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深了，下了整整一天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母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蹑手蹑脚地走出她的小屋，走到房门口的鞋架前，弯下腰来……
随着职务的提升，不仅工作忙碌了起来，应酬也多了起来，我回家再无规律。妻子渐渐习惯了我的忙碌，每每回家太晚，抱怨几句便不再理睬我。一次深夜回家，看到母亲在她的屋门口，显然是在等我。我带点责怪地说母亲：“娘，你不用惦记我。你这么大年纪了，该多休息。”母亲结巴着说道：“娘知道，娘担心你……”那以后，再没有看到母亲等在屋门口。
母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因为父亲早亡，我结婚后，母亲便跟随着我和妻子同住。家中的空间有限，我和妻子住稍大一些的房间，母亲一个人住在小一点的房间。母亲似乎把家中的两个房间分得很清楚，我的记忆中，她从不曾到过我和妻子住的房间，每每有什么事情，总是在房门外唤叫我的名字。
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恪守着她自己设定的规矩。她一如既往地牵挂着我呵护着我，却最大限度地给着我飞翔的自由。
又一天，已经夜里11点多了我才回家。我轻手轻脚地开门关门、脱鞋进房间……第二天吃早饭时，母亲突然对我说道：“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那么晚？都11点半了，这样不好……”我一下愣怔住了，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知道得如此准确，我一边往母亲的碗里夹菜，一边敷衍着母亲：“娘，我知道了。”
此后，我每每回来晚了，第二天母亲总会十分准确地说出我回家的时间，但不再多说什么。我知道，母亲是在提醒我回家太晚，提醒我要注意休息，提醒我不能对家过于疏淡。母亲总是用她的默默关注提醒着我，我心头的疑问也越来越大：我每次晚归，母亲是怎么知道的呢？
答案是在一个深夜知道的。
那晚，我又是临近12点才回到家中，轻手轻脚地关好房门，把鞋放到鞋架上，换上拖鞋。因为酒喝得太多，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睡觉，蹑手蹑脚地去了阳台，想吹吹风，清醒一下。吹了一会儿风，当我想回房间睡觉，刚到门口，看到月光的映照下，母亲正俯身在鞋架前，查看着鞋架上的一双双鞋，她拿起一双放到鼻子前闻一闻，然后放回去，再拿起另一双……直到闻到我的鞋后，才会放好鞋、直起身，转回她的房间。原来，母亲每天都在等待我的回来，而每次，为了不影响我和妻子，她总是凭借鞋架上有没有我的鞋来判断我是否回到家中。而她判断我的鞋子的方法竟然是依靠鼻子闻。
我已经习惯以事业忙碌为借口疏淡了对母亲的关心，但母亲却像从前一样时刻牵挂着我。我在母亲的心里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母亲对于我却已经不再是时刻的依赖。一万个儿子的心能不能抵得上一位母亲的心呢？
我的泪水悄然滑出眼眶。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一些旧鞋摆上鞋架。暗想，母亲再也分不清了，就不用每天晚上牵挂我了。
这天，在一个客户的纠缠下，吃过晚饭后，我被拉到一家洗浴中心。洗澡、按摩、修脚……被动地接受着一套眼花缭乱的服务，让我惊讶的是，临出洗浴中心换鞋的时候，发现连鞋都被擦拭、打油，并喷洒了香水。
那天，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倒在床上就酣睡过去。第二天早饭时，母亲叹着气对我说道：“你昨天晚上回来都一点半了，你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了？儿啊，做人要端正啊……”我愣怔了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又一次去查看鞋架上的鞋了，她一定注意到了我那洒过香水、不再有脚臭味的鞋子的反常了。
我无言以对。
无论我的鞋子混放在多少鞋子中间，无论我的鞋子被粉饰了多少，母亲永远可以判断出来哪一双是我的鞋子。那以后，我努力拒绝着一些应酬。遇到推却不掉，而又是晚上的应酬，我也总是尽量早些回家。因为，我知道，家中有母亲在牵挂着我。
母亲是63岁时病逝的。但母亲去世后，我依然保持着早回家的习惯。因为，我总感觉，那清辉的月光是母亲留下的目光，每夜都在凝视着我。
我的母亲在她4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双眼失明，此后便一直生活在无光的世界里。
又是深夜，下了整整一天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母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蹑手蹑脚地走出她的小屋，走到鞋架前，弯下腰来……我知道，母亲是在查看鞋子，是在看我回家没有。
那个声音抚摸过我的青春
18岁那年，我带着高考失败的伤痕和对文学梦不肯放弃的期望，走进了省城。
