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人的分量是不同的。有的人是山峰上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有的人只能是峡谷里一株长不大的小草，还有的人身卑言轻，在某个时期还动辄得咎，说一句话也会有罪。有的人言则雷霆滚滚，行则可地动山摇，他若借一种名义，公然侵略或杀人，谁也不能或无法惩治他，还有人为之辩护为之欢呼说他是个英雄赞他有果断铁腕哩。像这么一个人物，若火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找到了理由，开了杀戒，已经杀了几千几万人，有一天突然良心发现，幡然悔悟，认识到天赋人权、生命异常宝贵且死了很难复生，终于毅然放下屠刀，这后面的几千几万人也终于可以不死，你说这是不是很大很大的功德？
如天杀星李逵，每遇战事，便怒发冲冠，赤膊上阵，杀得性起，就不管是敌军还是一旁的商贩百姓，一概排头砍去，你说可怕不可怕？若他有一天意识到如此枉杀无辜罪孽深重，从此再不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百姓，也是很大的德行啊！
我看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对辛德勒不能不无比崇敬。他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中，营救了一千多个犹太人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勇敢、正直和高尚！无论谁说他有多么自私小气，甚至就算他喜美色好女人，一辈子犯了数不清的错误，甚至还有一两件罪孽，仍然不失是一个优秀的人。
像歌利王、李逵、辛德勒这样的人物，自有过人之处，一定修炼过多年，曾经做过大善大德之事，对这样的一些大人物、大好人，从人才来之不易、善心巩固不易的角度，鼓励其改恶从善，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有道理的。
成为一个伟人，一个英雄，做大善大德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人皆能成佛”的说法一样，只是为了鼓励人们上进，激励人们向善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心底卑微、胸怀狭隘的小人，还是老老实实立足本职、做好小事，不要自视甚高，更不能野心勃勃，认为只要有机会，自己管一个乡、管一个县、管一个省甚至当总理也得心应手。天下没有这等容易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是没有治理过国家的老子说的。按他的道行，他的学问，他的能耐，通过学习和实践，或许可以游刃有余；但对别人，只能是姑妄听之。治理国家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如同儿戏。像“文革”中那样，种地的，卖菜的，做工的(这中间真正有学问、有才华的也应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一下子提到治理国家的重要岗位上，怎能不让人担心？
人才难得，贤相良将难得，故历代有道君王实行“刑不上大夫”的政策，也是用心良苦。这就如同忍辱仙人要先度残暴的歌利王一样，为的是鼓励有志之士成为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
但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我相信绝不是释迦牟尼的原意。我们不相信“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做领袖的公民不是好公民”之类的所谓志存高远的豪言壮语，也不会相信放下屠刀就能成佛的好听话。
从佛经中可以看出，一个人想修成罗汉、修成菩萨、修成佛，真是太难了。
李白将登蜀道之难写得比登天还难，无疑是夸张；唐玄奘去印度取经，一路艰难，九死一生，也委实很难很难，但都是可以克服的。成佛之难，比登上九天钻进地心还要难。
还是拿释迦牟尼来说，他的成佛，历了多少劫？修炼了多少世？做了多少好事？
曾多少次割肉喂鹰，舍身饲虎，被割了耳、鼻、四肢，以至献出了生命呢？千难万劫、千辛万苦，千万年追求寻觅、千万年脱胎换骨，才终于修成佛呵！尘世间罪孽深重之人，怎么放下屠刀就功德圆满了呢？
放下屠刀，是向善的第一步，早一天离恶向善便早一天得救。前面造下的罪孽，可以用真诚的忏悔和真实的修行来净化，但结下的恶果还要自己品尝，欠下的孽债还是应自己偿还的。
佛的世界理应是最无私最公正最清净的世界，不能搞因人而异的政策，不能有亲亲疏疏的感情，不能徇私枉法，甚至不能说无法兑现的许愿，不能搞善意的欺骗。
要知道，尘世间的一些恶徒和疯子，为了转瞬即逝的权位、金钱、美女和名声，是什么孽都敢造，什么罪都敢犯的。你让他杀人如麻、祸国殃民以后，只因放下屠刀便能立地成佛，谁还愿意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谁还愿意虔诚向善、苦守正道？
幸好人间有法律，谁触犯刑律，谁就将遭到惩罚。
我们知道，土耳其以弗所曾建有一座月亮女神庙。这座月亮女神庙，与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伊拉克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希腊的宙斯巨像、土耳其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地中海罗德岛上的阿波罗太阳神铜像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大灯塔这七座建筑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可有一个叫埃罗斯特拉特的人，为了名扬天下，为了“不朽”，竟然放火将这世界奇迹之一的月亮女神庙烧掉了。如此歹徒当然要被处死。法官审判他时得知其纵火动机，发誓决不能让他出名，下令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许提到他的名字，否则也将被判死刑。可偏偏这个小丑、这个疯子的名字还是流传了下来——尽管是留下了千古恶名。赵牧先生在《决不能让他出名》的文章中说：“成百上千造庙的工匠没留下(名)，成千上万的伏在庙里祈求此生幸福和彼岸永恒的人没留下（名），连那个法官也不知名姓。
