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其经济周期理论。创新扰乱现有的经济均衡。企业家因为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的开拓以及对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产品价格和生产费用之间出现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企业利润，归企业家所有。由于有利可图，其他企业纷纷效仿，从而出现了所谓创新的丛生现象，造成经济的繁荣。然而，继之而来的则是经济的衰退。熊彼特列举了萧条发生的三点理由：第一，具有新购买力的企业家，为获得生产手段而展开一场竞争，生产手段的价格也随之提高，旧企业将蒙受损失甚至被淘汰。第二，繁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产品将大量出现于市场上，物价下跌，繁荣终止。第三，创新的各种成果的出现，将自动而必然地导致信用紧缩，因为此时企业家有偿还其债务的能力，但因要偿还债务而导致其新的创造能力消逝，引起经济萧条。这种经济复归均衡的状态被新一轮的创新所打败，经济再一次复苏，进入新的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由于创新的作用，由一个均衡状态进入另一个均衡状态，在反复循环中得到发展，由于创新的规模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的长短也不一致。
因此，熊彼特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称“长波”，又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并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Ⅰ——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Ⅱ——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和钢铁时代”。这里所提到的蒸汽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
“长波”Ⅲ——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最早提出的。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认为，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尤其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总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三个“短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大的特点：首先，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与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最后，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与推动者。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熊彼特早期成名之作，是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第一次重要表述。他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
经典语录
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所谓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以声称：实现新的组合，是靠从原先的生产方式中把劳力及土地的服务抽调出来才得以成功的。
资本，无非是一种杠杆，凭借着它，企业家可以控制他所需要生产的具体商品，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这是资本的唯一职能，这种职能使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被完整地刻画出来。
《政治经济学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英）
作者简介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他既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数理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铁器商人家庭。从1857年起，自学政治经济学。1866年，他开始担任曼彻斯特学欧文斯学院逻辑学、道德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教授。1871年发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6年他转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1880年退职。
他的主要著作有：《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关于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等。
历史定位杰文斯理论的出现，是英国传统经济学陷入破产境地的一种反映。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均衡体系其实就是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统一起来，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书中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断的讨论材料可比拟，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奠定了适当的基础。
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他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和边际效用学派与数理学派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和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杰文斯认为财富、效用、价值、供给、需求、资本、劳动等经济学概念都可以用数学来衡量。而且，只有以数学来分析，经济学研究才算科学圆满。他所用到的最基本的数学工具就是微积分，这使得杰文斯成为经济学“边际革命”和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除此之外，杰文斯主张用统计法和演绎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将纯经济理论和经验统计材料结合起来，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视野。
背景链接
在19世纪初，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斗争的浪潮也逐渐波及欧洲其他国家。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绘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纷纷建立各种学说，建立各种学派来为资本主义辩护，以掩盖资本主义矛盾，数理经济学派就是其中之一。
边际革命由来已久，已跨越三个世纪，现代微观经济学乃至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原则就是边际分析。第一个进行边际分析的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一个成绩斐然的经济学家。杰文斯从一开始就是以理论经济学的改造者和重建者的姿态登上经济学舞台的，他对传统学说极为不满，他挑战的直接对象是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以及穆勒所代表的李嘉图的经济学。他力图革新，另辟蹊径，经过10年酝酿，终于在19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理论。
