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足球评论家们经常对中国足球队员的一种教诲。在绿茵场上，裁判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神圣的上帝，无论多么复杂模糊的争议，他都能一哨定音。
一个旅居异国的使者，是否更应该有适应异国国情的意识呢？
马西莫·马尔亘涅全家乐融融。
在小浪底建设工地的一标营地，我见到了意大利承包商马西莫·马尔亘涅（以下简称马西莫）。他身材适中，面庞上的五官似雕塑家雕刻得那样工整，特别是瘦削笔直的高高鼻梁，使两只镶嵌在双眼皮之下的蓝眼睛显得更有神采。眉毛与眼睛的距离却比一般白种人大，显得眉清目秀。双唇线条清晰，棱角分明。他的头发很特殊，不是黄色的，而是乌黑的。他是位很随和开朗健谈的人。
他是这样形容第一次来中国时的心情的：“1994年，我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国土，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太困难了，中国与欧洲太不一样了。我真担心，能不能胜任小浪底的工作，能否与中国人合作好。”
来访马西莫之前，我对他已小有了解。这位1976年毕业于意大利都林大学的水工建筑专业的年轻人，踏出校门就服兵役。1978年退伍，进了意大利的英波吉罗公司。公司总部在米兰。马西莫只是在公司总部稍稍停留，就开始了他的远征生涯，先后在尼日利亚、约旦、利比亚、土耳其等国家接收工程。1994年，公司总部委任他为小浪底工程的一标（大坝）工程的经理。
马西莫面颊绷得紧绷绷的，两只蓝眼睛在注视着什么，稍稍停顿一会儿，只见那绷紧的面庞渐渐松弛下来，轻快地说：“经过一段彷徨之后，随着在中国、在小浪底时间的延伸，我开始明白古老的中国的古老文化与古老历史。在这种文化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与社会体制，与我们意大利差异很大，我开始意识到要调整自己的思想方法了。调整之后，我高兴地看出了中国人的务实态度和求是精神。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奋斗的目标，不谈空话，讲究实际。这是一个民族很宝贵的东西。可是，有一些外国人一直感到与中国人打交道很困难，特别是中国人的没完没了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外国人就不耐烦了，适应不了这种散慢的节奏，甚至以为这是浪费时间，是耽误工作，他们开始厌倦。我却能理解这种情况，这是中国人在慎重、反复地论证一种决策，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失误。”
马西莫的这一段话，一时使他的谈话内容扑朔迷离起来。他是在表彰中国人的慎重认真，还是在批评中国人的效率低下呢？顿然像有一种锋利的东西刺痛我的神经，我想向他提问，不过，马西莫接下来的谈话就注释出这种结果的根源了。他说：“中国太古老了，中华民族的资历太深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的制度、体制，都是依附于这古老资深的国土上的。我只有想方设法适应这个大环境，没有别的选择。有些外国人，想改变中国的制度，改变这个民族最本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笑的事。所以，我要和业主和监理工程师建立良好的关系，只有有了这种良好的关系，才能保证我在这里顺利工作。现在我们一标的工作进展得很好，我和中国人相处得很融洽。当然，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因为都是人，何况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对事情的不同看法和不同处理意见是常有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些不同的东西，不仅没有影响我和中国人的正常交往，反而在双方交往中起了积极作用。我已来中国三年了，在中国的小浪底的三年中，的确是困难的三年，同时也是与中国友好的三年。和我以往在国外干活相比，这三年是很不轻松的时光啊！这不仅因为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也因为这是我走向社会后从事的最大的工程，也是最难的工程，我又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可以这样说，在堆石坝（小浪底大坝为壤土斜心蝉堆石坝）中，世界最大的坝是巴基斯坦的塔贝拉大坝，你们中国小浪底大坝可列为第二了，你们三峡大坝是混凝土坝，与这种坝不同。”
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担负起如此重任，又是“客场作战”，其难点可想而知。马西莫之所以能顺利工作，首先应归于他端正了思想。
“你现在的工作是否都很顺利？有没有让你困惑的事情？”我问。
马西莫略加思索，就流水一样道出自己的见解：“我想打个比方，比如建一座房子，首要的工作是打好基础，只有基础好了，房子才能盖好。盖房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出些问题的，比如房子的窗子呀，门子呀，但是总体来说，由于房子基础好，主体结构没毛病，这房子就是安全的、坚实的。”
马西莫的话音稍微停顿一下，目光扫视着宽敞的大办公室，然后落在我的面庞上，思索着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小浪底呆多久，因为我要听从在米兰的公司总部对我的调遣，但是我觉得，我在小浪底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因为这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好，我和中国人合作得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成效。我想，这种良好的气氛是会延续到小浪底工程竣工时的。”
