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一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孙叔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扬扬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飘飘然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气冲天地吩咐几个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现成的马屁哪有不会拍的道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几天古书，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来了“帝”字，合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关公战秦琼）。跟着皇帝的还有一大堆讲究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儿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皇帝的名号虽然打出来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严却不是一天可以确立的。后世所谓的君主专有的称谓，像“君”“朕”“万岁”等等，在汉朝还是大家胡称乱叫。郡太守关起门来自称“君”，将自家的衙门说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司空见惯。顾炎武曾提到，“汉时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丹阳太守郭雯碑，君之弟薨，归葬旧陵。东观汉纪云，岁旦，郡门下掾奉觞上寿，吏皆称万岁。’（《日知录》卷二四）显然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妥，不然就不会刻在石头碑上，否则岂不是“石”证如山，明摆着让人抓小辫子吗？
时代虽然进入了汉朝，但毕竟分封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郡太守虽然不过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但人们依然习惯于把这些在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当成诸侯来看。加上郡里的属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郡县里的曹掾们对于他们的长官确实有君臣之义。当国家真正的君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发生矛盾时，他们向着谁还真难说。像东汉末年那样只把太守当回事，甚至为之死节，而将皇帝置之度外的情况，也许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苏洵曾经说过：“古者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倍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者，其辟署之权，盖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苏洵《嘉祜集》，卷九，《上仁宗皇帝书》）看来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说这话时，太守们早已风光不再了，人们说话也再不敢口没遮拦。
帝王之尊，其实是渐积而成的，制度的日益致密，越来越强调“强干弱枝”，地方的权力不仅日见其小，而且受到种种限制：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前者地位日见其隆，后者日见其卑。阳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的历代帝王们，更趋向于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与臣子们保持距离。当然臣子们也很凑趣，除了几个异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窝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读书人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喊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时候，大家说话就必须小心翼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