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发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社会意义巨大。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始于事亲”。孝立，始有“亲疏之别”，家庭、家族中的人伦秩序才得以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国的“细胞”，家族治理补国家行政治理之不足。能齐家（包括家族）则能治国。齐家是孝道的一种，其精神意义延伸、扩大于社会，遂成为忠于君、仁于人，则所谓“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以于官”。孝不仅是齐家、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一，而且是为人的精神信仰、道德根本与行为规范。孔子指出：“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其为人也，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大孝德之本也”。仁义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其根本是孝道。以孝齐家，以孝治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一、孝道起源
孝，汉朝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善事父母曰孝。孝字结构，上为“老”字的省略，下为“子”，其义为儿子以老辈为上，顶礼爱戴，敬存膝下。有老有子，其别其敬，孝始生成。《尔雅·释亲》载：“父为考，母为妣。”殷商甲骨文中出现了“老”、“考”、“孝”三字。朱方圃《甲骨文字编》注云：“古老、考、孝本通，金文同。”求其本义而言，孝应是子与父之间关系表述字，甲骨文中“孝”的本义是“奉先（祖）思孝”。汉代以降，父生为老，死为考。天下社会人群，父与子的血缘最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即尊崇父亲。由此可知，孝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杂婚、群婚时代是理不清父子关系的。只有到了父系氏族时代，对偶婚家庭出现后，父子关系才会清楚明白。父辈和子辈的区分，是人伦中第一条大界线。孝的礼仪关系确定，血缘亲疏在人群中逐渐明白，父辈与子辈划分出来，子辈里兄弟姐妹关系也清楚了。孝亲关系的建立，固定了这种血缘关系，成为阻止人类幼年时代婚姻陋俗上血缘混乱的第一条大杠子，不致乱伦。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显现出它大有助于人类本身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于是，孝逐渐成为人们敬父崇祖的信仰与行为规范，成为大众认知共誉的美德。
孝，定出了父辈与子辈间的距离与关系，子辈间的距离与关系是“悌”。孝是“尊敬”、“善事”，悌是“关心”、“和顺”。人际关系是相互的，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对子女慈爱；弟（妹）对兄（姐）顺，兄（姐）对弟（妹）要睦。父慈子孝，兄睦弟顺，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人类道德的“发祥地”。
孝道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简而言之即“上古之世”。《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其文所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明尊亲爱子的心理与行为已经产生，只不过是“不独”，即不偏爱自私，这时已有家庭，私有财产也开始出现。
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传说时代，皇帝之前应是“太古之世”，“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黄帝、尧、舜、禹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有了家庭、父子、兄弟、夫妻之别。《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至五世孙尧都未有孝悌方面的文字。至尧主政时，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时期，孝成为了公众称誉的美德。尧70岁时，要四岳推荐接班人，四岳推荐虞舜，并且介绍其为人处事的德性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舜的父亲眼盲，母亲死得早，父亲偏爱其后母及后母之子，数次欲害死舜，但舜以忍耐和宽容，以孝和悌搞好家庭关系。“舜年二十以孝闻”，舜以孝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尧选定舜做接班人，为部落联盟的首长。
史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即天子位；尧死，“百姓愁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后来，舜死，禹“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禹死，启“三年之丧毕”，而后即天子位。
这个时代是氏族部落联盟时代，有了家庭、有了父子，有了母子、兄弟，有了社会中的上下级之别，也有了一定的私有财产。
舜的父亲、继母、弟象合谋，多次欲害死舜，父占舜的仓廪，弟象占尧赐给舜的房子和琴。这一家子，最初大悖于后世提倡的父慈子孝、兄睦弟顺的孝道。
