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张、杨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对于时下中国政坛的一号人物，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展政治对话，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直到蒋介石出现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为他专门准备的房间里，张、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捉到蒋介石，事情才刚刚开始，如何才能取得圆满的结局？这是张学良考虑的首要问题。
张学良最先想到的需要借助的两支力量和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它的后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位是宋美龄，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它的后盾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武装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它对张学良发动事变能否最终促成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肯定不会置身度外，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她对蒋的死活更是极为关心绝不会袖手不管。
为了实现抗日主张，张学良手里拿出了三封电报文稿：一是致国民党中央及其各团体的通电文稿，也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张学良拿着这份文稿到西京招待所看望被扣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以及在华清池捉到的蒋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向他们表示慰问，说明原委。
这些军政大员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兵谏”的做法太危险，但他们对团结抗战是支持的。所以，在张学良介绍情况之后，绝大多数的南京大员效法张、杨的做法，在通电文稿匕面签了名。
这份通电共有19人签名。其中8个是已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们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7人是东北军将领，4个是17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等在内。
12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发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和各新闻机构。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抗日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公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激流等叩。文。（1）这个通电说明了“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
综观八大主张，张、杨发动兵谏的根本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第一项改组政府、第二项停止内战与第8项召开救国会议，是贯彻事变目标的主要措施，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抗日字句，是为了照顾宋哲元、韩复榘等北方将领应付环境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河北、山东地处前线，公开提出抗日口号将使他们处境更加艰难。第三项、第四项要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第五、第六两项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也是为了实现举国抗日救亡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八项主张中的第七项，“确实遵行总理遗嘱”，表明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彻底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10年的独裁、反共，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要求恢复孙中山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八项主张包括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被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内的要求抗日御侮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向全国发出通电之后，张学良又拿出第二份文稿，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文，交秘书迅速发出。这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原电如下：
东、来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敌北进。
弟毅文寅（2）
这份电文是在临潼扣蒋战斗打响之际草拟的，由于扣蒋行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突袭行动能够一枪不发，更不能保证在双方的交火中不会出现把蒋打死的情况。如果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该如何说？这些问题事先都研究过，但定不下来。因而在致毛、周的电文中只设计了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没有详细谈及怎样处置蒋介石。于是，在扣蒋成功以后，张学良立即请来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申明八项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应当说，扣蒋以后，张学良在第一时间里向中共中央通报并邀请派人参加西安的谈判，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第三份电文，也就是致宋美龄的电报。张学良说：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告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合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3）在处理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之后，张学良还先后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山西、山东、广西等地实力派人物致电，说明真相。
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成立了4个权力机构。
一是成立抗日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事变后西北的最高权力机关。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二是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问题，研究制定有关大政方针，完成张、杨交办的重要事务。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卢广绩、王菊人、应德田、洪舫、南汉宸、苗剑秋等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三是成立了参谋团，主要任务是研究军事问题。它的成员是由两军的主要将领组成，参加者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因为防御南京的军事进攻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新机构成立以后，即令东北军和17路军的部分部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守它的命令，向南挺进，不到一个星期，共产党就进驻肤施（即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直到1948年3月。
四是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张、杨还释放了关押在西安的238名政治犯，其中不少是进步分子和红军战俘。
张、杨的行动，得到两军官兵和西安各界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世界各国重要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爆发西安事变的消息。一时间，西安事变不仅成为媒体的热点，也成为国际外交折冲的热门议题。
英美苏日德意等主要国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很快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虽然对待张、杨有失公正，没有对发动“兵谏”、谋求抗日的壮举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却反映了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影响制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正在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便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4），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前沿阵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这年年初，日本国内发生了拟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
2月26日凌晨5点钟左右，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2名陆军下级军官，指挥第1师团的3个连队的下级士官，另外还有近卫步兵连队14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白雪覆盖的东京中心发动了叛乱。他们包围了13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袭击了资深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私人住宅。叛乱者们——其中的1027名是时年1月刚刚入伍的新兵，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以及著名的美浓部宪法理论的支持者、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还杀害了5名警察，重伤了侍从长铃木等人，只有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
这场叛乱是日本国内近10年来围绕国体展开的是皇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斗争的结果。
主张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其观点为“国家机关论”，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权力，其主张的支持者是天皇的近臣。
但他的这种主张受到来自以陆军部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军方希望建立的是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实现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干预。而军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以“幕僚革新派”为中心的统制派，和以“基层革新派”为核心的皇道派。统制派对内主张依靠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合法的手段实现军部独裁，建立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对外主张占领中国之后，实施北进、南进政策，夺取亚洲地区霸权。这一主张得到财阀和军内多数将领的支持。而皇道派既仇视革命，也仇视财阀，他们主张以武装政变“清君侧”，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对外主张北进入侵苏联，这一主张在军内仅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皇道派虽然支持者寡，但是它主张用武装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而越是力量对比于他们不利，越容易促使其铤而走险。这就导致了“二·二六”惨案的发生。
政变者希望以此得到天皇的支持。他们在行动的同时散发了《奋起宣言书》，其中载道：“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圣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的统帅，举国一体，生化育成，最终实现八纮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日本）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蔽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望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以冥助。”（5）但是，天皇裕仁对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其亲政，推行“昭和维新”的做法并不“买账”。他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如同用软刀子对付朕一样”，“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者，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6）裕仁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下令镇压叛军，并成立了一个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判。叛军的几名组织者相继以自杀谢罪，与叛乱有关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2名民间皇道派头目也被判处死刑。在此后开展的军队整肃运动中，皇道派的7名大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逐出现役，涉及的人数达3000余人。
“二·二六”事件从客观上帮助了统制派，它不费吹灰之力铲除了异己，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军部中的统治地位。统制派主宰日本政治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在十几天后诞生的广田内阁中，军部提出了入阁的四个条件：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充实国防、刷新外交。新任陆相寺内寿公一然将陆军省课员藤章大佐带进组阁机构，按照军部的意图挑选阁员。新任首相广田满足了军部的一切要求。至此，军部便成为日本政治的主宰，以军部独裁为标志，日本法西斯政权宣告成立。
接着，经军部提议、得到议会批准的“海陆军大臣由现役军人担任”议案，进一步从法律上为军部独裁提供了保证。法西斯就是战争，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