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派人押着颜杲卿、颜季明父子和袁履谦等到达洛阳安禄山处，怒目而瞪，挺立不言。安禄山对颜杲卿说：“见了寡人，为何不跪？”颜杲卿高声答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和我同列称臣，岂有跪拜之礼。”安禄山的左右一起叫嚷，要上前痛打颜杲卿。安禄山摆手制止，又对颜杲卿说：“你本是范阳户曹，在寡人部下为小吏，是寡人看你勤谨，上奏李隆基以你为判官，自此才不过数年升你为太守。没有寡人哪得你有今日，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反寡人！”颜杲卿圆睁双目大骂道：“你本是营州胡人牧羊奴，唐天子擢你为三道节度使，恩宠无比，就赏赐的财物而言，天下谁人能比，有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你却领兵反叛！天下人恨不得食你的肉，寝你的皮，你是天下人共同的敌人。我世代都为唐臣，禄位虽是因你所奏，实是大唐朝廷所封，我岂能与你同流合污，反叛于朝廷！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斩你的头，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怎么能叫反？我虽兵败被俘，这仅是你一时侥幸获胜。天下能臣名将胜过我颜杲卿的大有人在，必杀你的头以谢天下。你个乱臣贼子，尚敢口出狂言？何不快快杀我，不必多言！”安禄山大怒也骂道：“你死到临头，还敢如此狂悖！好，你要死，寡人就叫你死个痛快！”就下令拉出去。颜杲卿和其次子颜季明厉声大骂不止，安禄山大怒，令亲军用弯曲的铁长钩将他父子舌头钩出割去。二人舌头虽被割，仍用血口吐安禄山。尽管听不清话语，二人却仍是怒骂不止，终被叛军推搡着押出。安禄山又转问袁履谦：“你怎么说？”袁履谦笑了笑说：“忠臣为国死节，自古有之，哪个不名垂青史！谁能像你永世遭天下人唾骂，想想你枉为人一趟，却也可怜！”安禄山不等袁履谦把下面的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大喊：“拉出去，拉出去！”就让从人把颜杲卿、颜季明、袁履谦绑在中桥的桥柱上用刀从四肢割起，零刀乱剐。用这种办法被剐之人痛苦万分，但不会很快死去。颜杲卿父子、袁履谦厉声大骂，到死不绝。同天，被用刀剐的、用锯子锯的颜杲卿一家老少达三十多口，实在是惨不忍睹。东京百姓感念颜、袁等人为国尽忠而死，自动组织起来，于夜间偷偷把他们埋葬。百姓们心知洛阳城中有安禄山的重兵把守，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常突袭出城抢掠的散兵游勇，或于林边要道劫杀过往的小股叛军。
常山的噩耗传到平原，铁骨铮铮的颜真卿悲痛欲绝。悲痛之余他挥毫疾书，血泪、笔墨交融写下了《祭侄稿》，沉痛追祭为国捐躯的长兄颜杲卿、侄儿颜季明等，怒斥祸国殃民的安禄山。他国恨家仇凝于笔端，字字血泪写成，这篇真、行、草三法兼备的文章，以其文、情、书法而成为传世珍宝，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第一草书”为王羲之的《兰亭序》）。
史思明、蔡希德各率五万大军攻下常山后，大肆掳掠一番。常山官库中的钱粮，安禄山都让他们送往范阳。凡士兵抢到的女子任他们所为，把青壮年男子都编入军中，然后合兵一处攻打不服从他们的河北各郡，对老幼不分男女任意残杀。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守知道，如抵抗必然兵败，兵败后自己所在郡的军民必被屠杀，所以史、蔡大军一到就开城投降，以图自保。这样，上述各郡就又归附了安、史叛军。