“在你以往与我们中国人合作的三年中，你有什么感悟呢？或者说，中意双方有什么差距？”
“我们是要发挥每个人的能量和才干，把每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至。我以为，外国人也并非都是优秀的，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团体的力量，特别是促使新生力量的崛起。我已看到，在中国，在小浪底，能够找到这种新生力量，挖掘这种新生力量。做到这些了，就能达到奋斗的目标。我相信，中国人很快就能学会原先不会的东西，学会外国人的那些东西。到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能够自己承担这种任务了。”
马西莫的确是个容易交往而又善言谈的朋友，我与他谈话的兴趣越来越浓了。我终于提出一个一开始就想问的题外话题：“你大概很爱足球吧，因为足球在你们国家是很普及的体育活动。我是很爱看意大利的甲级足球联赛的，从中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格的打法。你能否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足球与意大利足球的差距在哪里？”
马西莫笑了笑，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不很好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意大利足球队不论在国外、在国内都能表现出他们的能力，都能进入竞技状态。我们意大利虽然也有诸多社会问题，但是，意大利人有个特点，即喜欢在海外显示自己的能力。马可·波罗说，离开意大利到国外旅行，寻找新的文化、新的营养，发现独特的东西，再把它与意大利的文化融化成一体，会迸发出最优秀的最新的东西。意大利人爱离开自己的国土，爱到外边的世界干事业。今天我有一个目标，明天就一定要实现。遗憾的是，许多外国人一谈意大利，就谈足球。当然，意大利人的确热爱足球，可是，这只是我们很小的一个方面。”
“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在小浪底你是否有寂寞的感觉？”我继续提问。
“我爱好园艺，爱种花草，我可以算个老花农呢，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花园里，我的星期天也是这样度过的，栽花、剪枝、浇水。我现在有一个小花园，就在我的住宅周围。我是带着妻子和孩子来中国工作的，妻子在大学是学行政管理的，现在在我们一标工地工作。我有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他们都在我住的营地小学上学，小学教师全是从意大利聘请的。每年意大利教育部门都要来考察学校的教育质量，学生学习成绩必须合格才能升级。学校虽然在中国的小浪底，但与意大利整个教育事业是接轨的。有时候空闲了，我也会辅导一下孩子的学习。不过，辅导孩子主要是我妻子的事。我妻子对你们济源市比我熟悉，她常趁休息时去济源市购物……”
意大利人何以有适应陌生世界的能力？不仅是马西莫，还有他的妻子、儿女。他们住在一幢意大利建筑风格的房舍里，葱绿的草坪和一方小小的花园拥抱着这个小家庭，晒衣架、小凉亭、沙滩椅十分得体地摆放着。四周全是意大利人的屋舍，这里是一标意大利人的住宅区，不远处有购物商店、酒吧、游泳池和网球场……
大概他们没有异地做客的感觉，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应该调整自己。
6、托马斯·克劳泽的敬业精神
托马斯。克劳泽（以下简称克劳泽）博士工程师是小浪底二标工地的隧道、进水口及溢洪道工程项目经理，他同时是德国的旭普林公司在小浪底承包商现场代理。
克劳泽有1.95米的个头，红润的面庞上闪动着一双蓝蓝的眼睛，上额异常宽大，鼻子和耳朵也明显大于常人，穿一件淡绿色西服和一条退色泛白的牛仔裤，右手无名指套一个晶莹发亮的金戒指，手戴黑色底盘的石英表。
克劳泽出生在德国北部汉堡附近一个小镇。克劳泽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工程师，受家庭影响，他从军队服役（服兵役是德国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之后就考入一所工科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专业。踏出大学门槛，克劳泽一直做工程工作。祖父对他说：“你在选择职业时，应该把职业作为你的爱好，这样无论工作多苦多累，你都能逆来顺受，干出成就来。”
克劳泽把祖父的教诲当作至理名言，把工作作为最大的爱好。
他说，自踏入社会之后，他一直在工地磨练，先后去过日本、沙特阿拉伯及本国工地。工地的生活是艰苦的，紧张的。小浪底也不例外，一个星期要满负荷地工作7天，每天24个小时工地都在不间断地运作着。他却能从这种枯燥的没有终点的繁忙工作中寻觅到一种希冀，一种乐趣。眼下，二标工地的外国人员已达300名，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欧洲人最多，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及亚洲人也先后拥进工地。
克劳泽告诉我，他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来中国工作的，能带家属过来，他很满意。他以为，他要比那些单枪匹马的异国人好多了，小浪底工地至少需要8年光阴。他说，妻子为了他的事业，毅然辞去了公职，跟他远渡重洋，在小浪底工地落户。妻子早年毕业于一所法律大学，辞职前系律师，两个小女儿，一个5岁，一个才3岁，她们都住在二标人员自己修建的舒适房舍里。
