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忧宫完成于1747年5月1日，腓特烈大摆筵席，为之庆贺，宾客云集。他命人把金制的法文字“无忧”置于门楣之上。新宫的底座由6层高高垒起的台阶构成，显得大气磅礴。登殿远眺，令人心旷神怡。整个宫殿布局合理，结构精巧，设有喷泉、林荫道、桔园，还有典雅的东方式圆顶茶亭。宫内的墙壁和家具以淡绿、银白、紫罗兰、浅玫瑰等色来装饰。寝室中摆放着小钢琴和国王最喜爱的笛子。据说，腓特烈二世习惯于每晚7时左右在这儿举行小型的音乐会。
无忧宫建成的第一年，他就在这里接见了200多位客人。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2．国王朋友
腓特烈是18世纪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写有大量法文著作。他于1740年写下的《反马基雅维利》一书用批评、进步的角度分析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政治观点，在欧洲影响很大。马基雅维利雕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指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他的名言是：“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他认为，在野兽中，君主应“兼狮子和狐狸于一身”，既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必要时又需诉诸武力和欺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主张对当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走向统一有积极意义，但是也为他人所谴责，马基雅维利主义被当作“政治无道德”的同义词。腓特烈二世在书中强烈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点，认为其主张有伤国王之尊严，他认为国君应以“公道、仁慈、博爱”治国。书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关于“公仆”的概念，并指出所谓国王不应该以玩弄权术为目标，而应该以“国家第一公仆”为准则。此书次年以法文形式在荷兰出版后得到了伏尔泰的好评。另外在这段时间，腓特烈的长笛演奏水平也是突飞猛进，获得了不少音乐家的指点，也常常在自己的官邸举办音乐会。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和“欧洲的良心”。他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伏尔泰1750年6月的一天，为了迎接享誉欧洲的文化泰斗伏尔泰的到来，腓特烈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普鲁士宫廷人来人往，忙忙碌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在登基之前，腓特烈就和伏尔泰开始了书信往来，在信中，腓特烈写道：“假如有朝一日我到了法国，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得知伏尔泰先生住在何处。”他多次表示希望伏尔泰能到普鲁士一游，并且向他请教。伏尔泰用实际行动给以回答，此后，便开始为腓特烈修改和润色文稿。虽然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揭露和抨击封建制度，但他不主张取消封建君主，腓特烈二世宴请伏尔泰而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在伏尔泰看来，腓特烈正是他所倡导的“开明的专制君主”，并称他为“北方的所罗门”。以后他又亲切地把腓特烈二世称作自己的“国王朋友”。伏尔泰热情地为腓特烈修改了《反对权术主义》的文稿，并帮助他在海牙出版了这本书。
腓特烈对伏尔泰的崇拜之情与日俱增。1749年，腓特烈二世又一次写信邀请伏尔泰前来，他在信中说：“您到这里来，就如同在您的祖国、在一个怀有崇敬之心的朋友的家里一样会受到器重。”同时，腓特烈二世还保证给他以“最高的庇护”。正巧在这年，伏尔泰最真挚的女友、才貌双全的夏德莱侯爵夫人去世了，伏尔泰心情极为悲痛。于是，他离开巴黎，来到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在他的无忧宫为伏尔泰准备了华丽的工作室，并答应给他5000塔勒的年俸，这对一向以节省甚至吝啬出名的普鲁士国王而言，无疑是其所出的前所未有的高价。腓特烈二世还亲自把宫廷侍臣的金钥匙交到伏尔泰手中。
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夜间沙龙里进行哲学的探讨和交谈，起初也还算和谐。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后，腓特烈和伏尔泰之间所罗门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伏尔泰觉得腓特烈开明不够，专制有余，独断专行。这个国家从上至下等级森严，尤其是，军营中的军纪过于严酷，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峻法，对此，伏尔泰不禁感到失望；而另一方面，腓特烈觉得伏尔泰过于理想化，纯粹是一个空想家，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伏尔泰敢说敢骂，不留情面。于是，腓特烈对伏尔泰由敬重变为反感，看不惯这位大师的“傲慢习气”，结果两人在1753年公开决裂。
一次，有人向腓特烈国王禀告说伏尔泰“参与了商人的某项秘密交易”，腓特烈听后怒不可遏，立刻写信给伏尔泰，指责他这种做法。伏尔泰对这里的生活早就感到不满，看完这封信后更是气愤，他开始抱怨“这里的宫廷简直太小气了，有时连蜡烛也不给够”，“给国王改稿子就像洗脏衣衫”。他还毫不顾及地抨击了柏林科学院。该院院长也是一个法国人，名叫莫佩图伊，腓特烈特别重用此人。伏尔泰在一本小册子里以辛辣而绝妙的讽刺技巧嘲弄了这位可怜的院长。在伏尔泰的笔下，科学院院长形象滑稽又蠢笨。弦外之音是，任命并重用这种蠢材的普鲁士国王也愚昧无知，良莠不分。腓特烈获知此事后大为恼怒，扬言要把印出的小册子拿到伏尔泰的窗下焚烧。这样，两人的关系公开破裂了。
