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这时早已忘记先前的言论，转而指责免役法：现在我听说要将州县的各种服差役之人遣散，让他们出免役钱，转而雇人来干活。甚至连单丁、女户、出家之人都有份，如果真的施行起来，比起青苗法，为害犹胜。为什么呢？上等户向来是轮换着来服役，既然是轮换，肯定有休息的时候，现在让他们每年都要出免役钱，对比起来，就是剥夺他们休息的权利。下等户及单丁、女户，从来都是不需要服役的，现在却也要他们出钱，真是连孤贫鳏寡之人都不放过。如果收上来的钱少了，就不足以雇人；如果钱收得多，则是“重敛于民”。雇人不足的话，就会耽误公事；重敛于民，则众心怨恨。宁波的王安石纪念馆自古以来，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徭役，现在进行了改革，并没有看到什么好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马光所指责的后一种情况，在免役法实行之初，是存在的，后来根据实际情况，下等户、单丁户等都不需要缴纳助役钱了。
司马光接着说：力气，是人与生俱来的；谷帛，可以靠耕种、植桑而得；至于钱，是由政府来铸造的，民间不得私铸。现在国家立法，却只认钱了。遇上丰年，人们就要贱卖谷物来凑钱。灾荒之年，就需要砍树杀牛，甚至卖田来凑钱，“民何以为生乎”？此法若行，则富民还稍微能周转过来，贫民则会越来越穷困。
对照之前他所说的“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真不知道司马光听没听过“自相矛盾”这个词。
苏轼也不甘落后，说道：自古就用乡民来服差役，就像吃饭必食五谷，穿衣必使桑麻，渡河必用船桨，行走必驱牛马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虽然其间有时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却非常理。如今听说江浙一带的郡县雇人来做事，而且想把这办法推行于天下，是万万行不通的……士大夫们为了国家的需要，舍弃亲朋、不顾祖坟，而四处飘荡来做官，在为国效力之余自然也想要取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把这些人逼苦了，“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天下之盛观”。
看来司马光和苏轼并不傻，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免役法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好处，不是没有看到免役法“行于诸路，人皆便之”，“百姓皆以免役为喜”，只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自身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抑兼并作用。
当然，免役法所起到的抑制兼并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仅就保守派们的猛烈攻击来看，还是收到一定成效的。
10．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保甲法
1070年12月，保甲法出台。王临川全集那时的京城开封，不知为啥，治安不是很好，老百姓经常一大早起来，发现家里已被盗贼翻了个遍，值钱点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搜刮走了。天子脚下的开封如此，就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王安石认为，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民众太散了，没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大家不能互相照应。如果能够把大家按距离远近，结为大小诸保，加以约束管理。那么，富裕的人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不怕被盗，没钱的人也不用担心被打。社会治安将明显好转。
结合赵子几的想法，王安石又跟另外几个人商量研讨了一下，得到神宗首肯后，1070年12月，《畿县保甲条例》问世，先看看条例是怎么说的。
“十家为一保”，民主推选一名“有材干心力”的“主户”（土著的原有住户，与“客户”相对）为保长。
五保为一大保，民主推选一位大保长，大保长就是保长的直接上级。
十大保为一都保，领导人有两位，称为都副保正。北宋开封城平面示意图哪些人应该入保呢？别急，有详细说明，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话，要选一个人为保丁；如果家里人丁不旺，只有一个成年男子，或者是五保户什么的，可以就近附保；如果家里有武艺超群的，比如能像李寻欢一样使得一手飞刀的人，也要入保，并且担起责任。
保丁们除了大炮火枪不能置备外，其余像弓箭之类的，都可以置备，农闲时可以习学武艺。
保成立之后，主要负责的事情是治安方面的。“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在本保内往来巡逻。一旦遇到盗贼，大家就使劲敲锣打鼓，并立即报告大保长，当然，那时没有电话，就只能撒开脚丫子跑了。保内的人都起来捉贼，能操家伙的操家伙，没法操家伙的就敲碗敲饭盆都行，总之大家齐心合力把贼给抓住就OK。万一那个贼会点轻功什么的，跑出了本保的地界，同志们也应一边击鼓一边追，直到将那天杀的贼子抓住。
抓住盗贼不是白抓，官府会赏钱3000，若是比较轻微的，就赏1000，这个赏钱呢，就由罪犯家里来承担。如果罪犯家里委实穷得厉害，那就饶他一回，可以取保释放。
