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静一，其先祖系大食人，在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落籍长安灞桥。明时，为避乱迁居河州小西关。祁静一“禀赋聪慧，过目成诵，师不能难”。15岁时，8卩“挂帐穿衣”(阿文大学毕业)。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五月，穆罕默德第29代圣裔华哲·阿不都·董拉希来河州传教，在小西关穆有林家中居住，祁静一受命于河州小西关城角寺开始习静。不久，华师叮嘱静一：“嘎得忍耶教门的特点是‘单独的’，你必须抛家离乡，超尘脱俗，选居僻谷，慎独静修，首先去陕西汉中府西乡县等我三年。”祁静一受命前往，三历寒暑，华师甚为满意。康熙十七年(公元1878年)夏，华师再命静一到陕西留坝紫柏山修真习静三年，期间功修日增，渐悟妙境。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夏，静一第三次受命迁往陕南西乡滴水崖隐居，又继续了三年的修行。经过连续九年的学习深造，华师对静一的静修之功非常赏识，遂将“天人之奥、性命之微、理道之旨、修静之功”，尽传静一，让他在中国传播和发扬伊斯兰教嘎德忍耶教理。
祁静一静修功满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遵其师命，开始传教授道。静一先是以陕南西乡、四川保宁为中心传授嘎德忍耶教理，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冬，率其弟子马如恒、马腾翼等由陕南西乡回河州故里传教，驻足于河州东南城的杨妥家。经过静一的传授，不久，杨妥家穆斯林一致改奉了他所传授的嘎德忍耶教理，并对他继续传播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从此，静一以杨妥家为站点，向河湟地区乃至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传教，遂名声远扬，美誉河湟。
祁静一在河州传教历经18年后，再度前往陕南西乡，继续静修和传教。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九月，在西乡县城西郊狮子山麓归真，享年63岁，遂安葬于此地，名为“鹿岭寺拱北”。静一归真后，河州教众闻讣甚为哀痛。杨妥家教众在举行“百日纪念”后，推选杨、妥两姓精壮子弟48人，乘当年除夕之际，潜入西郊静室，盗出静一灵骨，于次日清晨抬骨返回河州。
大拱北门宦不设“教主”和“掌教”，由“当家人”任内辖长，在家人教徒任外辖长，共同负责教内日常事务。祁静一为使嘎德忍耶教理脉脉相图为大拱北墓地一瞥承，辈辈延传，生前拟定了“一清风云月，道传永世芳”十字，定为前十辈的取名次序，并且赋诗一首：“一真清风贯乾坤，云月映照万古同；道传永世归原体，芬芳馨馥满春浓。”同治年间，大拱北第六代道裔祁道和又续拟了十字：“敬诚先哲远，克念悟真常”，定为后十辈的取名次序，同时也赋诗一首：“敬诚不改先天体，哲远根深性命存；克尽已私念悟省，真常百世是虚灵。”不论陕、甘、川各省，凡属大拱北门宦的出家人，均以此20字列名定辈，继承统序。
大拱北门宦是嘎德忍耶在中国的主要承受和传播者，现有教民十万余人，散居全国很多地方，尤以四川和西北五省（区）为多。
库布忍耶
库布忍耶，阿拉伯语意为“大能者”，属苏非派教团之一。大约在明末清初由穆乎引吉尼传入河州东乡。因穆乎引吉尼改姓张，殁后葬大湾头，故称“张门”，又称大湾头门宦。大湾头门宦教民主要分布在东乡和康乐一带，约四五千户，两万余人。大湾头门宦诚信六大信仰，遵守五粧天命功课。注重静修参悟，40天、70天或120天不等，幽居山洞，默念“则可若”，做礼拜，日食7枚大枣和数杯开水；干“阿曼里”时点香高念《古兰经》和《满丹夜合》，以《古兰经》转“费提耶”；亡人葬后当晚请客，每7天念经1次，一直念10个7天。
哲赫忍耶
哲赫忍耶，阿拉伯语意为“公开”、“响亮”，因其念“则克若”时高声赞诵，又称“高念派”。哲赫忍耶在仪容上男子戴黑色六角锥体帽，不留腮须；女子不戴盖头，不蒙面纱。
哲赫忍耶的始传人马明心（1718-1781年），经名伊布拉欣，道号维尕耶·东拉海，祖籍甘肃阶州（今武都），后迁至河州大西关。马明心生于临夏，父母早丧，6岁在清真寺念经，13岁随叔父去麦加朝觐，受业于也门沙孜林教堂，在外留学达13年之久。乾隆年间经新疆喀什、叶尔羌等地，到循化、河州、定西、榆中等地传播哲赫忍耶教义，教民日多。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三月，在兰州西城下被清廷杀害。该门宦内部主要有“沙沟”、“北山”、“板桥”、“南川”四个分支门宦。哲派教徒主要分布在宁夏固原、银南地区，甘肃张家川、平凉、兰州等地，临夏州境内有教民约千余户。
通过阅读以上四大门宦的有关史料和八位始传人的生平及传教生涯，我们可以概略地看出，相继形成于清初至清中叶的虎费耶、嘎德忍耶、库布忍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在临夏的所属支系，尽管他们对《古兰经》的注释和《圣训》的某些见解有所差异，对修持理论和法定干功的认识、遵行各有侧重，但这种差异是建立在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基本准则基础上的差异，是伊斯兰教内部不同宗教观点、学派、传承人之间的差异，因此，教派门宦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根本分歧。
