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我除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功课上，还得花不少时间做社会工作。我在大学的第二学期，当选为团支部委员，分工做宣教工作。其实我并不情愿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怕耽误功课。但在那个时代，学生重学习，学习好就威信高，我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提名。我不能辜负同学们的信任，但宣教委员的事情可真多。因为那是个思潮涌动、舆论活跃的年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大跃进”首要的是思想跃进，而思想跃进靠宣传，靠鼓动。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连墨守成规、保守的人的思想也是激进的。在那样的形势下，班级办壁报、黑板报，为学校广播站组稿，为校刊约稿等活动，一个接着一个，都得利用课余时间去做。而在那个年代，谁都有激情，好组稿，稿源多；谁都善于发挥，因为国家天天都有“奇迹”发生，天天都有新鲜喜事。中国人前进的豪迈步伐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并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我们班办壁报，写广播稿等，也得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我自己写的稿子也不能例外。记得有一次我为班级壁报写了一篇发刊词，既不离开报纸上的基调，又发挥适度，让人觉得不是乱吹；文字优美，语调铿锵，寓意深刻，我班同学连连叫好。不少别的班的同学站在壁报前抄录这个发刊词，有一位同学说道：“这发刊词是谁写的，真棒！”
那时我们农学专业的10个班有一个党支部。以年级党支部的名义办壁报的时候，党支部宣教委员召集10个班的团支部宣教委员一起开会组稿，而审稿和修改稿子等事情，往往都落在我的头上，我不敢推辞。那个年代，让你去干，是党对你的信任。
2.逃不脱汹涌的旋涡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满腔热情，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想这四年，要学几十门功课，每门课都会学到很多知识，到我大学毕业时，虽不敢说是“才高八斗”，总也“学富五车”了吧。所以我全神贯注，一心一意，打算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好好工作，作出成绩来，报答国家培养的恩情。可我在大学四年，到毕业前回顾一下，真正坐下来念书的时间不到三年。头一年还算是较稳定地念了书；之后，政治风云变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1957年“反右”斗争，再是1958年“大跃进”，然后是1959年迁校、下放劳动等。
我在大学里经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斗争。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正沉醉于功课的学习，星期天上午仍早早去图书馆学习，但在午饭前总到自修室隔壁的报刊阅览室浏览报纸。约在4月份，从报纸上我知道“整风”运动开始了，号召全国人民要帮助党整好风，要“大鸣大放”，要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不久，确实形成了“大鸣大放”的气氛，报纸上登出了各种言论。我认为，“鸣放”是人家的事，我念书还忙不过来呢。可后来，是五六月份吧，听说（我当时没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运动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这一转变，像我这样一心求学、置身于运动之外的学生们也都被卷入了。因为在学生中也要组织学习，开会讨论，后来还停课参加运动。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班里竟然也出了个右派，而且给他戴的帽子是极右。我由震惊转为害怕。难道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右派分子就在我们身边，天天在一起上课、吃饭。这时候，我们的年级党支部可大大发挥作用了。党支部号召同学们揭发这个右派分子的种种言论和反党事实，并组织批判。后来，越批判越升级，这人竟成了全校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学校决定要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进行批判。
