载，尚书省左丞相三宝奴上书提议立皇子为皇太子后，正在大都郊外柳林打猎的康里脱脱被紧急召还大都讨论此事，而这一讨论无疑得到了武宗的支持。当三宝奴告诉康里脱脱打算改立皇储，康里脱脱立即表示反对，以有“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进行反驳。三宝奴说，今日将皇位传给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他日爱育黎拔力八达能确保将皇位再传给武宗之子吗？三宝奴的一席话道出了此次改皇储事件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武宗最担心的事情。而康里脱脱则反驳道：“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这次改皇储事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武宗与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此问题上有无直接的冲突，由于没有史料记载，便不得而知了。（《元史》卷一百三十八《康里脱脱传》；《元史》卷二百四《宦者传》；赵文坦《元武宗改皇储事件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