省城并没有因为我的伤痛和坚持对我流露丝毫的偏袒，奔波了12天，当口袋里的钱已经少得可怜时，我才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在一个建筑队找到了工作。所谓工作，就是每天挥动着铁锹，将砂石、水泥搅拌均匀，然后及时地运送到筑墙师傅那里。
每天繁重的劳动让瘦小的我浑身酸痛，躺到集体宿舍的通铺上时，我仿佛都能够听到自己各个骨节碎裂的声音，汗臭和烟草味又肆无忌惮、不可阻挡地钻进我的鼻孔，梦中的彩虹和清风一下子被挤得支离破碎。我常常不得不闭上双眼，以免泪水不争气地掉下来。
那天，一位工友从脚手架上摔落下来，血流如注，惨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工头却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死个人是常事，都赶快接着干。”那种轻描淡写，仿佛刚刚死去的只是一只蚂蚁。
人也许不应该太敏锐，但我偏偏又格外敏感，一片树叶的阴影似乎也能覆盖我的整个春天。人情的冷漠和世故让我的夜晚不再只是孤寂，又平添了感伤和困惑。我呆呆地仰望着苍穹，问天上的繁星，我的梦离我究竟有多远？我的明天是什么颜色？希望就在这种叩问中越来越缥缈。
一个细雨萧瑟的傍晚，我闷闷地躺在铺上，工友打开了收音机，一阵柔和的女声传了过来，她在朗读一首诗，一首我不知名的诗，她的声音缓缓地流淌着，我的眼前仿佛一下就出现了阳光、清风、淡云，我忽然觉得，世间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远方等着我，我的心随着她的声音跳动着……原来，震撼、慰藉一颗心灵的，竟可以简单得只是一个声音！那个落雨的傍晚，那个声音，像拂尘一样拂拭着我心空的尘埃。
我记住了这位主持人的名字：唐钊。
从那以后，听广播成了我每天的寄托，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亲人，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
但是，这样的日子不长，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唐钊从电波里“消失”了。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缠绕着我，我不停地用各种揣测的理由安慰着自己：出差、生病、调离……我的紧张一直持续到13天后的电台二周年台庆，我暗暗地想，这么隆重的日子，唐钊没有理由不出现。
那天，每位主持人都尽情施展着各自的才智，听众和主持人的交流热闹又生动，笑声不断传出，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我的心却越来越沉，直到节目结束，依然没有唐钊的声音。那一晚，我一夜未睡。当晨光从简陋的木房缝隙钻进来，照上我的脸颊，那个渴望了一千次，自控了一千次的欲望坚定了起来：去电台看唐钊！
我费尽口舌，终于用三天薪水的代价换来一天的休假。我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询问着，从城市的这一端辗转着赶往另一端，终于来到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电台的大门前。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整个人都处在即将见到那个声音背后的唐钊的兴奋与紧张之中。我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设计着见到唐钊的开场白……可直到时针指向傍晚，我也没能鼓起走进去的勇气。
我害怕真的见到了唐钊，我的憔悴和平庸会侵袭了她的明丽，也害怕现实里真实的她令我失望。最后，我带着一颗黯然的心离开了。
我继续在忐忑中等待着、盼望着那熟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没多久，我又听到了唐钊的声音，原来，她度婚假去了。我的世界重现了阳光很明媚，在她的声音中，我开始尝试着拿起笔，将自己的一些所历、所见、所思变成文字寄往各家报社。
不久，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南方的漂泊中，因为距离的遥远，不再能收听到那家电台的节目，但唐钊的声音依然会在一些月光似水的晚上响起，如笛般清远，赋予我信心和勇气，让我一次次挺过风雨和抑郁。终于，我采写的稿件在全国各种杂志、报纸上频频出现，我的生命也渐渐生动起来，今天的我已经成为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记者。
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讲起了对唐钊声音的一听钟情，讲起了她对我的激励和鞭策，讲起了至今未见的遗憾和耿耿于怀……朋友们便怂恿我打电话联系唐钊。在朋友的鼓动和酒精的作用下，我拿起了电话，我对自己说，等电话接通，就男人般大大咧咧、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感谢，感谢她的声音。但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她已经远去澳大利亚。
我慢慢放下话筒，把头埋进手里，埋在膝盖上，为的是不让人看见我泪流满面。
岁月深处，有一个声音抚摸过我，可我无以言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