他既然是出在我们班上的大右派，那么，在全校大会上一定得有我们班上的批判发言，我们班上有3名党员，批判发言本应是他们要带头，但他们推诿说党员不宜直接出面，而应体现群众的自觉批判，这就需要有一篇在全校大会批判时的发言稿。我是班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因为平时经常要写稿子，我就拉了两位文笔好的同学，组成三人写作小组，什么稿件都由三人中一人先起草，然后三人讨论修改，最后定稿。班上谁都知道我们这个三人小组。为了这个大会发言稿，班干部和党员们一起开会时，他们先把这个三人小组表扬了半天，然后顺理成章地把任务落实到我们头上，我在会上当然不敢推诿。接下任务之后，我们三人一连讨论了几天，最后决定由他俩继续收集批判材料，由我主笔，写出初稿再讨论。当我把三人讨论过的稿子交到班干部会上，研究通过之后，大会发言的事又被推落到我的头上。
在那天下午开全校批判大会时，我班的这个大右派是第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我是第一个大会发言者。恰在我上台发言之前，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我在向台上走的时候，即兴酝酿，在发言稿前加上几句：“右派分子们丧心病狂地向党进攻，犹如这急风暴雨，是何等的猖狂，实在是迅雷不及掩耳！”即兴发挥的这几句台词，激起了台下的一片啧叹。那时的我，十分单纯，甚至有些孩子气，并没有意识到上台发言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只为我这一年级的学生就崭露头角，能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又即兴发挥，赢得台下一片啧叹而自鸣得意。开场白成功之后，我就一流淌水，以高亢的语调念完了稿子，喜不自禁地从讲台上下来，三人小组中我那两位朋友也从会场上出来了。我们三人忙活了多天，这时雨过天晴，心情开朗，如释重负。我们三人中，一个是全校有名的大个子，校篮球队队员，绰号“大王”；一个是外号叫“小陆子”，是我班个子最小又爱说爱笑的女同学。闲暇时，我们三人总是玩笑不断。我们说笑着，不觉信步来到学校农场，恰逢农场卖桃子。小陆子毕竟是城里人，经济条件好些，出手也大方，她买了6个桃子，我们每人两个。呵，我上大学以后，从没有买过水果吃，又是第一次吃这么又大又鲜的桃子，高兴极了。待我们从农场转回来，也不知批判会散了没有，我们悄悄地钻进图书馆，无人知晓。
不久，放暑假了，同学们各自回家。等暑假回来，我们开始上课，对“反右”的事淡了下来，我对这事也失去了关注，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算过去了。至于以后还有什么补划右派的事，似乎并不知道。再以后，别的运动又接踵而来，对“反右”的事更为淡忘了。
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离“反右”斗争20余年之后，我工作单位的一位上司，心血来潮般地问了我一句话：
“你在57年反右斗争中说过什么错话吗？”
“没有啊，我那时忙着念书，没说过什么话。”我说。
“那你为什么被划为‘中右’？”
“这不可能啊！我不仅没说过什么错话，还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批判右派呢！你怎么知道我被划为‘中右’？”
“学校在清理档案，把关于‘反右’的档案都销毁了。”
我为这次谈话所震痛。思来想去，夜不能寐，很是后怕。我怎么就被划为“中右”呢？中右再往前滑一步不就是右派了吗？难道我被“发配”到大西北也与这“中右”头衔相关联吗？难道是这“中右”的头衔20余年来一直像无形的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我吗？我实在未曾想到，20余年来我不明不白地做了那种“内部控制，限制使用”的对象！现在，关于我中右的档案是销毁了，但是它能同时销毁刺在我心上的伤痕吗？
我想不通当时为什么会被划为“中右”，是大会发言后离开会场到农场去吃桃子的事让人知道了吗？不会，如果人家知道这事，那就会上升为原则问题，说你对反右不当一回事，临阵中途脱逃，甚至是变相地包庇右派。这就不是中右而是右派了。只有一种解释：那时我只顾埋头功课，被认为是不问政治，只专不红，虽无右派言论，也给你扣上中右帽子。
中右帽子虽会无形地、令你并不知晓地束缚着你，但这比右派或极右的帽子松软多了。我那个右派同学不是在受到大会批判之后接着就到农场劳动改造了吗？全国千千万万的右派分子们不是都监管的监管，劳改的劳改，入狱的入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甚者惨死于劳改场所或狱中吗？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我有幸迈过人生旅途中这条泥淖之路，回头看虽有些后怕，但庆幸不曾陷落，并为能继续向前走而感到慰藉。
3.我所亲历的放稻麦“高产卫星”