在这个历史故事中，除了那个疯子，留下姓名的只有后来杀人如麻的以武功着称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有两个躺在巨大陵墓中的骄奢淫逸的帝王。”
应该说，亚历山大大帝和那两个骄奢淫逸的帝王也是小丑也是疯子，中外古今一切曾经祸了国殃了民恣意枉杀了无辜的帝王都是小丑，都是疯子。
对这样的疯子，佛应该说：“天要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多端，万劫不复！”“停止作恶，向善不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恶行昭着，必下地狱！”
让止恶扬善的警钟长鸣！不仅是让君子，同时也让小人、恶人，心有敬畏，战战兢兢，在向善的道路上迅猛前进。
四十四
历代封建帝王，除了极少数丧失人性、残暴骄淫的恶魔之外，谁不希望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更有优秀如汉武帝、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者，更是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有的还真是治理出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千载不遇我逢辰”，生在这样的太平盛世该是多么幸福！国运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知识分子以至稍有头脑的老百姓，都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安危盛衰呵！
唯有虔诚的佛教徒生在尘世间，总想离尘埃，不想报效国家，只想成仙成佛。
高洁固然很高洁，可于家何益？于国更是无补。
就拿唐朝的玄奘来说，无疑是千载少有的高僧。他与佛家有缘，从小就有慧根，青年时学习和研究佛经，遍访名师，感到众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到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玄奘学成并携带大批佛经回国。玄奘回来后向唐太宗禀报了赴印度的收获，太宗见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是个治国人才，曾提出让他放弃教业，协助治国。玄奘以不懂孔道，愿毕生从事佛教以报国恩为由，婉言谢绝。贞观二十二年夏，太宗在玉华宫避暑，玄奘前来拜见，太宗仍以玄奘学业完备丰富，再次提出让他还俗以“共谋朝政”，玄奘又一次以专攻佛经为由谢绝。
玄奘为什么不能协助太宗治国，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长治久安，人民更加聪慧高尚、富庶快乐呢？为什么不种如此广大的福田？如果所有如玄奘这样的高洁多才之士都一心向佛，只顾自己专攻佛经、孜孜修持，国家大事谁来治理？
但愿我的看法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太宗也曾问过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多)益？”玄奘回答：“弘扬佛法，以度人为僧侣树德是最重要的事。”
可我不理解：如国中多数人都成僧侣，谁来卫国、谁来兴家？谁来建设、谁来发展？
如果玄奘真是将一大批有恶习和邪见的凡人，度为诸恶不作、诸善奉行、真实修道、利益他人的高僧，也确实算得上最为重要且功德无量。若不能如此，就不妨协助唐太宗治国。治人治心，使我中华民众成为有道德、有爱心、有智慧的优秀民众(而且是千年不堕落)；治国治本，使我们国家成为最富裕、最文明、最强盛的伟大国家(最好万年不退转)，这样的功德不是更好更圆满？
当然，玄奘以超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险困苦，赴天竺取经，并带回大批佛经典籍，与弟子译成汉文，对弘扬佛法和丰富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写《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的古代历史、地理和考古，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无论道德人品还是才华业绩，玄奘都可称为楷模。千载以来僧侣何止千万，如玄奘那样做出贡献者能数出几人？
怨不得有许多人要误解佛教，说佛教徒消极遁世，不事生产，认为佛教是对国家、对社会无贡献的宗教。
诚然，释迦牟尼曾教导弟子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要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这些无疑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有益社会的好公民。佛还让人要报四重恩，即国土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可见佛教并不要人忘掉国家和家庭。佛还要求弟子忠孝诚敬、善信谨慎，鼓励找职业谋生，且应公平无欺等等，这些内容无疑都是有益社会的。如能做到国家的军队，用以抵御侵略，维持秩序；佛教的感化，用以劝善止恶，安定人心，这确实是一种理想王国。但佛教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而是淹没在一部分僧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成正果的修持中，淹没在出家僧侣不事生产、念经拜佛的平庸中了。
