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多多进了校门，景略才离开。瞥了眼左手腕上的表，时间尚早。他决定去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转一圈。
沿街石墙上攀着细叶榕，往上，树冠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上撑开来。房子排得紧密，树木夹缝生存。这样的结合，在他初次来到，就莫名想到上海。小马路、都市人。本地人说话语速极快，对外来者不友善。赶路人一脸漠然，本岛中心难得有绿化。如此这样，不晓得是要可怜这些树木还是可怜住在这城里的人。可又觉得，不全然像，或者，又全然不一样。这个时节，应该亦是悬铃木长得最好的时候。这里，见不到。
维园里，静得很，晨跑的人不时从身边擦过。天气真是好。夏末秋初，已过了最热的时候。多多就是在这样的月份里出生。当年陈竹吵着要到香港来生，家里的长辈都反对，后来还是拗不过孕妇。谁料其实是多了条退路。
本想找个凉亭歇一会儿，没想接了个和业务相关的冗长电话。刚挂，一旁的本地人便冲他笑。内地来旅游的？是个老人，谢顶，着红背心，运动短裤，下面是双运动球鞋。早年为生活忙碌，如今退休闲在家，方得了时间来晨练。哪里的人都一样。
他没有聊天的心境，只好敷衍点点头。那人又用夹生的普通话问，第几次来了？见他只是微笑，那人便说，我普通话说不好。
因沉默，亭子里静下来。有鸟叫。抬头看。见那鸟落在凉亭的吊挂楣子上。先是一只，后来两只，看不出什么是什么品种。外边一排木棉，花全掉光了，只留了叶子在，也极富观赏性。记得春天来的时候，木棉花盛放，红色里夹带着橙色，跌在地上全都是。傍晚带多多来玩，孩子把掉下来的木棉花捡起来，捧在手心里当成宝。
在上海，苏先生家院子里的那株白玉兰，叶子全都落光了，留下一树白，即便不站到阳台上，屋子里也会有香气飘进来。苏先生跟多多说，这树上的花他数过，一共有473朵。多多不相信。苏先生就逗他，个么，侬自家数数看呀。好一会儿，小孩子跑进来，扑到景略身上，爸爸，我的眼睛都数花掉了。
不远处有个背着双肩包的青年人，拿着一艘电动船放到偌大的水池里面，玩开了。几圈过后，坐在一旁的老人又开口道，一艘船要一千多块，只有内地来的旅游客才买。这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他听得。
他终于坐不住，朝那老人笑着点点头，算是告别，起身往外走。
景略找了家老字号茶楼吃早茶。走进去，人声鼎沸。本地人多，外来客也多，大家济济一堂。服务员都是当地人，穿了白色的衣服，扯着大剌剌的嗓门哇啦哇啦地讲广东话，见了上帝也不客气。态度像极了上海那种国营老饭店的中年人。一个人好办事，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要了两笼点心。
旁边坐着两个女孩子，手里捏着旅游攻略的册子，只听得一个跟另一个抱怨，还要拼桌子的啊、这店怎么那么旧之类的。另一个则是边听边应，嗯嗯。又过了一会儿，抱怨的女孩子举起手来招呼，先生、先生，一声高过一声。一个男人走过来，看看她。没水了。她朝他咧嘴笑笑，指指茶壶。你们台湾来的？不是，上海来的。同一张桌子对面，坐着好几个，亦是大学生模样，青春尚未溜走友情也要趁热打铁，结伴旅游到处晃晃。他们接口道，我们才是台湾来的呢。男孩子女孩子们互视哈哈大笑，算是认识了吧。男人轻哼了一记，表情却是有些松懈下来，以后没水就把茶壶上面盖子打开，我看到自然就会过来的，不用举手叫，知道吧。哦哦。女孩子吐吐舌头。倒好了水。她又急急地说了声谢谢。男人听到点点头，走开忙去了。
陈竹打来电话，问他回不回去吃夜饭。挂后，抱怨姑娘盯着他，呀，侬也是上海人啊。他微微朝她笑笑。眼睛瞥到另一个拉拉说话的那个的衣角，侬做啥啦。随便问问呀。两个人交头接耳几句话，又笑成一团。然后像没事人一样一边吃东西一边商量接下来的计划。地图摊在桌子上，路线已经选好。先去这里再去哪里，我还要买一只包包，我也要买一副太阳眼镜。还有记得要去帮谁谁谁带什么东西。20来岁的女孩子，结伴而行，有时候要好得胜过情侣。
待到走出茶楼，街边的店铺已全都开张了。即使不是旅游旺季，街上的人流还是多。不断有人提着大包小包从shopping mall里出来，白色的纸袋上，打着logo，一脸满足相。前阵子黄金大跌，不少内地客跑来买金，一根一根，一块一块。金店里的人的普通话可比餐厅里的好多了。可是，还是一脸的不屑样。
