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身份”的转换
中国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作家角色、身份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直接与文学的价值生成相关，与这个时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特质相关。因为，某一时代的文学家在自觉不自觉地确立文学的价值目标时，总有对自身角色和身份的确认，有对文学“需要”的理解，这些理解和确认直接影响到作家的文学价值目标取向。在这一点上，较之古代，中国现代作家要明确得多、“自觉”得多，在作品创造中体现充分得多。
从五四时期起，在与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中，人们开始较为自觉地对传统中国“文学者身份”问题进行历史的检视和理性反思。沈雁冰在1921年发表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文苑列传中，文学者常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奢侈品，所谓“待沼金马之门”，实际上是帝王的“弄臣”。“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文学之士在此等空气底下，除掉少数有骨气的人不肯为王门筝人”其余的大多数，居然自己辱没，自认是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附属品，岂但肯辱没肯自认而已，他们还以为际此盛世，真正是莫大之幸呢，这样的态度便是我国自来的对待文学者的态度了，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份了，”沈雁冰当时正处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特定时代氛围中，其言辞可能有过激之处，但他深刻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学史上关于文学家身份的问题，指出，一是社会上对文学家身份的认识存在严重错误，二是文学之士自身对其身份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因而失却独立性。这种“误认”是文学与人的关系“错了路子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种误认，文章（包括文学）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信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他的看法触及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学家多以入世始，而以出世终，这同他们混迹官场热衷仕途经济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除了汉代的文人是作为御用文人存在的，几乎没有专职的文学家，直到宋元以后，才开始慢慢出现。文学家一般是由政治家或一般官宦人员身兼的，赋诗填词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业余爱好，而且常常是处于文学以外的目的。”，其中许多人的作品，似乎是写给自己看的，而实际是向君主表白自己的心迹，是为了让皇帝赏识自己，只是在受挫后，才真正超脱，作品才抒发真情。所以，传统文学家不管在理论上和表面上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在实际上都有其特殊的功用目的。这种文人的“身份”和“角色”决定了他们并不能完全超脱，自由地、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想、欲望。
在关于文学家“身份”和“角色”的问题上，还存在另外一种表面上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而实际同样不能充分发挥独立意识的现象，就是违心地“超脱”和“独立”，并以此为“时尚”。许多作家在失意后，退避一旁，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现实，在不得意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所谓个性和尊严。所以中国文学家处于一种很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文学家似乎格外受到尊重，文人参与社会政事好像是必然的，并因而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又不能自由坦率地发挥天性，难以充分地表现理想和追求，表达合理的欲望和人性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身份和角色使得中国文学在曲折地表现内心感受和受压抑的苦闷方面得到了“畸形”的发展，达到了极致，但是在反映社会现实、历史精神方面则比较薄弱。
在现代提出文学家身份问题，不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史上这种确实存在的现象需要反思，而且是由现代文学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只是沈雁冰一人，也不只是在五四时期，都因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调整而被不断提出。在这一过程中，贯穿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强调文学家应该有对自己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重新理解，使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相一致，与社会的需求和规范相一致。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家到底形成了怎样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呢？第一，现代作家在新的基点上的个性化。这也与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文学的传播方式、文学的功能等相关。现代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人而存在而出现。他们首先是一个具有新的意识的人，其次才是文学家，他们是现代社会最先觉悟、最有自我意识的一批人。他们走向文学活动，尽管动机千差万别、目的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不再把从事文学活动作为得到赏识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不再把文学作为表明自己心迹、迎合他人意图的特殊工具。他们与文学结缘，大都是基于自我的发现、个性的独立、“人的觉醒”，也就是说是一种自觉到的“需要”。正是自我的发现，人的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被别人更多地产生了某种不足之感，伴随而来的是“求足”之感，使他们形成不安与紧张的情绪，形成一种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是许多作家产生创作冲动的直接的因素。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对文学“需要”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又是充分个性化的，特别是五四一代作家，大都能真实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充分表现内心感受甚至潜意识。他们的创作，似乎不再怕失去什么，也较少“因袭的重担”。比如，郁达夫的内心独白的私小说，并不怕因此失去名誉、地位、身份，反而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表露一种精神、一种情绪。这恐怕是不能仅仅用传统文人落拓不羁的习气来做解释的。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特别指出了新文学的“个性的发现”的重要性。他的创作在许多方面是惊世骇俗的，或者说是有争议的，但是谁都不会否认其充分的个性化。现代作家有社会责任感，但很少有传统文人的那种负担和顾虑。他们的痛苦、愤懑，不是失意后的悲叹，而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他们的创作，因此也少有传统的规范和拘束。萧红的“越轨的笔致”，丁玲的大胆的宣泄，冯沅君的无所顾忌的自我表现，庐隐的“发乎情”的“哀”且“伤”……所有这些都与现代作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个性化相联系。这个时代的作家没有他们的先辈那样的超然自在缺少那种“林下风流”的人生情趣和进退自如的处世方式然而他们体现出的个性化却具有现代色彩和含义。
作家个性化的充分发展从整体上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使得文学在新的基点上更广泛地反映人的新的意识体现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和欲求从而使文学获得新的价值意义。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些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大凡都与作家个性意识的觉醒相关。个性的发现和自觉是作家“身份”和“角色”转换的最内在的方面之一。
