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张学良刚刚几个小时，蒋介石就又耍阴谋，他呈文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他还致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要他转请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务必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令。
1937年1月4日，林森召开国民政府会议，讨论赦免张学良案。在这次会上，围绕赦免张学良的问题，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戴季陶、居正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冯玉祥因中原大战时与张学良的夙怨，也反对释放张学良。支持特赦的是宋子文，还有林森。虽然两方势均力敌，但因蒋介石事先有话，还是通过了对张的特赦。会后发布的特赦令，宣布：
张学良处有期徒刑10年，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恢复张学良的公权。
特赦张学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表面上看，张学良被判处的10年有期徒刑没有了，但实际上特赦令中“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却使对张学良的判决由有期成为无期了。后来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52年之久，就是基于这一条规定。
蒋介石恩将仇报，软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确属不仁。但亲日派和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对处置张学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在讨论特赦张学良的那次会上，由于宋子文争辩，特赦令原案中“留京察看”一语被取消了，这说明对于张学良的处置还不是不可更改的。2月，顾祝同已经取得蒋介石同意，可以让张学良回陕西向东北军的部队训一次话，但是这件事也是居正以司法院长的身份给否定掉了。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1）《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2）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3）《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8页。
（4）《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5）《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6）《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7）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160页。
（8）《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9）《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0）《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1）《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2页。
（12）《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14）《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15）《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16）台湾《自由时报》，1988年8月11日。
（17）《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
（18）蒋介石：《对张杨训词》，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1—4页。
（19）《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326页。
（20）《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4页。
（2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2）《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23）《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原信由全国政协装帧送交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保存，信中的着重号是张学良自己加的，括号内的文字是著者所加。
（24）《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25）《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转引自《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页。
第十二章是战？是和？张、杨将军为国牺牲自我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东北军内部形成两派，少壮派主张与南京冲突到底，救出张学良；主和派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徐图救张。“战”与“和”的冲突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张学良送蒋回京后迟迟未归。
1936年12月26日下午1时许张学良飞抵南京，在洛阳换机后引发的些许不快并未使他想得更多，因而当他到达南京见到东北军的旧部荆有岩、鲁穆庭时仍掩饰不住他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的快意，一见面就兴奋地说：“（我）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一件大事，蒋先生答应一致抗日了”，“我明后天就要回去”。
27日上午，荆等再去看他，张学良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迟几天走。”
按他在行前所下的手令说“最迟三五天”的期限，12月31日应是回西安最迟的时间了。但这一天，西安方面不仅没有张副司令回归的任何讯息，而且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坏消息：张学良将在南京受审。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元旦，这一消息得到确认。几天过后，虽然张学良被判的10年徒刑得到赦免，但赦免令却留下了一个超越法律的“尾巴”——“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什么叫“管束”？
此时的中华民国法典上找不到这个词汇。按照今天的说法，类似于“管教”，即对某些有罪行的人，由政府和群众监督教育，使之改过自新。但这种被管教的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只是他所从事的活动需要受到某些监督。而张学良显然不属这种类型，他自被宣判以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么，对张学良的处置适用了什么法律呢？也就是说张学良今后的前途是什么呢？是继续被关押？还是能够被放出来？人们找不到法律依据，因而谁也说不清楚。
这不能不引起西安方面的极度不安。
引起西安方面不安的，还不光是张学良的安危问题。蒋介石还要彻底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的部队完全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1月1日，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举行会议，确定西北问题的方针。会后，根据会上确定且由蒋介石提出的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以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的行动策略，蒋介石立刻部署5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