是他的心理作用吗。那些回忆在遇到相似的境况时，总是会一波波的浮现上来。
也是这样的天气，也是大白天。十八岁的他到上海念书，背着大书包还拖着行李箱，土得掉渣。在去学校报到的路上，他迷路了，只好在街边找了个人问路。那是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年人，手上还捏着一副大饼油条。中年阿叔不耐烦地伸手向某个方向指了指，甚至不愿多说一个字。
那是他第一次到异乡。此后，他便在这座城市安营扎寨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小姨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考上海的学校。他说不晓得。其实是晓得的。只是那晓得里理由太多太复杂，懒得汇成语言说出来。
祖父母还未过世时，家里每年会有上海的亲戚来走动。晚上，屋子里，母亲掏出一粒大白兔奶糖，要不要吃？他点头。只能吃一粒，多吃牙齿要蛀掉的。橘色的灯光下，母亲的那张脸映得亮堂堂的。包裹一个一个被打开，彩色塑料纸包装的糖果、各式炒货还有糕点。奶油的味道从喉咙口涌出来，布满整个味蕾，忍不住用舌头去舔牙齿。是那样的欲望。就好像很多年以后，陈竹看见那个蓝色的小盒子、莲生看见那架斯坦威钢琴。都是如此相似的脸孔，充满物欲却都生气勃勃。贪婪吗？也许。可要不是对这物质的痴迷与执着，世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母亲朝他望过来，景略你看，上海的东西就是好。你以后要不要去上海？要。要不要带妈一起去上海？要。
母亲来不及等到那一日。
那样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后来的好几年里，因语言的关系，不论是买东西还是吃饭，总觉得这城里的人对他另眼相待。即使是在自己的班上，日子也是难熬。一个二十几人的班，外乡人只有两个，剩下来的全是本地人。老师那里，那些年纪轻的还好，老一些的，上课讲着讲着，就说到上海话去了。好在，他的家乡话，在发音上和这城里的语言是一脉相承，不像另一个温州来的同学。可那温州人，生性乐观，很快同班里的本地同学打成一片。他缠着同寝室的学生教他上海话，说出来的又像是外国话，惹得大家捧腹。温州人也不恼，还是照旧学。相反，景略听得懂，却始终不开口说，纵使是下定了决心要留下来的。
周末，寝室里的本地生都回家，只剩下他与温州人。一次闲聊起来，温州人问他，我听你跟你家里人打电话，有两句和上海话很像，你干嘛不学，学起来肯定比我快。景略不语。过一会儿，赌气似地回了句，我干嘛要学。
那时，温州人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子，暗恋了一年，又追了一年。好不容易追到手，谈了没几个月，一次回来，温州人往床上一躺，骂了一句，就没声音了。等温州人晚些时候睡醒过来，就喊景略去喝酒。景略也不多话，跟了去。夏日的夜风里，有快要毕业的学生，在各处扯开嗓门唱歌，大笑的大哭的。分别时总是失控，太多压抑的感情要乘机释放出来。唯有在这一时刻，是被允许的。过期不候似的。
两人坐在学校后门的烧烤摊上，喝掉一打啤酒。大多是温州人的贡献。最后一口啤酒下肚，温州人几乎咬牙切齿。我今天去她家，她家的人都不喜欢我，嫌我不是本地人。温州人醉了，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都是关于女生家里的事。到最后，温州人把桌子上的瓶子往地上一撸，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脸，也不晓得是汗水还是别的什么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站起来，摇摇晃晃。景略只好扶住他，你喝醉了。我没有，温州人生气地大声抗议。我没有。他不甘心地重复一遍。也不晓得是在生气些什么。温州人睡过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再也没有提过这一茬。