第二充分的社会化。这里说的社会化主要不是指作家向社会的盲目的认同不是个体向群体简单的“消融”，而是指他们强烈的历史参与意识和面向世人洞开心扉的情怀以及由此而使文学社会效应的空前增强。中国文学家有愤世感事、忧国忧民的传统，而现代文学家则力图把这种感愤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把文学价值目标的追求与现实人生目标相统一，其中介环节便是以文学活动的特殊方式介入历史的变革过程。文学家的创作仍然是个体方式，但他们不再认为文学仅仅是与自己相关。他们明确地有了“群”的意识，不再视文学活动是纯个人的事情，而是看做一种社会工作、一种职业，一种与大众发生联系的有价值目标的实践过程。当五四时期把文学家的个性与社会责任同时提出讨论时，可以说预示着对角色、身份意识的另一侧面，即对社会化方面的重视绝不亚于对个性的强调。现代文学史上不同情况的作家之间发生过许多冲突，其中就包括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问题上的冲突，但是这种种冲突除了个别特例外，并不是冲突的一方要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而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展示自己的思想意识。“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但不做纯粹的“旁观者”。他们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心迹，表现对自己和人生的理解，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对社会的一种思考和态度，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投入和参与，也是文学家更加社会化的另一种表现。就具体个人来说，其程度可能有差别，但是从整体来说，它反映着作家普遍的在身份和角色上的转换，换句话说，通过作家个体的转换方式，使得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由侧重于自我欣赏转向社会的价值实现，从而也改变着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与此紧密相关，作家的角色意识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文学的价值创造过程、价值创造的结果。因为作家的创造除了自身的需要之外，他还在意识深处有着“社会”需求的概念，并在创造过程中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所以，对作家角色和身份意识探讨的直接意义之一，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
文学价值目标的确立，一是与创造者对文学的认识相关，二是与文学价值创造者的需要相关。而这后一点正与作家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相联系。作家的文学活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价值生成的主体同时是价值实现的主体，即两个环节的主体是同一个人，一种是创作者为自己之外还要满足他人的文学价值需要。前者的创作者也是欣赏者，主体所创造的价值只用来满足主体自身的需要，价值的社会实现是直接的实现。这类现象的出现，有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所限，他所创造的价值对象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客观上不能提供给别人和别的群体。再一个原因是主体所创造的价值尽管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提供给别人，但是他不提供或者不愿意提供这种价值。后者的文学活动实际涉及文学价值创造的两个环节，一是价值生成环节，一是价值实现环节。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创作是作家有目的地进行某种价值创造活动的话，那么这个活动中创作主体以怎样的角色意识进行创造，就与其活动结果密切相关；假若他只为自己或者少数人的需要而创造，那么他的价值目标会以此为取向，他的价值生成和价值实现环节可能是同一的，是一种价值的直接实现；假若他的创造还要考虑到他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并有意使他们也参与价值生成环节，使文学在价值实现过程中把主体的外延扩大，那么，这种文学价值实现就是一种间接的复杂的社会实现，作家在文学的价值创造中就要注意到这种复杂的需要，因而其价值特性必然与前者有所不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一方面的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其相统一之外还有相冲突、相矛盾之处。大致而言，在五四时期，作家的个性化和社会化不冲突，具有充分个性化的作家同时也赢得社会的充分的理解和认可，作家不必抑制自己的个性和牺牲个体的需求去有意适应公众的文学价值需要，所以这个时期，新文学作家似乎不存在特意强调自己作为大众的代言人的问题。一些作家认为表现了个性也就表现了社会。而到了二三十年代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新文学作家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问题日见突出，强调作家作为阶级的代言人的意识成为一个现实课题而这种强调也正与文学的价值生成和价值实现相关，也就是与日后逐渐突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相关围绕这一问题所发生的争论、讨论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拉开历史距离去反顾这种现象时，其中的利弊得失是较为清楚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文学缺乏个性是由于作家过分的社会角色意识所致，而在于对社会角色和身份意识的片面理解与生硬地强化它所提供的历史借鉴是，作家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发生变化的同时，作家必须同时有对自我、社会、人生等有新的相应的理解和感悟，当作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应有的责任时，必须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大系统中的“这一个”。社会角色的转换不是失去个性，而是以充分的个性化为前提。
作家角色意识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几乎是戏剧性的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家的个性意识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几乎成为被禁止研究的领域。只有个体对阶级、群体的认同，没有个体意识和个体价值的余地，一切都是通过组织去落实，作家的创作自由被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正是这种对作家个体角色的统一定位，使得文学创作在根本上难以有真正个性化的价值目标和独创的艺术追求，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倡和探讨，有后来的私人化写作和个人化叙事从反拨而走向另一极端。作家角色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不同时期文学价值和精神意蕴的整体状况。
作家人生价值目标与文学价值取向文学价值目标，是指文学活动的历史主体在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价值指向，是文学活动中的历史主体把自己的需要转换成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功利目标。文学价值目标的确定，除了文学角色意识以外，还与其具体的人生价值目标相联系。文学家的人生哲学、人生态度和情趣，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文学价值要素的形成和文学价值结构系统。20世纪中国文学家人生哲学、人生价值目标，有极难统一把握的复杂性，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仍然有着一致性，这些一致性可以说代表这个时代文学家的普遍的精神特质和“人生观”“世界观”，它们内在地决定着文学价值要素的特点。
其一，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酿成了人生舞合上的一幕幕悲喜剧，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胜利的欢欣与挫折的痛苦时而相互交织，时而形成反差，不断刺激着人心，驱动着人的感情，同时也考验着人的意志。这种环境，既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也可以“使人心变得平滑”；传统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老路也有重演的可能。但是，作为这个时代文学家人生哲学主体的，是直面现实、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贯所崇尚的积极“入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