东线：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潼关以西至华阴、华县，沿陇海路西进；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第一集团军右翼，沿渭河北岸西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第五集团军，辖4个师，置于第一集团军左翼，在潼关以南的商、雒一带，从东南方向威逼西安。
西线：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和以朱绍良为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位于陕甘边境，共有15个师，从西面对西安构成威胁。
东西两翼第1线部队共39个师，第2线部队约10个师。此外，以毛邦初为指挥官的空军部队也加入战斗序列。
蒋介石违背诺言，并以武力威胁逼迫西安屈服的行动意图，使西安方面极为气愤。于是，围绕如何反击南京的军事压迫，如何营救张学良返陕复职，西安向南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安方面内部围绕是以战求和，还是以和避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论和摩擦，而这些对于西安事变的结局，对于张、杨的个人命运都产生了影响。
围绕西安事变“善后”的斗争可谓是一波三折！
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西安事变如何进行善后便成为举世关注，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西安是他的“滑铁卢”，是他终生的屈辱。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不是张、杨个人，而是这两支部队，是在共产党主导下的“三位一体”。解决西安问题，必须拆解“三位一体”。
蒋介石对拆解“三位一体”设计的策略是：第一步，扣押张学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第二步，对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分化，力图从两军内部打开缺口，弱化两军的力量。第三步，将两支部队调离陕甘，使之远离中共，再各个击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解决陕甘善后的四大目标：
一、整顿东北军和17路军，规定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部队与东北军和17路军进入国防准备位置，由国民党中央严加整顿充实。
二、更换人事组织，拟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冯钦哉为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17路军各划分驻地，分而治之，规定：
1．从潼关沿铁路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泰安线（含阆、朝邑、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雒南、商县、兰田、三原、泾阳、咸阳、兴平、雩县、醴泉、武功、整厘、扶风、岐山、风翔、宝鸡、汧阳、陇县、清水、泰安、郡县、天水、通渭、甘谷等县），归国民党“中央军”驻防；2．17路军直属各警备旅移驻止宁、枸邑、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彬县、麟游、乾县、淳化、耀县等县，孙蔚如部第17师移驻甘泉、富县、中部、宜君等县；3．冯钦哉部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宜川等县；4．东北军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
5．现在黑城、镇海、原同、心城一带的国民党“中央军”，暂驻原地整理。
四、军需统一，陕甘各驻军的饷糈，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局办理军需发行，由行营指导和监督。
上述四大目标，表面看起来是着眼和平解决陕甘善后的，但其实质是在和平的幌子下分化东北军、17路军，拆散“三位一体”联盟，实现“中央军”进驻陕西，并威胁红军，意在通过谈判达到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还以更换组织人事的手段，撇开张学良，用顾祝同代替张学良，将陕甘军政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管辖之下；驻地划分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置于“中央军”的监视之下；军需统一则是要陷断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饷来源，阻止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使其更加依赖国民党中央；而军事整顿只不过是削弱东北军和17路军的代名词而已。
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条件，蒋介石于第二天又对上述方案作了两点补充：
（甲）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
（乙）17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分外，余照昨电办理。
蒋介石回南京短短几天，就改变了在西安许下的条件，有人对他回到南京短短10天之内的“赖账”记录作了统计，大概有如下7条：
1．“中央军”自12月25日撤出潼关一条不但彻底抹了，而且还大量开进。
2．西北各省统由张、杨负责一条全抹了。
3．张学良已被扣押，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不算数了。
4．蒋介石并没有按其在西安的承诺，辞掉行政院长；清除亲日派只是象征性的，何应钦还是军政部长；改组政府、容纳进步分子毫无动静。
5．召开救国会议一事根本未提。
6．蒋介石回京后也未下令释放“七君子”（“七七”抗战开始后“七君子”才取保释放，直到1939年1月高等法院才撤销起诉）。
7．“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有重新爆发的危险。蒋介石在西安登机前曾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但回到南京不几天重又派出大军杀向西安，拉开重开内战的架势。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杨虎城此前对他的担忧是正确的。
面对蒋介石的武力威胁，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方面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此举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而西安的团结关键在于拥有重兵的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张被扣于南京，西安等于群龙无首。张学良临走前虽然将东北军的指挥之权赋予杨虎城，但对于只忠诚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来说，杨虎城作为一个外人是很难驾驭他们的；张学良同时把东北军的指挥重任交给于学忠，于虽然也是东北军的老人，但他的军事渊源是直系，他本人原籍并不在东北，而是山东，且他统率的部队远在甘肃，西安没有他一兵一卒，这些将领也不会听他的。杨虎城深知，救出张学良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对于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对于他个人的前途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救出张学良，杨虎城作出了不惜与南京开战的决定。杨虎城认为：
不战，便无法支撑这个局面，更无法营救张学良。他希望渭南不撤兵，也不为戎首，作防御战，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打一仗，一方面可以使华北的宋、韩，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有武力调停的借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张回西安，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打一仗，也可以巩固两军内部，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否则，各将领自寻出路，“三位一体”瓦解。就失去了争取张学良回西安的资本，他个人的前途也堪忧。
1月5日，在南京发布处理西安问题善后方案的当天，杨虎城领衔通电全国，斥责南京国民政府扣押张学良，派兵进攻陕西，挑起新的内战，表示对南京的进攻要坚决回击。通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