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分析作出初步诊断后，我对解决邵建华的问题制定了咨询计划。一个星期后，我开始了对他的治疗性咨询。
第三次咨询开始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这时，天气已经进入深秋季节，咨询室外面那棵龙爪槐的树叶基本落光了，秃秃的树枝在瑟瑟的寒风中摇曳着，仿佛在与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
随着一阵冷风，工作人员陪着邵建华走进入咨询室。
我为他倒上一杯开水，请他坐到沙发上。
今天他换了一条灰色的外裤，但是上衣没有换，仍然是那件灰色的夹克衫，衬衣换成蓝色的，外面罩了一件黑色的、式样已过时的中长风衣，脚上的皮鞋依然蒙着灰尘。头发有些蓬乱，白眼球发红，可以隐约看到上面的血丝。
我知道，这是因为经过两次交流，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加重了痛苦感，从他的眼神中能够感受到茫然、无助、绝望的神情。从心理咨询的专业角度看，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对一个心理障碍的患者来说，痛苦感的加重有可能会增强求助的愿望，其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怎么样？这一周感觉如何啊！”我问道。
他微微低下头：“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
他的话证明了我的判断。
接下来我先给他解释了心理测量的报告，然后介绍了我对他症状的诊断。继而根据从他那里收集来的信息，我把对他现在这种症状形成的原因以及发展过程的分析讲给他听。
我一边讲解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开始的时候他依然微微垂着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抬眼看看我。后来逐渐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好几次可以与我对视十秒钟左右，有时还插话对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提出问题。
至此，我感觉我们之间可以说初步建立起了咨询关系。
我问他：“今后你是否愿意继续我们的咨询？”
“愿意。”几乎没有犹豫，他回答说。
于是，我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心理咨询协议书》请他阅读，并告诉他，如果对协议的内容没有异议，我们双方签字生效。
他埋头阅读了几分钟，然后接过我递给他的笔在两份协议书上签了字。
然后，我将已经拟定好的治疗性咨询方案拿出来与他讨论。
对方案他没有提出意见，只是建议能否在时间上紧凑一些，都是每星期咨询两次。我又从心理学意义上给他解释了为什么这样设置的原因。最后，我对他说：“鉴于你现在状况，为了尽快降低你的抑郁和焦虑程度，单纯的心理咨询不够，你应该到医院的心理门诊接受药物治疗，我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
我之所以这样认定，也是第一阶段的咨询目标——减弱、消除邵建华的自杀需求。从神经学角度上看，人体内影响情绪的是神经系统中分泌出的一种叫做5—羟色胺的物质，多数抑郁症患者5—羟色胺分泌量少于正常人。所以用药物干预，刺激神经系统中5—羟色胺的分泌也是改变人情绪状态较为有效的办法。因此，在遇到这样的来访者时，我总是介绍他们到医院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治疗。这样做还可以从医院那里求证我对来访者的诊断是否准确，同时对有些来访者也可以进行必要的病理检查。
我在确定邵建华咨询方案时曾认真分析过，造成他今天这种状态的原因虽然有四个方面，但是主要原因是由于幼年时期不利的生长环境使他对自己形成了不正确的认知；随着环境的改变，作出了主客观不相符的类比和选择，导致了抑郁情绪的产生；同时在外界条件以及生活事件的刺激下，抑郁情绪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抑郁症。解决他的问题，应该把切入点集中在引导他改变自我认知、消除自卑、增强自信心方面。当然，单纯用一种手段和技术难以奏效，必须要整合起认知、行为、精神分析以及药物干预等咨询技能和手段共同使用，才有可能逐渐改变他的状态。当然，我也非常明确，咨询方案的实施，必须在排除了器质性病变的基础上进行。
在我的建议下，邵建华来到医院的心理门诊，请心理医生做了诊断——抑郁症。医生建议一面用药改善情绪状态，一面坚持心理治疗。服用“百优解”和适量的“罗拉”。邵建华认为医院的心理门诊是开放式的，内心有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决定在医院用药，仍然在我这里进行心理咨询。
在第一阶段剩余的两次咨询中，主要是调整邵建华的自我认知角度。咨询开始后，邵建华感觉很痛苦，甚至提出等自己的抑郁症治疗好了再去上课。对此，我的建议是不可以，告诉他用药后情绪方面可能会出现好转，希望他一面坚持做心理咨询，一面坚持上课，并强调：坚持上课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邵建华用药一周后，抑郁情绪状态开始改善，兴奋度也有所提高，深度睡眠时间有所增多。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对其改变认知的训练：一方面在每次咨询后都要请他完成作业，即把每次咨询的过程尽可能的回忆并用日记的形式写下来，包括自己的感受、收获以及有哪些不认同的或不清楚的观点，在下一次咨询时带给我看，我们一起讨论。另一方面，从让他正确认识自我入手，增强自信心，减少自卑情绪的影响。同时，要求他从改变生活习惯入手，每天早晨必须坚持半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注意自己的衣着，尽可能穿明快色彩的衣服，并按时换洗。条件允许时每天坚持晒太阳半小时。这些对抑郁情绪的改善都是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