四大门宦及其分属支系，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点。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坚信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外，还崇拜教主（或道祖）和拱北。四大门宦所属的支系，无一例外地重视守护、维修拱北，由陕南西乡向河州密迁祁静一遗骨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宗教修持方面，不仅要求熟谙教理教义，而且强调身体力行，躬行实效。在这方面，各门宦始传人都有突出修持，说明他们既是门宦首领，又是宗教学者。在宗教组织形式方面，十分重视道统谱系，对其门宦始传人极为尊崇，对后继者服从惟谨。在宗教场所的管理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如清真大寺一般都设有管理教务的伊玛目、穆安津、海推布、穆夫提等；有管理学务的阿訇、二阿訇；清真寺收入来自本坊教民的捐献、赞助和寺房租金。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整套健全、有效的教规教法，才保障了门宦内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一直延续至今。
四
在临夏这片相对贫困、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为什么能够如此广泛传播，它为什么成为四大门宦的始创地，并享有中国伊斯兰教的“小麦加”之称呢？在这里，经堂教育重心的转移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教育制度，它作为延续穆斯林文化的一种体系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对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内部凝聚力和共同心理状态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认为，我国在明代以前，清真寺内未设经文学堂，宗教教育以家庭为主。经堂教育的倡兴开始于陕西关中地区，倡兴者是明嘉靖、万历年间陕西咸阳人胡登洲(1522-1597年)。胡登洲朝觐麦加归来后，针对国内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状况，为使伊斯兰教相传有继，于是根据中国穆斯林的特点，倡建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一般分为小学部、大学部两级。小学部招收七至十岁左右的穆斯林男女儿童免费入学，老师通常由清真寺的二阿訇担任，从学习阿拉伯文开始，循序渐进，逐步学习、诵读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学习有关宗教信仰、沐浴、礼拜、斋戒、婚丧、祭祀等礼仪和祷辞知识。通常需一年多时间学完小学部的初级课程后，如有自愿从事宗教职业，而且具备经堂确定的基本条件者，则可升入大学部学习。
经堂教育的重点是大学部：大学部有陕西派（包括西北豫皖及南方诸省）和山东派（包括华北、东北诸省）之分。山东派源图为磨川清真大寺经堂于陕西派。大学部的课本，有阿拉伯文、波斯文两种之分，陕西派以专攻阿文者为多，山东派以阿文、波斯文兼授者为多，陕西派往往以专攻一门（如认主学）为务，山东派强调“博而熟”。大学部的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基础课以语法、修辞、逻辑三门为主；专业课主要研修部分伊斯兰经典着述和教学法。学生学完上述课程达到合格程度，成为品学兼优者时，经堂主讲阿訇会同伊玛目、学董和乡老等，择期给予举行“穿衣”典礼，从此以后，这个学员就可以应聘担任清真寺的开学阿訇，从事宗教职业。经堂教育制度的建立，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系统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河州缘何成为经堂教育的中心呢？我们知道，明亡清立之后，包括西北在内的全国广大地区，反清复明的斗争浪潮此起彼伏，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燃烧着反清的烈焰。甘、青两省毗邻的河、湟地区，由于入明以来有大批回回人以屯垦屯牧的方式被迁移安置进来，面对清朝的统治，他们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也呼应全国大势，勇敢地站在了全国反清复明斗争的行列。而在此时，清朝首先特别注意加强了对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传播宗教思想的限制，同时对各地的反清起义给以残酷的镇压。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很显然，从明嘉靖以后在陕西、山东等地形成的几个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已经很难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于是，自康熙、乾隆朝以后，内地作为以往经堂教育的中心地位，逐渐趋于弱化，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便转入了回回人聚居较多、伊斯兰教群众基础深厚，反清斗争此伏彼起的河湟地区，随之而起的便是河湟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迅速发展。