1957年的“反右”斗争之后，是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高飘扬”。我家的遭遇，以及自己亲身的经历最能说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吧。
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亲身参加的第一项是放水稻“高产卫星”。指令是学校下达的，出面组织我们学生到运动第一线的是当时在农学院享有盛名的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兼实验农场副场长余副教授。余教授在组织“跃进”的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笑意，总是面色阴郁，沉闷不语。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委。
原来，毛主席在康生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山东农业科学院的棉花田，该院陈院长是全国著名的棉花专家，但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山东农科院并没有放出任何高产卫星。毛主席意味深长地问这位专家院长：“你是洋专家，你说洋专家行还是土专家行？”院长立即答道：“土专家行。”毛主席视察山东农农科院以及与陈院长的上述谈话，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头版头条、套红大字登了出来。毛主席在棉花田里是直接将了陈院长的军，但报纸上登出来就意味着将了全国洋专家们的军。山东农学院与农科院相毗连，两单位的实验田也是相连的，农学院当然也坐不住了。于是院党委书记召集各单位书记、主任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无异于向下施压。各系、各单位也召开会议，层层施压。于是便有余副教授带领我们这些毛学生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壮举”。
那时，山东农学院在济南市远郊的历城县有一片水稻田，水稻正处在扬花时期。水稻从扬花期到成熟期只需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放水稻高产卫星可能是最快的了。
这场战斗场面壮阔，方法简单。现在看来是相当愚蠢可笑的：在一大片水稻田中间选土质肥沃的一块，一亩多的面积，名曰“卫星田”，先把这块田的水稻一丛丛地拔起来，密集在田的最中央部分；然后把相临田块的稻子也拔起来，向“卫星田”集中，密密地挤在一起。在“卫星田”把稻秧密集排紧的活儿是由年轻老师带领高年级同学担当的。我们低年级的学生负责把临田的稻秧拔起，装在小船上。因为稻田放了较深的水，小船可在稻田间越过田埂推拉着运行。我当时只觉得很有趣，也很有干劲。我们十几条小船由近而远，把“卫星田”周围的几十块田的稻秧全都运了过来。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建成了一块“高产卫星田”。这块田用了几十亩正在扬花吐蕊的稻秧，挤紧得风透不进，水泼不进，方方正正，四周边拦了绳子。至于周围几十亩田都变成了空地，为了“放卫星”都在所不惜。不过我当时曾有一个联想：报纸上曾登过河南省亩产5000斤的小麦“高产卫星”，并有照片显示“卫星田”的麦穗硕大，子粒饱满，齐刷刷地长在一起。密集而整齐的麦穗上面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面带笑容，天真可爱。我们也建成了水稻“高产卫星田”，为什么不找一个可爱的小孩子站在上面拍照片呢？余教授是不是太疏忽，忙得忘了这一点呢？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心里想的事没敢向人提起。其实，我当时还留心仔细端详了一番新建成的“卫星田”，如果真的找一个小孩往上面站，在细软的稻秧上是站不住的，一定会把小孩子塌进去。由此我又联想到河南省站在小麦“卫星田”上的小孩子，脚下一定是搭了支架，只是支架搭得巧妙，让人看不出来罢了。
建水稻高产“卫星田”时，余教授还未曾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大名之于我们，已如雷贯耳。那时他年纪并不大，却是作物栽培学科的权威。科学栽培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是他的本行。他当然知道，栽种水稻插秧时，秧苗才五六片叶，这么小的秧苗插到地里也还要经过5~6天的缓秧期才能恢复生长；现在水稻已经扬花吐蕊，正是需要水肥、需要稳定生长环境的阶段，而将之拔起，断了根部，破坏了稳定的生长环境，虽不会死亡，但子粒灌浆成熟将大受影响。况且如此紧密地挤在一起，不通风，不透光，其结果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所以带领我们这样做，内心实有难言之苦，这可能是他面色阴郁、沉闷少语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