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镇定之后，她回家问父母（实际上是养父、母）是否有这等事瞒着她。父母真诚地告诉她，因母亲不生育，不懂科学，受一贯道的蒙骗，入过一贯道，是一般道徒。她父母是憨厚、耿直的老实人，她相信他们绝不会骗她。还有快一个月就要高考了，她放弃了功课复习，决定自己去调查，要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她四处奔波，天天调查，所有老乡说的都与父母说的一样。她据此向学校申辩，但仍遭蔑视。她最后明白：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想诬蔑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尽管在高考前一刻光阴值千金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她没有复习功课，但她相信自己不会在高考中落第。可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竟是全自治区高考的状元！
你考得再好也无缘清华北大，因为你“家庭出身有问题”。她本来连念大学的念头都没了，认为哪所大学都不会要她，打定主意去偏远荒凉的固原山区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师。
天无绝人之路，宁夏师范学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录取了她。开学的那一天，物理系的主任好奇他收的这位全区高考女状元，带着几位老师要看看她是什么模样。“你就是***啊？”她正在窗台上擦玻璃，只腼腆一笑，算是谢谢老师们的关照了。
入学一年之后，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对这位埋头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关注。她知道了这位优秀生“落坡”的原因后，又问了她几个问题，萌生了要亲自弄清她的身世的念头。事情其实极其简单。她通过组织的调查，没出两个月就得到确凿答复：中学的那位班主任只去派出所查了一下档案，把别人家的问题张冠李戴到她家了。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捉弄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随便便的，连个“对不起”也不需说，甚至还需被捉弄者道一声谢。是啊，她真的感谢系党支部书记和系主任的善意关照，清洗了她的不白之冤。当然，历史永远是前进的，回头路是没有的。清华北大早已与她无缘。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平心静气地在宁大生活和学习。家虽在银川市，周末同学们回家了，外出了，她却常常独自在教室里学习。
真金放在哪里都不会生锈且是永远发光的。她的学习成绩，她的优秀品质，她的处事为人，尤其她的乐善好施，等等，使她赢得了同学，赢得了老师，她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成为全校的名人。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学物理专业的被分配到宁夏最高领导机关最核心的部门工作，是学校和工作部门对她品行和能力的肯定。
自从她在主席台上讲话、我在会场聆听的“见面”之后，很久没有见面了。再见到她时，如火如荼、横扫全国的“文革”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多的几次接触，就已心心相印，相互默许。这大半是因为我俩都出生于布衣之家，早早品味了生活的艰辛，故而相互怜悯。她历尽坎坷，不屈抗争，对人却柔情似水，让我这飘落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粒孤零零的种子，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
我们是1968年1月20日结婚的。我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礼品的东西送给她。我们居住在坐南面北终年不见阳光的土房里，连着土炕的土炉子取暖兼做饭。我们在这里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在“文革”的急风暴雨中仍镇定自若；我们计划生儿育女，让爱情开花结果。
但是，“文革”的乌云仍在翻卷，社会动荡毁灭了所有人的美好向往。1968年秋，我俩双双被下放到干校，我是区干校四营，劳动地点在罗家庄；她属区直机关的干校一营，劳动地点在距市中心35华里的贺兰山脚下。下放干校不仅驱走了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也再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下放干校的时候，她已怀孕。那个年代，如果你希望得到照顾，说好听了那是娇气；说不好听了，就是怕劳动、怕吃苦的资产阶级思想。到了秋末冬初，在西北风呼号肆虐的季节里，她挺着大肚子，还要天天顶风沙冒严寒在农田里劳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也只能一个人留在干校，因为她爬不上拉送干校学员回城的大卡车。幸好炊事班还留了一名炊事员，能吃上饭。
在她的假期里，我去看望她。干校一营那里不通公共汽车。我骑自行车清早出发，到她那里已是中午。全干校学员只剩她一个人，炊事员不做饭，我们从食堂里买了几个冷馒头，就着咸菜吃。有我陪着吃饭，她觉得很满足，很香甜。吃完了饭，我仔细端详她这住处：三间连栋的砖房，潮湿的土地板；一溜靠着北墙用土坯垒成的土炕，铺着麦草；回家的人们都把铺盖卷到了墙边上，孤零零地衬托出仍展在一溜草垫子上的她的被褥。屋子里又空又冷，沙尘随着风吹窗缝的咝咝声挤扬了进来，两扇关着的大门被风沙鼓动着，发出阵阵响声；房子没有天花板，从房梁、檩子和苇帘子柴上吊下来的长长的蜘蛛网毫无方向地飘摆着，展现出人间的寂寞和冷清；斑驳发黄的一溜石灰北墙，衬托着她木然的面庞上所透出来的悲怆。
初冬昼短，5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我必须在黄昏之前离开她，在晚7点全体学员晚点名之前到达我所在的干校四营。离别的痛楚是难以言状的。说了几次道别的话，她泪流满面的忧伤使我不忍离去。但我必须离去，只能把她留在这孤零零坐落在荒野上的空冷的大房子里独自过夜。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开了，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还不时回头地前行，她也迈着艰难缓慢的脚步跟随。我已看不清她脸上的泪水，或许她已流干了泪，或许这泪水被扑面的风沙迅即吹干了。但我感到自己的泪水，一个刚强男子汉的泪水。当我泪眼朦胧地最后一次回望以沙漠为衬、以孤零零的大房子为背景的她的孤影时，这幅昏黄暮色中可以命名为“荒漠孤影”的写照深刻地烙进了我的心田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那样清晰，那样让人伤感！
我这弯子绕到这里，该回到正题，说说“文革”的余毒是怎样的残害人了。
她在干校的境遇引起了干校学员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那里管理干校学员的）的同情。在1968年年底，因为上级要从他们营抽人去专案组工作，军宣队推荐了她。这本来是照顾，谁曾想此事几乎葬送了她的一生。
派她参加的专案组，审查的是宁夏的第一号人物的历史和现行问题。这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她去专案组时，专案组已成立一年多，对这人物的“历史”部分已有多人在调查，她参与还未展开的“现行”部分的调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内查外调，她没有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只定了“犯有路线错误”的结论。之后，领导认为她能力强，记忆力又好，非要留她任专案组的内勤，掌管专案组的所有资料。
在专案组的多次讨论中，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历史部分定为“叛徒”，只她一人认为证据不够确凿，先挂起来。约在1970年末，专案组曾把案情直接向自治区党委汇报过两次，均无定论。区党委就派了一名常委直接参与此案。常委率专案组对历史部分再行调查，因为曾证明此人变节行为的两人翻供，就把专案组原倾向定叛徒的结论彻底翻掉。
“文革”中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上面的一则“游戏”，就能把底下的人们愚弄得六神无主，行为反常。推翻叛徒结论时，正遇上了林彪一伙在1974年掀起的旨在反对周总理的“反右倾翻案风”。这风吹下来，不明真相的专案组的主要领导即以“右倾翻案”为名给领导专案的常委贴出大字报。而当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刮过之后，区党委派出工作组来清查专案组，给专案组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批判斗争，逼专案组成员交代反党罪行。
她本来认为定叛徒的证据不确凿，只是人微言轻，正确的意见不被理睬，但此时的区党委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让她与专案组其他成员一起挨整，一起按“反革命分子”被批判。这时又恰是其弟以“现行反革命罪”劳改之时，老父亲又冤又病，可想她承受何等巨大的精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