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宋申明,中共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发动,同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旨在联合对敌。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战的要求,但蒋先生始终不听。这次事变是促进蒋先生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你们兄妹认清形势,劝蒋先生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在周恩来发表长篇政见之后,宋美龄提出:中共既有为国为民的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周恩来立即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先生之外,目前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还向宋美龄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周在这次长谈中,答应宋要他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日释放蒋介石的请求。
宋美龄在这次会见中,对周恩来干练的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钦佩,至此二人相约次日再谈。
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再次见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国共内战的意向,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两次会周,意在通过中共的助力使蒋介石早脱险境。而作为中共则不能不考虑维护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的利益。杨虎城的考虑虽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证的条件下放蒋的设想,对于防止蒋介石动摇,确保抗日目标的实现,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来决定面见蒋介石,以确定蒋是否接受已经谈成的条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见蒋要求后,宋子文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而且委员长安全离陕需要中共的助力。于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当晚10时,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周见面。
周恩来是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蒋的临时住所的。周走进蒋的房间时,蒋介石还躺在床上。张学良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周先生看您来了。”
“噢!”蒋介石显得尴尬地坐起来,这时,周恩来庄重地给蒋敬了一个礼,并与蒋握了握手,脱口称其为:“校长!”
称蒋介石为“校长”,是黄埔军校军人的一种习惯。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而共产党人周恩来被派到该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红军著名将领也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学校。为扑灭革命火种,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银洋索要周恩来的人头。
蒋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被扣之后,既惧怕共产党插手事变,又极不愿面见周恩来。听到周称他“校长”,他表情颇为复杂地点了点头,一只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跑时摔伤的腰,另一只手招呼周恩来在沙发上落座。一边叹了口气,口不择言地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对此,周恩来机敏作答道:“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然后,周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乘势说明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始末,以及中共当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要蒋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而是从与蒋略叙家常开始。
周恩来的话题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留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党中这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在苏联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此时,蒋经国正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公开宣称与蒋介石的关系即“他是他,我是我”。后来,蒋经国思亲思乡曾申请回国,但遭到苏联当局拒绝。
周恩来告知蒋氏,经国在苏联生活得很好,颇受优待。当蒋介石流露出对儿子的眷恋时,周不失时机地允诺,他愿意帮忙促成蒋氏父子的重新团聚。对此,蒋介石深表感谢。
周恩来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先代答道:“以后不“剿共”了!”并再次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这时,周恩来提出了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三点承诺:
一、我们肯定不打内战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动,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各部队接受他的指挥。
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谈,解决一切。
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继续谈判。(19)蒋介石说完这些后,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随即告辞出来。
由于蒋介石体力不支,周恩来没有与他长谈,从蒋氏那里退出后,周又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很疲劳,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这几件事是:
一、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宋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周要求宋作出保证,宋作了保证。
二、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三、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宋答应将予以安排。
四、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
周恩来夜访蒋介石,进一步验证了蒋介石的和平意愿,并对他的三项承诺和宋子文承诺的各条表示认可,第二天,周致电中央报告说:
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转的。
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0)由于周恩来基本认可了蒋介石及宋子文承诺的条件,因而,释蒋的谈判至此完成。此后,张、杨委托周与蒋、宋虽还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释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12月24日晚,周与蒋的成功会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
(1)《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318页。
(2)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7日。
(3)《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4)《何应钦——旋涡中的历史》(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50页。另见《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5)《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6)《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7)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8)《纽约时报》,1936年12月22日。
(9)《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413页。
(10)《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1)《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12)《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235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2页。
(14)《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5)《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62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3页。
(17)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
(18)《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19时半,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19)《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19时半,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