能不能将维护人类和平、促进祖国繁荣富强、服务社会服务众生作为僧侣修持的重要内容？
高僧中，有一些大觉大悟者，为什么不能出现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
为什么不能出像战国时代越国范蠡那样的人才：达则兼济天下，做贤相良将，富民强兵，兴国安邦；穷则独善其身，或种田，或制陶，也可以富甲一方？
我国的僧侣中曾出过玄奘、刘勰(《文心雕龙》的作者)这样出类拔萃的翻译家和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佛学也是-种慧学。佛门中有更多的才俊和大智大慧者，理应对国家对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
若不能有功有德有惠于众生，何以号召众生？
四十五
我们前面已经承认，佛教“劝人向善”是好的。但怎么个劝法，劝的是什么善？如果劝人不问生计，甚或劝得让人看破红尘厌世出世，就有可能引起多数人的反感。韩愈就说过：“从前黄帝在位百一十年……周穆王在位百年。当其时，佛法未到中国，非佛法使其然。到汉明帝，引进佛教，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更谨，而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事佛，只食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寝灭。事佛求福，乃更是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韩愈还说：“人民老幼奔波，弃其生业，断臂脔肉，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样的宗教，对国家、对社会何益之有？
尘世中凡人（包括英雄豪杰、仁人志士、骚人墨客和众多百姓)，绝大多数都希望人类和平，世界安宁，国家富强，民众幸福；都崇仰缔造了和平、促进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强盛了祖国、富裕了人民的出类拔萃者和领袖、伟人。
当然，强盛和富裕，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如宗教得力，确实也有治人心和辅助政治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
可是，千载以来，佛教治人心的效果并不显着，辅助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梁武帝也算是一国帝王，信佛敬佛之虔诚非一般僧人可比，佛光也该将他普照一下吧？他苦修那么多年，虽然不能具有罗汉菩萨般的般若智慧，也该比一般帝王将相多一些智慧才干吧？虽然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那样治国有方且纵横天下，总该使自己的国家不发生动乱，让人民安居乐业吧？这么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却被人逼得饿死台城，国家也灭亡了。修炼为了什么？来世的福报虚无缥缈，而现世的报应却这么残酷，让尘世凡人怎能信佛？可以肯定，梁武帝其人智力并不差，在位时间也不短——四十八年。就算他是一个中等智力之人，下工夫经营二十年，不是一味地念经拜佛而是审时度势任用贤能、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怎会亡身亡国？
人活着，都在追求适合自己的位置，都会有-个自己的位置，或许说社会或上帝都要赋予你一个位置。“事佛更谨”，而享位尤促；“舍身事佛”，而为臣下所逼，饿死台城，至少是没有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或者说，安排错了位置吧？
如魏明帝、梁武帝辈，理应去寺庙占有一个位置。就算他们出身皇族或已继承了皇位，但治国无方却笃信佛教，应急流勇退，放弃皇位专心修炼。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占有这么崇高这么重要的位置且不愿意放弃呢？
魏明帝、梁武帝难道不懂得，位置代表着利益、代表着权力？位置越高，权力越大，利益越多。因此，位置越显赫，就越是众目睽睽，也就越是有人觊觎暗算，越是有人想取而代之——人类如此，动物世界里也如此。
就拿蜜蜂世界来说。蜜蜂也像封建社会中的人群那样，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三六九等，极不平等。蜂王就像皇帝，至高无上，可以享用最高级的蜂乳；雄蜂是皇族，可以光吃不干；工蜂是奴隶，一天到晚都辛苦劳碌地采蜜。
蜂王为保王位，一方面不择手段地分泌“女王物质”封杀幼蜂的性器官，使工蜂成为“太监”，并终身任劳任怨。另一方面，蜂王在尚不需要“继承人”时，会咬死王胎出来的小蜂王，以避免分裂和战争。因为若蜂巢出现多王，蜂群便会大乱，或蜂王之间生死搏斗，胜者为王；或双方势均力敌，各树旗帜一分为二。此外，蜂巢里也有“宫廷政变”，也有争夺大战，像人类的封建社会一样复杂和残酷。
再拿猴子世界来说。我们在电视“动物世界”中曾看到过这样一组画面：猴王趾高气扬，睥睨-切，一会儿享受属下进贡的美果，一会儿享受美丽的猴后。下面有一个雄健的猴臣，觑觎猴后的美色，欲火难耐，撩拨调情，被猴王发现，一顿打咬，赶出“宫”去。后来，猴王年高体衰，变得昏庸无能，而那位猴臣，则更加雄健，更加成熟，终于主动对猴王发起攻击。猴王无法招架，落荒而逃，其臣下和群猴，见老猴王大势已去，“墙倒众人推”，一齐围追堵截，喊打喊杀，直逼得老猴王跳海溺死——那种斗凶斗狠、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方罢休的场面，令人骇异。
我们人类在位置的争夺中，无疑更阴险更卑劣更残酷，所以我们的历史和文学着作才更诡谲更奇丽更灿烂！
难道魏明帝、梁武帝不懂得这一浅显的规律和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