内容简介
一、导论
杰文斯在写作该书时，开宗明义地宣称要“尝试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摆脱前辈意见的拘束，来定立经济学的形式”，以重建理论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假如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应该是一门数学的科学。数理经济学派把各种经济事物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数学分析代替理论分析，因而把数学方法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唯一健全”的方法。以交换作为应用数学方法的出发点，把生产、分配、消费都看成是交换的不同形态，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从而力图说明资产阶级对于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可以用数学方法去证明其真理性，这样就能达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目的。
二、快乐与痛苦论
杰文斯认为，该书的理论完全以快乐与痛苦的计算为依据。快乐和痛苦是政治经济学计算的目的所在。在计算快乐和痛苦时，他认为可以根据强度、历时、确实性和强度性四个方面来确定快乐与痛苦的价值。他用数学上的正负量来表达，将全部的快乐加起来得一总和，所有痛苦加起来又得一总和，两个总和进行比较后得一差值，其差值就是所有快乐与痛苦的总和。对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之所以要考虑确定性，是因为对未来事情的发生无法完全预料，用事实加之证明又太滞后，因此要在承认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把痛苦与快乐做一个不确定的估计。之所以要考虑远近性，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事情的发展考虑的眼光不同，理性的人会从长远来考虑，而目光短浅的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这往往会导致最后的失败。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的参与，实际上，在运用数学方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用演绎法、统计学等方法来辅助研究，这些方法在有时候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三、效用论
杰文斯的理论关键是他的“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量的理论。他说，通过“反复地思考和研究，我得出了一个相当新奇的见解，即价值完全决定于效用”。他认为效用就是一物所具有的产生快乐与防止痛苦的性质，它表示一物和一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关系，所以，凡是能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能有效用。因此，他认为的效用是一种能产生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物品所具有的性质或能力。效用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人们需要某种物品时，它才具有效用，假如人们不需要，它就不存在效用。显然，效用并不是物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杰文斯用以上的观点来看待劳动，认为劳动是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的努力，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痛苦，或获得净剩余的快乐。他认为劳动和效用都可归结为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然而二者是有差别的，假如用数学方法来计算，效用带来快乐，是正数；劳动带来痛苦，是负数。物品带来的效用可用数学方法计算其大小。杰文斯提出了效用递减论。在他看来，物品的效用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数量的减少而增加。
四、交换论
杰文斯提出了“交换比例”的概念。他所谓的“交换比例”事实上就是指价值一词。交换比例表示一物以一定比例和另一物相交换的比例关系，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交换比例也是由最后效用程度决定的。交换是一种互利行为，双方都是用自己的数量上有剩余而效用小的物品同他人交换自己没有而效用又大的物品。交换的结果是，交换双方的效用都会有明显增加。交换的依据在于最后效用程度，因为在交换中，双方总是要比较两种物品的最后效用程度，以便决定自己应该放弃多少自己的物品来换取多少对方的物品。由于交换双方都希望交换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其满足条件就是最后效用程度对每个交换者都正向相等。
杰文斯用一个例子对此加以进一步阐述。比如有甲、乙两个交换者，甲只有谷物，乙只有牛肉，那么，假如用一部分谷物换一部分牛肉，对交换双方来说都会增加效用。然而具体到什么比例才会使交换双方都满意呢？假如用十磅谷物换一磅牛肉，对甲来说，他觉得十磅谷物不如一磅牛肉效用大，他必然乐于按此比例交换，而对乙来说，他觉得一磅牛肉的效用不如十磅谷物大，他也会乐于按此比例交换，这种交换的比例会按10∶1进行下去，直到双方都获取了最大效用为止。如果再要继续下去，则会带来损失。杰文斯在此提出了一个交换原则：两个商品的交换比例是交换完成后各个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例的倒数。他认为这个命题是全部交换理论和主要经济学问题的试金石。
价值是由“最后效用程度”来决定的。价值是以主观效用为基础的，指的是对于一物的欲望强度或估价，其价值量是由“最后效用程度”来衡量的。因为物品的效用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除了在商品的最后加量已被消费或一次加量将被消费时，人们是不会考虑效用程度的，所以，我们能把现有物品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一次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称为“最后效用程度”，价值量正是由它来决定的。
杰文斯在这里区分了效用程度与总和效用。总和效用是指一种物品的各单位实际提供的效用总和，而效用程度是指一种商品在其某个增加量上提供的效用的强度，是商品增加量所带来的效用和商品增加量的一种比例。就效用对人的福利来讲，总和效用不像效用强度来得重要。交换论同样是该书的重点之一。交换在效用的增加与劳动的节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效用是在适当的时候为它所需要的人产生的。有了交换以后，人们就能在保留一定量物品用于消费后将剩余物品用于交换，以使物品的效用增加。
五、资本论
杰文斯还提出了自由资本的概念。自由资本是指劳动的工资，或在货币形态上，或在实物形态上，都能用来表示自由资本。这个概念同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资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资本是指维持各种有工作的劳动者所必要的诸种商品的总称。资本的用途并不在于为劳动者提供生活和劳动用品，而是在于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商品使他们从事生产，进而获取更多的财富，这就是说其目的在于增值。而生产产品的增加除以全部生产物就是资本的利息。因此，利息率是由生产物新加量与所用资本新加量的比率来决定的。资本额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量减少，因此利息率也会下降，直到达到一个最低水平，这就形成了最低利息率，最低利息率支配着一切资本的利息率。
六、地租论
杰文斯对地租、资本利息与工资等有关分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该书中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分配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