尧舜禹时代的“以孝闻”举荐人才，“三年之丧”如悲父母的哀礼，说明中国的孝道产生于家庭私有制出现之初、国家形成之前。
随着家庭和私有制的发展，国家的出现及后世的行政管理，人心的教化，孝从信仰、道德、行为规范诸方面得到提升、加强、发展。夏代人尽孝，以勤劳尽心。商代人尽孝，与事神相联系，“奉先思孝”。在此历史基础上，周公以祖考配享上帝成天，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周朝时在家中“父至尊也”，在国家“天子至尊也”。如此的伦理之道、政治制度，是以孝为根本而建立和发展的。
二、孔子论孝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春秋末期，天下诸侯纷争，有关上古前代的诗书残缺。孔子潜心整理，教育弟子。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知道不同时代的礼如何省略与增益，因而主要是总结周礼。孔子总结前代的孝道，并作了不少的阐释与引申。
孔子曾回答多个弟子请教“孝”的问题，《论语》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孔子回答子游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其意是，不仅要赡养父母，更要尊敬父母，否则与饲养犬马宠物有何区别？
孔子回答子夏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孝乎？”意即是：家务杂事任其劳，好酒好肉先给父母吃，但是却摆着一张难看脸色，这难道是孝敬吗？孝敬，首先是由衷的尊敬。
孔子回答孟武伯说：“父母，惟其疾之忧。”当子女的要时时关心父母的健康，尤其是对父母的病痛要挂在心上，这就是孝。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家有年迈或健康不佳的父母，儿女不要远游久离别，即使万不得已，也要告诉父母去何方，几时归，并早早回家。
孔子回答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问题时说：“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明确回答“三年之丧”是为了报答子女身在襁褓时父母的三年哺育之恩。
孔子回答孟懿子如何尽孝的问题时说“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周代社会中的这一道法规范。
孔子论孝曾强调：“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于父母，首先要尊敬。父母有不妥当行事，要心平气和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父母不从时，子女要更加尊敬，细心做好各种事情，不要埋怨，以亲情感动，再加以规劝。这一点，孔子对《仪礼》中“父至尊也”的说法作了新释，还原其人性，认为孝敬父母并非愚孝，父母的不当处也可以规劝和建议。其第二段，观其是否是孝子。孝顺父母要有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志向；父母去世后，要谨守祖训，发扬传统。这样的人才是真孝子。
《论语·学而》载孔子说：“孝乎有孝，友于兄弟，施于政”；“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孝悌推及于社会人群，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仁心与义行。如何将此推及于国家社会秩序？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说得透彻，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各用其心，天下就大治而太平了。
孔子论孝，除了《论语》外，在《礼记》、《孝经》和他删订过的书中、弟子编的书中也都有些记载。
孔子所代表的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显学，其所言之孝道，并非只是学派之学问。先秦诸子对孝道均有一致的共识。
《孟子·梁惠王》载：“谨庠序之义，以之孝弟之义。”《墨子·兼爱》载：“居父母之丧曰孝。”《墨子经》上载：“孝，利亲也。”墨子指出当时天下大乱的原因：“臣子不孝君父，所以乱也”；“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为此他大声疾呼：“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大治。”
《庄子·外物》载：“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
《管子·牧民》载：“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
《吕氏春秋·孝行》载：“笃谨孝道。”
老子学说多论自然之道，偶及社会问题，认为天下乱是因为没有“无为而治”，人为逆行违背了天地人的自然法则。但他对当时社会乱象还是充满乐观精神：“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危难之时，方能显出忠臣、孝子，老子认为他们会收拾残局。
荀子主张人性恶，若想育人成才就要教。他说，加强孝慈孝育就可使人“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尊先祖而隆君师之礼”。
韩非子注重法、术、势，主张以法治和强权维持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他反对儒家只讲仁义感化，不重法律制裁。其学说“归本黄老”。不过，他并不反对家事的孝，国事的忠。在《韩非子·五蠧》篇中他指出“直于君而曲于父”。他嘲笑孔子为逃兵辩解：“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孝与忠，有时矛盾，孔子认为孝至上，可以容忍父亲犯法乱禁，儿子为养老父可以被原谅当逃兵。
