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由诸多不同类型的具体体系或曰子系统所组成这些不同的体系，共同标示着现代文学价值观念意蕴的丰富性和层次的复杂性，并且相互之间自然形成了比照。
这里对类型的划分，遵循这样一些原则：第一，在观念上，把不同类的出现形成，看做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必然会产生的现象，认为每一类型都有其自身产生的原因和基础，都是人的价值观念在文学问题上的反映。因此，都是现代文学价值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都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类型”之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既有比照又有联系。系统论所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系统大于各部分之和”，这就要求对每一具体文学价值观念都应“一视同仁”，在正视各部分的前提下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各自的特征。第二，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标志，主要是视其是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与众不同的关于人与文学价值关系的观念，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取向等等。这包括对文学“需要”的意识，对文学价值属性的意识，以及以什么样的标准、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去评估文学的价值并用以指导文学实践等。第三，某种文学价值观念是否具有“类”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要看这种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看它在当时乃至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以及它的来龙去脉是否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要求相通。据此把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大致分为以下这样几种类型。
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位和以人的正常合理发展为尺度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把“改造国民灵魂”作为主要的文学价值目标，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和否定，重建新的“理想人格”，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把这种努力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和正视现实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鲁迅。
鲁迅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杰出体现者和现代意识的代表者。向上，他“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造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唐韬语。向下，他的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民族的精神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他毕生追求的是对民族灵魂进行改造，使中国人得到合理正常的发展。文学活动，是他这种追求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他的目标是远大崇高的，而这种目标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对历史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的确认和主动承担。这决定了鲁迅文学价值目标的高度和现实性，也决定了他的文学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的历史过程，他的文学价值观念在短期内不会过时。
鲁迅走上文学道路，不仅因为他有强烈的激情和冲动，而且有以这种情感冲动为内驱力的深刻的“思虑”。他所思虑的中心是“人之历史”及其发展问题，以及把人的精神发展作为整体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的理性认识。鲁迅的文学活动，始终把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民族灵魂的改造和推动社会变革作为现实目标，并从这个角度去寻求文学的本质特性与人的发展需要相统一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他的“启蒙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想，有着独特深邃的内涵。
鲁迅不轻视文学的反映功能和认识批判价值，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功用，尤其是启迪人的精神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的针砭，对“瞒”和“骗”的揭露，对文学看待人生的“血和泪”的呼吁，对凭空“预约黄金世界”的批判，都是以此价值观念为标准，要求文学重新调整与人生的现实关系，向真实方面演进。这构成鲁迅文学观念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的特色。但是，鲁迅又是最重视文学的审美作用的作家，他对现实的意识和对文学的意识都有清醒的认识，这又构成他的文学观中的超越意识和对文学深刻寓意性的追求。在他的观念中，“真实”不是表面的生活事实，而是深刻的历史真实。
在坚决主张打破“瞒和骗的假面”的同时，强调文学要成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这正是以审美意识反观现实，超越现实意识的表现，是以崇高的理想之光烛照现实人生，引导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意识的体现。所以，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其内核和深层结构，决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翻版，不是“以形象反映生活”理论的中国化。鲁迅的现实主义，是严正地面对现实而又不在文学中执着于现实，有着崇高的理想而又不限于空想。
对人的精神需要的独特理解和对文学精神性特点的独特理解，决定了鲁迅的文学价值观以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揭示、对主体意识的探索为取舍向度，以文学对于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何种作用为判断标准。这种文学价值观内在地制约着他的具体的文学活动的特点。不同于茅盾的“大规模”地、“全般”地反映和概括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特征、时代背景，分析社会阶级关系，也不同于郭沫若的对强烈的意志意识的表达和激情的直接抒发，而是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对于人格形成产生的影响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在他的大量的杂文中，是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格式上的“杂”和“散”中，有着整体上的恢弘和确定的“目标意识”。在小说中，从《呐喊》彷徵到《故事新编》，由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探索、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不断展示而构成了内在的现代人生精神图景的系列。农民群众自我意识未曾觉醒的悲剧，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发现”后得而复失的悲剧，古今相通的企图超脱现实、实际丧失人的积极主动意识的悲喜剧，都从否定的方面展示着人的主体意识问题，并深入地追究造成这种主体意识丧失的根本原因。而大禹、眉间尺等“理想人物”，显然是“中国的脊梁”的象征体。在散文诗（野草）中，则更多的是作者作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展开，是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更直接地表明鲁迅内心深处由对于现实的人的精神问题的关注思虑而造成的心灵冲突，渗透着一种已经意识到的人的精神改造的历史必然性要求与这种要求不能立即实现而产生的深刻痛苦，也显示着鲁迅在这种矛盾面前所采取的现实态度和探索精神。
