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1927年的5月，在广州。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对80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还有20分钟左右的路。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条小街街口，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见，一块儿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家还小，简直不成样子。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见了，肯定要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地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60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拉铁架子车。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难找到那样的车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一种主要的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的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了，那种车对于他的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可能是一个大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总是惦记着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这可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若是发现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我一向认为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是客观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有显然的侮辱性，他就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删除，若对方不删除，他就不签名。他绝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利侵犯对方。他对做过那样的事的人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语录”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显示。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树起又说：“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个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