同保内如有杀人放火、偷盗抢劫、传习妖教的人，你知道却不报官的话，是要受几天牢狱之苦的。如果保内有盗贼停留了3天以上，你却没发觉，是要追究失察之罪的。
保内如果有户逃移死绝，或者外来人户入保，都需要及时上报。元祐通宝，苏轼手书平时眼睛要擦亮点，看到形迹可疑的外来人，可以报送官府。
为了方便管理，需要做户口本，把每户的详细信息都登记好。
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保甲最初的目的是稳定社会治安。同时，还起到了人口普查的作用，使得国家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居民的信息。
当然，王安石还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那就是用征兵制代替募兵制。
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当兵是一种职业。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他觉得那些整天在社会上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人，如果都招到军队里面，社会治安自然就会好了，所以，北宋的军队里就大量地充斥着这样的人。
就这样，北宋军队的规模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王安石变法之前，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40万。没有对比，自然就对这140万没有什么概念。北宋时期的人口，据考证约为1亿。现在中国的人口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军队规模约为230万。如此的对比，就应该明白这140万对于当时的北宋意味着什么了。
而且，如此招募而来的兵，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应该说除了打仗，其他的都挺在行。因是募兵制，所以，国家财政还需要为了宋太祖这一与众不同的想法而买单，自然是有些吃紧。刚开始是吃紧，到后来，就有些玩不转了。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王安石就是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减轻财政负担，想要实行征兵制。王安石对此是有着长远的计划的，他认为，减少兵员是当务之急，却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若把现在混迹于军中的那些地痞流氓一下子遣散回家，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是不可能在家里老老实实耕田的，那对于社会的稳定，无疑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兵是要裁的，但要一步一步来。为了全面实行征兵制，先应该对保丁加以训练，让他们能够与正规军一起作战。先前雇佣的兵，若因死伤逃亡等原因而出现缺额，一律不再招募填补空缺，而是改由保丁来代替。这样平缓的过渡，只要坚持下去，假以时日，那些个雇佣来的兵就会慢慢消亡了，而且是用兵不血刃的方式。
按照王安石的这一思路，有计划地开始训练保丁，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只是这样的做法，违反了北宋建立以来所奉行的“养兵”政策，也违背了北宋政权严禁民间传习武技的传统政策。注定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即使是神宗，对此也出现了怀疑和摇摆的态度。
自然，这反对声中，是少不了司马光的。他在《乞罢保甲状》中说：现在将一般乡民，用弓弩武装起来，教习武艺，农民也成为了半个兵了。他们本来都是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者，忽然让他们穿上戎装，手持兵器，奔走于乡野之间，见到的人岂不要无比惊骇？老者们都在摇头叹息，以为是大大的不吉祥。
如果让他们去戌守边境，征讨戎狄，然而戎狄之民，向来都是以骑射为业，攻战对其而言是家常便饭，从儿童到老人，都没有丝毫陌生；中国的民众，生长于太平盛世之间，世代以务农为生，虽然现在给了他们兵器，教他们刺杀，在训练场上，貌似还算严整，可一旦跟戎狄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不用多想，也毋须怀疑，肯定是弃甲而逃，一溃千里。
要说司马光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一点也不差的了。他自己败了一次，就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当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朝被蛇咬，终身怕井绳嘛。只是不知司马光大人是否在日理万机之余听过王韶的丁点事迹？
在司马光之流的反对声中，在神宗的犹疑中，王安石实行保甲法所要达到的改变募兵制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司马光尽废新法后，农民兄弟们是不用每晚轮流着值班了，可以搂着老婆一觉睡到天亮了，只是，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的大boss换了。
只是，自宋以后，无论蒙汉满，从元至清，数百年间，皆无一例外，均推行保甲法，也主要是起到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直到民国，仍然在沿用。
王安石的老乡，明朝人陈汝锜感叹道：如果保甲不废，按计划加以训练，假以时日，人们皆同仇敌忾，纵然是胡马南嘶，梁启超著《王安石传》也不至于让金人如入无人之境，纵横数千里，却没有一城能挫其锋芒！
