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1938年10月中日武汉会战以后，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两大战场合组而成的中国抗日战场一直独力抵抗牵制着强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使之无暇他顾，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有力策应和贡献。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中共同对日宣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日本虽然一开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暂时占据主动但很快即告丧失陷入战略守势。然而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的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仍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再把维持确保占领中国东北任务的关东军统计在内，那么在1941年12月前后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达138万人，占日军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中国战场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仅八路军、新四军在1941、1942年两年内，就作战4万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7万余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八年抗战，惨烈非常，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作为战胜日本反法西斯的主要交战国，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永垂青史、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让我们把历史定格在这一段收获胜利果实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作为中国代表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同其他8个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
上午8时30分，参加对日作战的9个盟国的签字代表团成员在签字仪式东道主美国代表陪同下依次拾级登上密苏里号上层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因为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并且奋战时间最长，因而得此殊荣。随他之后的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他们身穿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军服，上面佩戴的各种勋章和绶带，红色、金色、褐色、橄榄色等五颜六色光耀人眼，也映得密苏里光可鉴人的甲板上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而战败的日本代表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要求，被安排在受降桌面前，沉默肃立5分钟等待受降。
之后，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代表首先签署投降书。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战胜国9国代表按照盟军统帅部和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国的顺序，依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受降书上签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签字仪式之后，中国代表徐永昌面对记者发表了胜利感言。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过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看来，徐永昌将军的话是有远见的，也是有所指的。战后61年过去了，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包括个别政治家，尚未做到认真地反思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日本法西斯对人类正义所犯之罪过。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也在南京中央军校旧址举行。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日本侵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当日，中方向冈村宁次宣读了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第1号令。命令说：从此日起，中国本部、台湾、安（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陆海空军，全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的任何领导。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及中国战区各级日军司令部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和各地联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中方这一命令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受降命令而发出的。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签发第1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均应向中国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0月25日，日本将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当天，日本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驻台军当局正式向中华民国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至此，被日本以武力强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以一朝洗雪。
而由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已于同年8月17日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关东军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已随之一并灭亡，东北的主权亦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获知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的喜讯，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张学良掩饰不了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他在九一八纪念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乡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J4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一新。”（4）胜利的一天到来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又是付出多少难以计数的巨大代价！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中国人民以惨重民族牺牲换来的胜利日，终于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从国势日渐衰微而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张杨两将军理当笑慰，一抒胸中块垒。
虽然为了这一神圣抗战的发动，为了胜利到来的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失去了个人自由。然而，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却使他们得偿企盼中华不惧和不受外侮的夙愿，更使他们希望中华强盛有日的愿景渐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