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僵坐着，很快回过神来，想着明天如何应对。他不知道那座坟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现在要使出平生能力，与它建立亲密的联系。他必须编织一个故事，且是一个合情合理、近乎完美的故事。否则，他估计自己很难再活着离开执法机关。他毕竟是接近死过一次的人了。可是，他苦思冥想，也想不出端倪来。很明显，他的被捕，不在于他丢了根烟头，或者随地大小便什么的，而是与那个墓有关。同样明显的是，这座小镇禁止私修墓地，更禁止随意篡改墓志铭，一旦有这类事情出现，必然要判重刑。因此，按道理不会有人去干这种事情。可偏偏有人干了。那么，那人干这事的动机是什么？镇外人紧张地梳理着，好像慢慢开始有一些头绪了。
（文到此处，作者想给予一个令人不悦的中断，希望有喜欢幻想、喜欢推理、喜欢写作的读者，能够尝试着自己去编织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帮助这个不幸的外镇人完成自救。）
也就是，我必须设想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动机，同时，还不能触犯官方和当地习俗。只有从这点出发，我才可能自救。外镇人想。
那么，是什么动机呢。外镇人端着白杯子，又喝了一口白饮料。
假如我是那个人，我会怎么想。外镇人开始把角色定位在那个建墓怪人身上。他想，这种换位思考将有助于他思考出对策来。
可是，他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点子。这使他万分沮丧。
“想着做这事的人真是个天才啊！怎么我就想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我只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庸人？难道，我真的老了？”他自言自语道。
“难道他仅仅是想挑战官方的禁令？”他说，“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不成了替死鬼了？他干了坏事，我来收残局，我来背黑锅？”
“就算是他想对抗官方，但我也不能这么说。这样说，也就和现在一样，是死路一条。我必须想出好的办法才行。”他说，“****妈的，多少人赞我聪明。可到生死的节骨眼上，却笨得似牛像驴、猪狗不如了。”
“我首先是修了墓，其次，还改了墓志铭。”他说，“那么，我修的墓是谁的？”
“一种可能是别人的，一种可能是自己的。”他说，“如果是别人的，我为什么想给他修？肯定是有人雇用我。既然我替别人修了，又干嘛发神经，没事去改墓志铭？那只能是，雇用我的人既雇用我修墓，又雇用我更改墓志铭。既然我是被雇用的，有利可图，所以才做。因此，我要活命，就只能从雇用我的人身上着手。那么，谁雇用我，我才可以保命？此其一。其二，如果是自己的，我为什么要给自己修，修了我干嘛要自己更改墓志铭？有自己给自己修墓的吗？没有。因此，就应该是我雇人给我修了墓，并且雇人修改墓志铭。既然这样，说明作为雇主，我是一个垂暮将死的人。可是，我雇人替我修改墓志铭是什么原因？这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我是怎么样一个雇主，可以让我活命？”
“假如我是雇主，那么，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可能自救。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草根，无论如何磨破嘴皮，也无力改变我无权无势的草根身份。自古以来，草根就是草菅人命的主体和对象。因此，否决这条。那么，我只能是受雇用的草根。自古以来，草根之所以有可能偶尔逃过草菅人命的遭遇，主要因为他的主子是有来头的。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因此，我必须想出一个他们不敢拿我的雇主。他们必须看在我雇主的份上，放我一马。”想到这里，他终于觉得空气不再那么窒息了，血管里的血液循环也通畅多了。
“那我应该把谁说成是我的雇主呢？”他对着墙壁发问，“执法人员。既然是执法人员让我干的，那么，这事执法人员自己受到牵连，当然不能对我怎样。”他正要高兴，但念头一转：“这不行。为了摆脱牵连，他会更早杀人灭口，以便绝除后患。而且，很明显的是，执法人员也处在权力金字塔的底端，并无力左右已经形成的局面。那么，执法人员的顶头上司如何？而且不是本镇的官僚。因为，我是一个和本地无太多关联的外地人。那么，我认识的是外地的官僚。但自古以来，天高皇帝远。因此，最好还是得想出一个对本镇有着强力影响的内部人物才行。”
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来，他对本镇的认知太有限了。就算对本镇有很多了解，但他也不可能深入认识他们内部的人事联系。了解内在关联的人，只能是内部里面人，一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何况他一个外镇人呢？