1753年3月，伏尔泰盛怒之下以“去法兰克福治疗”为由不辞而别。据说伏尔泰打算将腓特烈拙劣的法文草稿送到外国去直接出版，让全欧洲的人都耻笑普鲁士国王的低能。腓特烈二世自然不能让伏尔泰的诡计得逞，他立即下令索回手稿。法兰克福总督接到命令后，不仅粗暴地扣押了文稿，而且拘留了伏尔泰。尽管后来腓特烈下令释放了这位大文豪，但这时的伏尔泰已经恼羞成怒，他痛斥腓特烈二世是“大独裁者”。这件事一时轰动欧洲，舆论同情伏尔泰，纷纷谴责腓特烈二世对这位文坛巨匠的无礼和侮辱。
3．迷恋长笛
腓特烈二世对所有艺术都感兴趣，他自己起草设计了波茨坦的无忧宫，巴赫并聘请建筑师克诺伯斯多夫兴建。他收有很多名画，吹得一口好横笛，还会作曲。1747年，他与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他的无忧宫会面。
在无忧宫举行的小型音乐会上，有时，腓特烈一人兴致勃勃地吹奏横笛，有时，他还让别人为他伴奏。他酷爱吹笛，甚至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也随身带着笛子，抽闲便吹上一曲。
在与伏尔泰“亲密接触”的那段时间里，腓特烈在艺术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他一直保持了吹奏长笛的习惯。巴赫（1685—1750年）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之一，也是管风琴演奏家。巴赫的作品对近代西洋音乐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在西欧他有“音乐之父”和“不可超越的大师”的荣称。在无忧宫，腓特烈甚至和巴赫一起探讨长笛音域的问题，而他的吹奏技艺得到了巴赫的高度赞扬。
4．广通语言
除了母语德语，腓特烈二世还会说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他能听明白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腊语，还有希伯来语。他晚年的时候，还去学习了斯拉夫语、巴斯克语和中文。
腓特烈在法语上的修养胜于德语，这是因为，莱辛那时德国宫廷基本上使用法语，腓特烈少年时期的教师几乎都是学识渊博的法国人。在他的宫廷中，只有发生争吵和辱骂时才听得到德语。腓特烈二世对法国文化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而对德意志文化以及优秀的人物，如莱辛（1729—1781年，德国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克鲁普斯托克（1724—1803年）和海德尔（1744—1803年）等人，腓特烈二世则是陌生的，甚至，他还加以诋毁。本国不少文学家感到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因此先后愤然离开普鲁士。克鲁普斯托克去了丹麦；温克尔曼（1717—1768年）是考古学家与艺术学家，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其艺术评价成为美学的基础，出于相同原因，前往意大利去谋求发展。
五、孤老病逝，名留青史
1．黄昏暮年
18世纪80年代初，腓特烈二世已经70岁了，年迈的他饱受病痛折磨，风湿、哮喘等许多疾病使他的性情更加暴躁、怪癖。温克尔曼他的许多崇拜者远道而来朝见，他却给以那些人令人意想不到的冷眼和训斥。有时，他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甚至轻易把人投入监狱。他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时间已为时不长，在给故人的信中，他悲凉地感叹自己“髭发皆白”，“连血液都凝滞了”。但他又说：“我将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1785年夏末，西里西亚按惯例举行一年一度的阅兵式。腓特烈二世瘦骨嶙峋，力不能支，但还是强打精神去阅兵。这时，他已骑不上马，只能步行进行检阅。1786年，他在无忧宫度过他的最后时光。他有时有气无力地翻翻书，有时伤感地浏览一下他的诗稿，有时无精打采地逗弄他的狗。
2．身死名留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二世在他的无忧宫的沙发椅上安然逝世，享年74岁。他身后无子，王位由侄子继承，即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二世。这时距离法国大革命仅有3年。他的意愿是在无忧宫露台他的爱犬旁下葬，他曾说：“吾到彼处，方能无忧。”但他的侄子却将他葬在了波茨坦格列森教堂的地下墓室里。直到1991年8月17日，这位国王才到了他想到的地方，在他生前已建好的墓穴下安身。人们在英灵殿（Walhalla）为他塑半身像以作纪念。在他去世后人们树立很多纪念碑，最有名的是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腓特烈大帝骑马像。
腓特烈的死讯在国外传开的时候，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很有感触地说道：“一个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要求所有耶拿战役美国军队降半旗致哀。腓特烈死后20年，在耶拿战役中大败普鲁士军队的拿破仑来到他的墓前，用马鞭指着他的墓碑对属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在腓特烈二世的经营下，普鲁士崛起成为欧洲强国，这种崛起不仅是在军事上、同样也包括了经济和文化的层面，为普鲁士日后统一德意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
3．弊端遗留
虽然腓特烈二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普鲁士在军事强国的外衣之下，与其他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都仍是一个大大落后的国家。华盛顿例如，普鲁士仍在实行自古沿袭下来的等级制度，农奴制依然盛行，更谈不上有人权和公民权。
历史终究是无情的，腓特烈去世仅仅20年后，普鲁士便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损失了将近一半国土，而且还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抛开个人因素，拿破仑的胜利实质上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优势，一场拿破仑战争便让普鲁士国家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