在颜真卿传檄河北诸郡结盟抵御安、史叛军时，饶阳、河间、景城三郡主动响应，而且他们结为犄角之势，互相救援。当史思明率大军到达饶阳城下，太守卢全诚紧闭四门，率军民上城拒守，史思明之军围了饶阳。河间司法李奂率七千人，景城长史李派他的儿子李祀率八千人去救援饶阳。但李奂、李本领一般，很快就被史思明打败，于是史思明和蔡希德集中兵力猛攻饶阳，李立节也率军前往助战。叛军用抛石机从四面发石，城中民房多被毁，军民死伤大半，城楼及城头护墙几乎全部打塌。卢全诚亲自守在城头，激励将士拼死坚守。史思明围饶阳二十九天，始终不能攻下。消息传入洛阳，安禄山急令田乾真率五万大军进攻潼关，想一举拿下潼关，继取长安。他认为，长安一旦被攻下，河北诸郡就无所作为了。
封常清、高仙芝自扼守潼关以来，深沟高垒。田乾真率军至关下，见潼关军坚守不出，望关兴叹再三，无可奈何，只好回军洛阳。但监军边令诚在唐玄宗身边多年，习惯于作威作福，常在封、高二人面前指手画脚，自以为他二人必俯手帖耳地听命于自己，偏偏二人对他的主张多不听从。倒也不是封、高二人有意识地闹别扭，只因为他们领军多年，对军中事务十分熟悉，而边令诚自小生长在禁宫，从未领过兵，更不要说亲临战阵了，所以他提出的一些主张，在封、高二人看来无可取之处，渐渐使边令诚怀恨在心。这次田乾真领兵来攻，边令诚极力主张出战，以便取得战绩，他便可邀功请赏。但封、高二人都以为叛军远来，兵势正盛，但粮草不济，利于速战，正希望官军出战。官军依潼关天险，正宜坚守，一是可避敌锋芒，二是叛军远来，粮草运输困难，时间一长，军中无粮自乱，到时潼关守军可视情而定。其时，为尽早平定河北，唐玄宗在李光弼原官爵的基础上，又加他为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李光弼和郭子仪分别上书说要双双出兵河北，先断叛军通道，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才可进收东京。潼关天险切不可有失，只宜坚守，不可出战。可见这些战将在据守潼关问题上所见相同。
边令诚见封常清、高仙芝不依从自己的主张，更加愤恨不已，就写信给杨国忠，说封、高二人如何如何咒骂相国，又如何畏敌如虎等等，要杨国忠在唐玄宗面前扳奏封、高二人。对这事封常清有所察觉，他就上书唐玄宗，详奏目前叛军和官军的形势，以及自己和高仙芝主张坚守潼关、拒不出战的理由，但杳无回音。封常清又第二次、第三次上书，仍如石沉大海。原来，杨国忠接到边令诚的信后，大恨封、高二人，对于封常清的三次上书，他都扣下并不上奏，唐玄宗自然也不知这事。封常清见自己三次上书都杳无音信，心知不妙，他就一骑马入京，要当廷面奏唐玄宗。他哪里知道，杨国忠已在唐玄宗面前诬奏说他不按圣意行事，失军丧地，且虚张贼势，动摇军心，应依律重处。唐玄宗偏听偏信，就下了一道敕书，令中使到潼关去宣旨。封常清刚到渭南就遇到了宣旨的朝使，令封常清接旨。朝使宣布了封常清的罪状后，又宣道：“敕削封常清一切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封常清无奈，只得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回到潼关，在高仙芝的帐下效力。但高仙芝念其和自己的情分，并不把封常清当罪臣看待，有事常和他商量。边令诚不达目的，怎能甘心？他又通过杨国忠上书说：“封常清自获罪以来，并无悔改之心，他不但口出怨言，且以贼势浩大、陛下难以取胜等言动摇军心。高仙芝本是高丽人，处此危难之机，他和朝廷离心离德。他自作主张放弃陕州几百里土地，又克扣军饷，私吞陛下对潼关军的恩赏，散漫军心，其败坏陛下平叛大计，以此资敌的狼子野心已显现。臣以为放这样两个人在天险要地军中，恐非朝廷之福。”