伴随着以河州为中心的河湟地区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自康乾以来，河州伊斯兰宗教界不断涌现出了一批学养修行较高的宗教学者和首领。其中，在河州及周边地区形成的四大门宦以及分支门宦的始传人，便是他们之中有影响、有地位的代表。这批门宦的始传人和后继者，注重将东来的陕西派学统操修主张，与西来的阿拉伯、波斯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当时流传的苏非派学统操修主张，各有侧重地或加以融会，或予以互补，或给以发展，从而形成了学道大旨基本一致但具体操修释义有别的门宦体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本门宦的经堂教育制度。
河州地区的经堂，大多设在清真寺大殿前面的北侧，该寺的主讲阿訇即为教师，一般称为“开学阿訇”，他们被从外地或外教坊聘请来，主要负责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领导礼拜，给学员传授宗教知识，并主持本坊群众的婚、丧祭礼大事。主讲阿訇为聘任制，任期不定，“学粮”（即薪俸)不定，通常互相协商依经济状况而论。学员一般称“满拉”，一部分是由开学阿訇应聘时带来的未满学业者，一部分是本坊或外地“转学来的”，目标是培养阿訇。经堂规模大小与教学水平高低，以清真寺的大小及主讲阿訇水平而定，不作统一评价和考核。“满拉”所学的学科，与我国其他地区传统的经堂教育学科设置大致一样，主要为阿拉伯文法基础知识、修辞学、古兰经、圣训学、教法学、认主学等，还加授波斯文。学习三至五年毕业，举行“穿衣挂帐”的毕业仪式，就具有了阿訇资格，可以接受寺坊的聘用。对于经堂教育的经费，主要靠本教坊群众施舍的钱财来维持。从清代到民国时期，临夏不少清真寺得到教众捐献的土地、房屋等财产，这些寺产以租赁方式所获得的租金，成为清真寺进行维修、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其中一部分用于给开学阿訇支付“学粮”（或折为钱)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仍被沿袭下来。
康乾以后，由于经堂教育的中心移到河州，为当地培养了不少富有伊斯兰教学识的阿訇。以后，他们通过去圣地朝觐、到阿拉伯国家留学、去外地深造修炼等途径，学养道行越发通博。毕家场门宦始传人马宗生、华寺门宦始传人马来迟、胡门门宦始传人马伏海、大拱北门宦始传人祁静一、大湾头门宦始传人张普吉等一批河州着名的大阿訇，都是康乾时出现的知名宗教学者。他们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本地经堂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在周边地区以至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这种经堂教育，经过自康熙、乾隆朝以来200余年的发展，在全州境内形成了有较强师资力量、健全教育保障制度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河州经堂教育体系，从而不仅为本地的清真寺培养了大批阿訇，而且为周边地区乃至川、陕、甘、青、宁省（区）培养了一部分阿訇，推动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发展。这便是清代同治年间河州被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小麦加”的缘由所在。
当我完成了本篇关于古河州伊斯兰教传播与发展历史渊源的写作后，我再次梳理着自己的思绪，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至今我国仍有一部分群众，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群众信仰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我深有感触：历史是由无数个特定的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链条组成的，过去是急溜溜远去的一个又一个的昨日，未来则是匆忙忙走来的一天又一天的今朝，在这无数个链条上所发生、所形成、所传承的一切，包括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遗存和影响，都应当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给以既尊重其历史事实又积极适应时代特点的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之所以能够持续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局面，根本在于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新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于各民族群众的互相尊重和共识。我从书橱取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再一次仔细阅读了中共中央1982年3月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观点之下，我用红蓝铅笔重重地作出标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录之如下，以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