“因此，只能尽最大可能去想一个比小镇高些、但又不至于离得太远的强人。”在无依无助再次濒临绝境时，他心里面竟然神迹般地浮现出一个人，准确地讲，也只是一个略显虚无的人名，因为，他连这人的样子都记不起了。但他心情喷泉一样激动，“对了，关系！我的上帝啊！”而且，更平添一层说服力的是，关系是他以前的同班同学，也是忠义象征的关羽后人。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但毕竟是同学，而且，外镇人曾经还帮助过现在已经小有权力的关系，尽管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但毕竟也是帮助嘛。
“现在的问题是，关系为什么要安排他修墓并更改墓志铭？”他想。但很快想通了，“既然关系是位手握重权的官僚，他安排的事自然是大事，当然得不问任何原因地坚决执行。哪有下属做事，还要向上司讨个说法的呢？”
他情绪高涨，在房间里不停地踱着步，思维在某个尚未被科学掌握的动力系统推动下，飞快地运转。他有高血压，虽然不很严重，但也不能兴奋过度。他连忙对自己说：“平静，平静。”
打定主意，他把杯子里的饮料一口全喝了，叹道：“好在有关系！”他终于能够稍微放松了，举着空杯子来回端详着，叹道：“真是好饮料！”
外镇人被带走后，小镇人很清楚他的命运。一种情况是，大家“极其幸运地”、“不可思议地”又看到了他，但他要么成为疯疯癫癫的傻子，要么成为一个几乎是哑巴的沉默者。另一种情况是，再也见不到他。至于他去哪里了，当然是要么永远关在大牢，要么死了。之后的日子里，大家的确没有再看到他。
外镇人死了。
小镇官僚与上级很快展开所谓的“上下联动”（虽然这些人做事一向拖拖沓沓，经常不了了之，但在疏通人际关系上，却是雷厉风行、不怕周折、不惧艰险的），并且很快获悉，关系的确是外镇人的老同学。这个外镇人名叫孤立，一介布衣。他们想，既然是关系的老同学，不管是不是关系指使建墓的，当然只能放人。否则，怪罪下来，整个领导班子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执法人员到了禁闭室，依旧浑身蒙着，但这次又变了花样，是全身红，红头发，红眼镜，红口罩，红衣裤，红手套，红皮鞋，红公务包，估计连内裤也是红的。也许，这并不是变换花样，而是不同场合有严格对应的不同颜色的制服。也许，官方是想突出喜庆，但是，让人觉得红衣人完全是满身吸附了鲜血的怪物。他说：“孤立，你自由了，可以走了。我要善意地提醒你的是，出去后，务必加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这个叫孤立的外镇人获得大赦一般，连声对红衣人表示感谢。他忍不住想去握一下红怪人的手，但那人理也不理。他只好尴尬地缩回伸出去的手掌，跟着红怪人，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地走进一条封闭的走廊。他即将重新回到自由了——这平常看起来是多么平常的自由，现在显得多么来之不易啊。这时，一个电话把红怪人叫去了办公室。外镇人被丢在现场。他赶紧到处找出口，但找不到。即使刚才红衣人和他已经穿过的地方，他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缝隙。他焦躁地候着，忧虑重重，生怕事情又出现什么波折。不巧的是，这时他的头顶偏偏飘来一团像乌云一样的东西。他纳闷，这封闭的世界，哪来的这朵不祥之云！他用手去扫它，想把它挥散，但没有效果。他便移动了几米，想离它远一些，但它竟然缓缓地跟了过来。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它。
与此同时，红怪人正肃立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桌子前端坐着另一个全身蒙着的制服人，全身乌黑发亮，十足像一只大蚂蚁。如果再插两根触角，那就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其身影更是布满了房间的墙壁、桌面、地板。这个黑制服人的背后，赫然高悬着五个血红色的大字：“为人民服务”。这颜色和红怪人的颜色差不多一模一样。这个黑怪人是红怪人的顶头上级。他向红怪人传达了关系处决孤立的指示。
他口齿清朗、节奏分明地说：“根据关系大人的口谕，判处孤立死刑，且就地秘密执行，绝不允许走漏任何风声。”他传达指示的时候，和所有蒙着全身的公务人员一样，毫无嘴巴的张动和喉头的抖动。也许，他们并不是蒙着的，而是已经进化成那个模样了，进化到无头无脸无躯干无手脚的程度，当然也没有嘴和喉了。如果的确是这样，我们却还用尚未进化的人的目光来审视他们，那显得多么幼稚可笑。
红怪人雄赳赳地说：“听令！”他也同样没有嘴巴的张动和喉头的抖动。
这个上级说：“你可以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