康熙也曾说：“弭盗良法，无如保甲。”
梁启超看到此，也不免有些痛心，当然，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身的因素，他说，保甲之法被废除之后，宋朝若不想南迁，又能奈何？然后梁启超不禁仰天长叹：“然则祸宋者，果荆公乎哉？抑温公乎哉”？
这一节，就以王安石的《省兵》来结尾：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11．市易法——那只看得见的手
北宋时期，城镇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自然就会有那么一批人，利用特殊的地位，加上非常的手段，慢慢形成了强势的垄断地位。垄断一旦形成，王安石《详定幕次呈圣从乐道》：扬雄识字无人敌，何逊能诗有世家。旧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胜真茶。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是大大的不利。外地商贩贩运来的货物，寡头们一合计，就以很低的价格强行收购，然后囤积起来，等市场供应不足之时，再提价销售。这一买一卖之间，有人哭有人笑，当然，哭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和居于弱势的商人，而偷笑的就是那些个垄断者。
资本形成了积累，自然是要寻找消费的端口，古代的故有观念，土地是不变的财富，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日盛。如此恶性循环之下，下头苦了百姓，上头亏了国家，这势必是不行的。
熙宁五年年初，一个自称草泽的魏继宗给北宋政府上书，这样说道：京城是百货云集之地，市场却不稳定，价格经常波动，贱买贵卖之间，有人往往获利数倍。富人大贾因为财力雄厚，有些还有权有势，所以往往能够轻易操控市场。外地商旅因为受其倾轧，无所获利，不愿长途劳顿；而普通的消费者，却要承受日益上涨的价格，民不聊生。这样，既抑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普通百姓也无法达到小康，国家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于国于民，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呀。王安石《元日》管子曾说：“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那么，在如今的形势下，国家怎能袖手旁观、不整顿市场呢？
不如成立常平市易司，挑选精通理财之人掌管负责，寻求良贾来辅佐，让他们摸清市场行情，价格下跌之时，就提价收购，不至于让普通商人血本无归；价格上涨之时，就降价出售，不至于让平民百姓受苦。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物价，还能保护商品自由流通，国家也能将开阖敛散之权从富民手中收回，还可以获取一些利益，可谓一举多得。
要说这个市易法，并不是凭空出世的，王韶在秦凤路设置过市易务，可以说有实际经验可考，现在又有了魏继宗的建议，市易务便在开封风风火火地搞了起来。
那市易务具体都干些什么事情呢？
凡是可以买卖的货物，小商小贩们觉得不好卖出去，可以议定价格，由市易务购买；若是看上市易务里面另外的货物，也可以进行货物交换。
想要做点小生意，又缺乏本钱的同志，可以用房产什么的作为抵押，向市易务贷款，至于借了钱干什么，就随你自己的便了，只要到时还钱即可，当然，钱不是白借的，要付给市易务一点利息，年息20％，这样的利息水平，现在看来是有点高，但在当时对比高利贷，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除了借钱，也可以借货物，你看好哪种货物的行情，只要市易务中有，就可以借，也是一样得付点利息。如果点背，一时看走了眼，货物没卖出去，要是没过期变质的话，也可以由市易务作价收买，不再另取利息。
这样看来，市易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
以前各地商贩，每个行业，都是有行会的，想要做哪行的生意，就得入哪个行会，当然，入行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交“行例”钱。各地的行会，基本上是将本地的商品流通把持着的，长途贩运的商人反而得不到多大的利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朝廷的用度，是要摊派给各行的，对各行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成立市易务后，制定了“免行条贯”，各个商户依照盈利的多少，按月缴纳一定的免行钱，政府的采购不再进行摊派，而是在市场上进行正常的购买。
如此看来，市易务又有些像今天的工商局了，那个免行钱就类似于现在的税收。这对于活跃商品经济，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在市易务开展工作的同时，反对派们也没有闲着，忙着对市易法进行攻击，文彦博就写奏章说：我前几天去相国寺上香，看到市易务在街上居然连瓜果也卖，如此小利，所得无几，却失却了大国之体，增加了小民之怨气。而且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邦的行馆，让他们看见了，岂不笑话？
堂堂一个大国，竟然锱铢必较，古人说的理财难道也包括这种琐屑之利吗？但凡士大夫，若在市场上买卖货物而盈利，都会为做官之人所不齿。更不用说泱泱大国，却还在皇皇求利了。这样的垄断之事，孟子深以为耻，我也以此为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