这事情到底对少年轻狂的男学生没有多大影响。他们深谙忘记一段感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过了那个糟心的暑假，在返校的火车上，温州人就认识了一个和他同乡的女孩子，在他们学校念书，不同系而已。他们迅速好上且如胶似漆。温州人告诉景略，两个人原来是同一级的。奇怪，这三年来来回回多少次，我怎么就瞎了眼睛没看到她呢。因为你眼里装满了另一个人，没地方了。温州人嗤笑着摇摇头，兄弟，翻页了。
毕业的时候，温州人带着他的女朋友以及那蹩脚或再也不会用的上海话回了老家，说是要继承家族生意。景略则如打算的那样留在这座城里。再有联系，就是几年后，温州人来上海炒房的事情了。
苏先生前一天打电话跟景略说，火车是下午一点到。
细数一下，景略认识苏先生已有十多个年头，从来也没见过苏先生出过远门。平日里苏先生就靠一双脚和一辆脚踏车，兜兜转转在熟悉的一片区域里。有次，苏先生带多多出去玩，一老一少来回走。多多回家，脚上起了水泡。陈竹看到心痛不已，暗暗恨苏先生小气过头，老头子徒有那么大的房子，节约得要命。她在背地里帮苏先生起了绰号——11路。多多学去后，童言无忌，当面就叫出来，11路爷爷。苏先生听了倒也不生气，摸摸多多的脑袋，小鬼头。
这一次苏先生破天荒到香港来，是参加老母亲的葬礼。
苏先生打死也不坐飞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怕死。飞机的坠机比例其实很小。可苏先生却不乐意。情愿坐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我在车上吃个夜饭，睡一懒觉。醒过来，再吃个饭看看报纸就可以到了。苏先生把行程安排地很是妥当。
人流一下子从出站口涌出来。景略努力辨别苏先生，远远看见苏先生拖着行李箱跟在在人群里默默地走。
苏先生听到景略喊他，看过来，眼神里竟有些手足无措的意思，像个小孩子。初到陌生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吧。嗳，好久不出来，哪里都不认得了。嗯，之前也没有来过呢。是呀，我不想要他们来接我，所以只好麻烦你了。这是什么话。等你事情办好了，我带你到处逛逛。苏先生咧开嘴笑。
他把事先买好的八达通卡递给苏先生，带他去坐地铁。地铁卡吗？是。和上海的交通卡差不多嘛。对，用起来一样。我住的地方地段怎么样？交通很方便，所以不用打车了。听说跑马地那里有很多坟场呀。嗯，坟墩头很多。等我一下。怎么了？烟没了，要去店里买一包。钱有吗？出来的时候去银行换过了。苏先生接过烟，拿了零钱，还跟7-11的店员说了声多谢。会说广东话？很吃惊是吧。讲起来，我姆妈家里是广东人。后来才跟爹爹到的上海。小辰光，姆妈就跟我讲广东话，所以才记得牢。原来如此。好多年没有说了，自己也很吃惊还会讲。那么久，连姆妈的脸都要忘记长什么样子了。
屋子里太暗，母亲的脸，在橘色的光下，一闪一闪，最后竟是和小姨的叠在一道。屋子里都是血，还有娃娃的哭声。来，和妈说再见。父亲的声音传过来。
他六岁那年，母亲死于难产。乡下外婆家托人把小姨送来，说是不放心他还有刚出生的妹妹。双十的小姨，还是个乡下丫头的模样。父亲负了手站在那里，家里总要有个女人来照顾。小姨就此留了下来。小小的妹妹不久也死去了。小姨心有愧疚，对他格外好。不久后，好像是因为父亲工作变动的关系，他家也从小镇上换去市里，变成了城里人。又过了两年，家里添了一个小弟弟。
小姨年岁渐长，和母亲越发相似。家里母亲的照片找不着，他只好盯着小姨的脸看。小姨被他看得心里发虚，看什么呀。没什么，就看看。小姨待他自是没话说，从来不打他也不曾说过句重话。只是他还是想他自己的母亲，想帮她去大上海看看。于是他十八岁就考去了上海，再也没有回去过。小姨在背后讲他，心真硬，到底不是亲生的。这话，被老家来探亲的亲戚传过来。他听过算数。
苏先生递过来一张旧照片。皱巴巴的，有撕过的痕迹。照片上的大家长穿着厚袍子坐在当中，成年的后辈穿了西服站在一边，还有两三个半大小孩。他用力戳戳那相片，我母亲。高颧骨的女人穿着旗袍，外边套了裘皮大衣，即使这样，还是显得瘦。我简直不能够想象她老去的样子。
这上面的九个人，除了我，统统都死掉了。苏先生闭了闭眼睛，景略，你晓得我为什么不坐飞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