克劳泽几乎没时间照料家务，更难离开工地一步，妻子就专门操办家务，每隔一天就去洛阳市或济源市采购生活用品、食品。营地里设有购物商场，不过，毕竟品种单调。
小浪底工地的人员结构为三大部分，水利部小浪底工程建设管理局为业主单位，承包商为施工单位，介于两者之间有一个监理机构，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克劳泽对这种运行机制是满意的，三方的职责、利益都很明确合理。对施工单位，压力是相当大的，克劳泽笑哈哈地说：“我们德国不像你们中国，你们有一种保障感和安全感。在德国，一个工作人员必须能与他的同仁合作好，必须要把自己的活干好，否则，他随时会被解雇。所以，我们的施工队伍中没有人不卖力气的。可是，你们的工程队伍就不是这样，你们的人就非常安全、非常稳定，要解雇一个人真不容易。”
克劳泽的话看似表彰实则是在批评，我下意识地问道：“我们的这种安全感，这种所谓的保障，是否滋生了我们队伍的堕性，是否减少了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克劳泽闪动着蓝眼睛，回答：“安全和稳定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是这种安全稳定会使你们工程队伍的包袱越来越大，影响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过，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进行改革，要改掉这些弊病，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们德国很快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克劳泽略加思考，很轻松地说道：“当我们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时，国家作出很英明的决策，加大了对科研工作的投入，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注意增大它们的科技含量，都能不断有所创造，有所革新。彩色电视机就是我们德国最早生产出来的，我们德国制造的照相机可以说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尽管日本的照相机充斥市场。就连这个小东西，”他信手掂起办公桌上的一个打孔机。“质量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同类产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民族强烈的整体观念和为整体的献身精神。我在小学时，老师就教导我们，日耳曼民族是个很有整体观念的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整体里和谐的一员，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融进集体之中，”
此刻，我发现坐在面前的克劳泽分明洋溢着这种精神，他言谈中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在跳荡，举止里有一种激情在奔放。他指着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大照片，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同贵国最高首脑江泽民的合影，这是我来中国之后感到最骄傲的一天，1996年6月3日。”
我认真看去，江泽民同志正与他对视着，满面春风地交谈着什么，同时站在一边的有水利部长纽茂生、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与省长马忠臣等领导人。听说江泽民刚刚从国外访问归来，就来到小浪底工地，看望外国专家，照片上的江泽民正与克劳泽用英语直接对话。
最后，克劳泽告诉我，二标工程中的最大难关已基本突破，现在正按工作进程顺利进行，从施工情况看，按时截流是有保证的。当然，在截流前的关键时刻，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最终我们会赢得胜利的。
7、鲁德威格印象
我怎么也难以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鲁德威格。因为事先有人向我介绍，他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这样年迈的专家，定有年轻人搀扶相伴。可是，他竟然背不驼，腰不弓，满面红光，双目圆睁，炯炯有神，走起路来硬朗得可与年轻人较劲。
年轻的翻译向我介绍了他的简历。老人系日耳曼民族，生于1916年，祖父由德国移居美国，他于193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土木卫生工程专业，取得学士学位；1942年取得该校的硕士学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鲁德威格在美国海军后勤部门做修建基地工作，晋升到上校军衔。1965年，他到美国南卡罗里那州大学攻渎博士学位（环境工程专业）。之后，在波兰一所大学任教10个春秋。70年代，与其兄长组织一家工程公司步人市场，逐渐将工作转向环境工程专业。在美国干了一段时间，后到泰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鲁德威格现为世界公认的高级环境工程专家，在同行中可列为前10名，他受世界银行委托，随国际专家团到小浪底移民区考察移民安置村的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