由上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孝道都是遵从的。“其为人也，孝悌。”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已成为天下人的道德规范，其祭庙祀社和为亲尽哀的孝行已成为民风民俗。至于孝父与忠君发生矛盾时如何协调解决，当时并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说法。
三、以孝治国
孝始于事亲。舜孝父睦弟而齐家，显出非凡的德行与能力，被推荐继尧位，摄天下事。舜的经历，虽使其摄天下事，但还不足以完全以孝义治天下，与后来禹死启立的夏朝“家天下”时有较为显著的区别。
古代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是家的保护伞，家是国的基础，国、家一体。齐家的孝，被延伸、扩大后就十分顺理成章地成为治理国家社会的仁、义、忠。“家天下”的国家社会，帝王之家是天下第一家庭，有其孝道，其“齐家”是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视国为一家，帝王是天下人的“君父”，天下人是子民，应该尽“孝”，这个意义上的孝就是“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义一也。”
殷商治国，似乎多祭祀于天，占卜于神，实质上“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周朝不仅承袭殷的祭祖昭孝，而且实行周天子下的诸侯分封制度并创立宗法制度以严人伦之别，因亲亲之谊，从而以固封建制度，以安天下。宗法制度规定，天子国君，立长立嫡，是天下最大宗之子，以敬其兄之心敬其国君，以孝其父之情忠于天子，将家庭里、家族里的人伦孝道扩大而移植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正如孔子总结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移家孝入于国事，各等级的人应有德行。《孝经》中有记载：周天子“天子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诸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士“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庶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由上述观之，周代治国，移家孝于宗法、封建社会秩序之治理，将家族、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之精神合而为一，助以安天下。这就是孔子总结的“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夏商周的孝，尤其是周代的孝道成为了后世“法先王”的典则。
孝与政治结合。秦汉以降，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确立，孝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更加深化、扩散、加强。汉高祖刘邦开国，鉴于秦朝不重儒、孝之失，决定以儒孝守江山。叔孙通给刘邦讲“今天下为一家”，应行仁孝。刘邦准允，派他去鲁国招儒生三十余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制定出汉朝礼仪，满朝文武朝会时，刘邦感到了天子之尊的愉悦。
孔子说：“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矣。”汉高祖刘邦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是天下一家之“君父”，那么他如何孝于自己的父亲呢？刘邦见父亲不下拜，而要父亲向他拜，他说：“皇帝天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孔子时代，人以父孝为重，而秦汉以降，以忠君至上。刘邦还是出于孝，给父亲上“太上皇”尊号。
关于孝与忠的矛盾，刘邦的行为已对先秦诸子的争辩作出了答案。汉武帝时，董仲舒倡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天下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亲情实难割舍，不少臣子认为“不私其父，非孝子也”，甚至因奔父丧守孝而不顾及国事。这个问题，直到北周时，因王谦为父守孝的问题，皇帝手诏“夺情”才予以解决。古代子为父母丧守孝27个月（不计闰月），长孙为祖父母丧守孝27个月（不计闰月），其间不能做官、考试、嫁娶，这是规矩，叫“守制”。臣僚守制，有时会误国事。从此以后，国事为重，忠君第一，皇帝下诏“夺情”，即不奔丧回乡里守孝三年（实为27个月）。这是皇帝提倡的孝道。不过，历代宦海风波险恶，关于“守制”与“夺情”，曾上演出很多官场相互倾轧的故事。
《礼记·中庸》载：“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此指儿子要善继父母之志，嗣君要照皇考的既定方针办，传其道统，治理国家。刘邦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刘邦之后的刘家子孙皇帝，谥号中均有一个孝字。唐朝颜师古说：“孝子善继人之志，两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例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孝宣帝、孝元帝、孝成帝、孝平帝、孝哀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