自“安史之乱”以来，唐玄宗又走到怀疑领军将领的另一个极端。他在边令诚的上书中已得知高仙芝有通敌嫌疑，今又看到了杨国忠的上奏，就龙颜大怒，立派中使送敕书给边令诚，要他在军中立斩封、高二人。边令诚接到敕书大喜，他先向封常清宣读敕命。封常清仰天长叹一声，他不顾边令诚的催促，草草写了一份遗表，托高仙芝转奏。表中说道：“杨国忠擅专朝政，百官拑口，他妄奏说：‘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此误陛下矣！安禄山贼军一路南下，形同破竹，其势已显。其所以不能逼长安，是因潼关固守之故。潼关一日固守，长安一日安；潼关一日不守，长安一日危。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信此贼，无忘臣言！”写完引颈就刑，边令诚令暴尸军中，不准任何人收葬。高仙芝见状，失声痛哭，却无力援救。边令诚又命令百余名刀斧手随自己到帅帐宣旨，等高仙芝刚一进帐，他就说：“陛下也有恩命于大夫。”高仙芝一听脸色大变，知道自己也不能免死，只得跪下接旨。边令诚狞笑一声说：“这是密敕，自己去看！”高仙芝双手接过敕书，见上说：“高仙芝不遵朝命，失军丧地，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罪不容诛，着边令诚于军中立斩。”高仙芝看罢怒不可遏，高声大叫：“我高仙芝从没有不遵朝命。若说我军败丧失陕州，我当领罪，死就死，我无话可说。如说我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是无故诬陷。今上有天，下有地，神明可鉴。陛下要以此杀我，这是天大的冤枉。”潼关将士见封常清慘遭杀害，已是各个气愤不平，私下悄悄议论：“这必是边令诚和杨国忠狼狈为奸所致。”现在又听说要杀高仙芝，将士更是义愤填膺，于是齐声高呼：“高将军并没有克扣我等军饷，冤枉，冤枉！”边令诚因有敕书在手，更觉气壮如牛，就大叫：“天子敕书在此，谁敢造次！”就急令刀斧手：“斩！”刀斧手中不乏听命于监军之人，就手起刀落，高仙芝已是人头落地。将士见状，放声大哭，可高仙芝已死，也无可奈何。边令诚下令：“各部回营，不得喧哗！”将士们悻悻而散。
边令诚杀了封、高二将，很快写好奏章，派人入朝禀报，因军中无统帅，自己就留在潼关。使者快马加鞭报入朝，唐玄宗闻报，心中不忍，却又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内心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郁闷。
第二天上朝，唐玄宗开言道：“封常清、高仙芝伏诛，潼关军中没有统帅，应由谁摄领其军？”杨国忠听说二将被杀，心中大喜，就急忙出班奏道：“潼关原守将李承光可当此重任！”唐玄宗准奏，就暂以李承光摄领潼关军。但唐玄宗日夜都想收复东京，他知道李承光并非能征善战之将，又让谁总领潼关各军东征呢？他百思不得其人。这一天，他忽然想起前不久才召见过的哥舒翰，心想：我怎么把此人忘了，他不但善于攻城野战，而且历来和安禄山、安思顺不和。却原来，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二月，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入朝，唐玄宗曾为他们调解，使他们结为兄弟，就令高力士在长安城东设宴招待他们。酒席间，高力士殷勤致意，频频劝酒。酒过三巡，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公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既然同族，怎么能不相亲善？”哥舒翰答道：“古人说，‘狐狸向着窟穴嗥叫是不祥的征兆’，因为这是它们忘本的原因。如今安兄既要和我相亲，舒翰敢不尽心！”安禄山大怒，认为哥舒翰是在挖苦自己是胡人，就骂哥舒翰说：“你这突厥种，怎敢如此待我！”哥舒翰正要回击，高力士赶紧以目示意制止他，哥舒翰就把话咽下，假装酒醉辞出，从这以后两人结怨更深。
