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答: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9)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二、如此离开西安未免太不体面。
蒋介石在一旁听后大哭: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作为一国统帅,到了这种地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你成全我吧,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
蒋介石的话,当然还是对张学良“激将”,他绝对不是真心想死于西安。但是,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将和张的回答能够看出,张学良是真诚地希望放蒋早回南京的。这里面也折射出“三位一体”和部下的一致态度是对张学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面对宋氏兄妹的释蒋压力,张学良已经很难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场上选择有条件释蒋了。加之宋美龄否决他的极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对他的部下和“三位一体”,通过解释工作达成一致。
他指示鲍文樾、马占山、米春林、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去见宋子文。24日中午,这5人与宋子文会面,进一步就保证必须实现协议提出要求。宋子文听后向将领们解释,委员长在这里是不会亲笔下达命令的。他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保证委员长回京后绝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觉得只是口头的表面承诺而已。
下午,张学良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自己在公馆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此前,设计委员会决议形成的两条意见,23日晚高崇民已写信告诉了张学良。围绕大家提出的有条件放蒋的问题,张首先简要地通报了和宋氏兄妹达成的协议,并透露: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要放蒋离陕。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些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发问:“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厉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者显得很紧张,但还是把昨天设计委员会决议的那些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了大家讲的保证条件,很诚恳又很自信地回答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到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10)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11)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12)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13)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14)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15)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16)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