前已提及，哥舒翰时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因得中风病，回京在家养病。唐玄宗想，何不利用他和安禄山不和的这种关系，也可借他朝中名将的威名。于是，唐玄宗召哥舒翰入朝，拜为兵马副元帅，调陇右、河西军和潼关驻军共八万人，让他率领大军前去讨伐安禄山。哥舒翰推辞说自己有病，不能领军，唐玄宗不准，他只得到任。唐玄宗又敕令天下各道军从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唐玄宗又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潼关军行军司马，以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令蕃将火拔归仁等各部落军齐聚潼关听凭哥舒翰指挥。潼关各军再加上封常清、高仙芝的旧部，号称二十万。哥舒翰虽为副元帅，可正在病中，不能执事，就将军政诸事交由田良丘主管。但田良丘不敢自专，就又让王思礼主管骑兵，让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这两个人又不和，常为争权互不相让。哥舒翰也可能是因病烦躁所致吧，他虽将军政交田良丘主管，但又常常发布十分严酷的治军命令，且不体恤将士。将士们私下都有怨言，毫无斗志。
不过，各军初集潼关，安禄山闻封常清、高仙芝被杀，心中暗喜，就派安庆绪领兵来攻。李承光率步兵、王思礼率骑兵出战，安庆绪不是他二人的对手，大败而逃。因哥舒翰严令守关，两人也不敢离关去追。王思礼回关后对哥舒翰说：“现在安禄山造反，以诛杨国忠为名，如果元帅留三万人守潼关，另率精锐部队进京，借清君侧除掉杨国忠，末将认为此为上策。西汉时，吴、楚等七国反，打出‘清君侧以诛晁错’的旗号，汉景帝杀了晁错，七国退兵。如今我们正可沿用西汉的办法，为国除奸，有何不可？”哥舒翰说：“不对，如按照你说的去做，不是安禄山造反，却是我哥舒翰造反了，此策断不可行。”但王思礼所说，又勾起了哥舒翰另一桩心事。就是此时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他和安禄山同宗。当初，安思顺知道安禄山谋反，他从灵武朔方军节度使卸任入朝时就把这事上奏了唐玄宗，唐玄宗不信。后来安禄山真的起兵反叛，唐玄宗因他事先上奏过此事，就不为此而株连他。哥舒翰既和他们有过节，就想乘机泄私愤，于是找人假借安禄山的名义给安思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要以安思顺为内应，在潼关内擒获哥舒翰，然后献关。哥舒翰谎称因捕获了下书人，而获得此信，他又列举了安思顺勾结安禄山的七项罪状，派人一并送入朝。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特殊时期，不由唐玄宗不信。于是他大怒，立即下诏将安思顺及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赐死，将他们的家属流放到岭南。安思顺是因依附杨国忠而得以入朝为户部尚书的，但唐玄宗将安氏弟兄二人赐死，杨国忠干着急却不能救。
安思顺死后，杨国忠暗查，知道是哥舒翰所设的毒计。自此，杨国忠大恨哥舒翰，总想伺机报复他。他又得知，王思礼劝哥舒翰领兵入朝除掉自己。他惟恐哥舒翰用王思礼计，领兵入朝。杨国忠思之再三，就上奏唐玄宗说要另招募一万人屯扎灞上，目的是防贼，其实是要防备哥舒翰。唐玄宗准奏，杨国忠就将招募的一万人交给自己的心腹杜乾运率领驻在灞上。对于杨国忠之谋，哥舒翰又怎能猜不透？他连忙上书，请求将屯扎在灞上之兵归自己节制。懵懵懂懂的唐玄宗不知就里，阅罢哥舒翰的上书，立下诏准奏。诏书一下，哥舒翰就召杜乾运到潼关商议军事。杜乾运一进入潼关。哥舒翰就下令将他斩首，然后上书朝廷说杜乾运不遵军令，按律已斩。唐玄宗对此也不深究，但杨国忠却心知肚明，知道哥舒翰有意给自己个下马威，因此对哥舒翰畏惧三分，却也由此和哥舒翰结怨更深。
李亨见唐玄宗处理朝政一再乖戾，国事一败如此，自己却无力谏止，忧心如焚，整日长吁短叹，借酒浇愁。张良娣先是听说明皇要御驾亲征，留太子监国，心中暗喜；继而，又听说杨氏兄妹谏阻，唐玄宗已罢亲征之议，对此暗自咬牙切齿。但她又怕自己和太子李亨的态度让杨国忠侦知，会由此再起祸端，只好收起自己的一番怨恨心肠，百般劝慰李亨慎言慎行，待机而动。李亨也点头称善。夫妻二人成天饮酒取乐，除晨省外，不离太子府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