鲁迅以人的历史发展为逻辑起点、以促进民族精神改造为主要目标的文学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不同的具体时期内，其地位和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当它被纳入更大的系统、即整个社会的有机系统之中后，它们在本质上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要受这个系统的制约。它的实现程度、对它的价值的评价等，都要以这个系统的普遍的价值标准为准绳。五四时期，在思想启蒙和继起的人的解放的社会思潮中，鲁迅的文学价值观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并得到社会的普遍的承认，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受系统”的这种反映，表明了这一文学价值观念的时代意义，说明这种文学价值目标与人的需要的充分一致。而到20年代中期后，当整个社会的趋势由思想启蒙变为政治实践之时，鲁迅的文学观一时变得不被人理解，变得难于再发展和进一步实践，甚至被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而对鲁迅个人来说，如何将人的精神改造和最迫切的现实生存、人的解放看做同一的过程，如何将人的个体原则同阶级、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统一起来，进而如何从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识确立文学的新的具体目标，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他所遇到的难题也正是现代文学所遇到的难题。鲁迅对于人的精神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文学精神性特质的理解，使得他不会以轻率的“转变”来放弃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而现实的历史要求又迫使他不能不正视文学在新形势下的价值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一方面把这种特定情势下的时代的要求与理想之间的冲突，变为个人自身内的一种心理冲突，不让所谓“怨气”“鬼气”伤害别人尤其是青年，并严厉地解剖自己。他是在不失个体特性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价值目标，以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另外一方面，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以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发展为他的文学价值观的逻辑起点，所以他的文学活动始终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观在后来显得“不合时宜”，并不是它已失去了意义。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他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探索，对主体意识问题的表现，都是极为理性的，都是对于现实的深刻地触动，都不脱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他欣赏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对“灵魂的拷问”，但却不是表现人在现实痛苦中精神的超升，使灵魂得到“净化”并引导人向往来世，而是把人的精神痛苦乃至主体意识的丧失，同现实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探究，与历史联系起来，揭示的是极其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因此，他的创造始终充满着历史的批判精神和清醒意识。他在后来，虽然感到“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出现过彷徨，但是却从未放弃过他以人为本位的文学价值观念，在变化中保持了他的基本的文学精神。
鲁迅的文学价值观，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是以促进人的精神健全、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把对文学审美超越意识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并不回避政治问题，但却不以政治伦理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重视人的精神发展和文学的精神性特征，却不把人的精神问题与具体的现实的价值追求对立和割裂。这是它与同时代其他类型文学价值观的重要区别。他在打破传统、重建新文学价值观念系统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反对任何以假面出现的、以否定人的价值为要害的“瞒和骗”的文学价值观，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发展层次上建立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它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学意识中的批判性、真实性、历史感和超越性。由于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出发点和坐标系是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这样重大的历史课题，这决定了这一文学价值观念超越具体时空界限、长期有现实意义。这一文学价值观对于如老舍、沈从文、萧红、路翎等一批探索国民精神问题的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80年代的“寻根文学”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真摄善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所谓“以真摄善”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是指以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客观效用为尺度，突出认识和现实意义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把真实客观反映现实、探索社会变革道路、推动历史发展作为文学价值目标；将追求文学的真与善统一起来。人与社会、人与历史是其关注的中心，现实主义是其基本艺术倾向，文学典型问题是艺术创作中的关键。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茅盾。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时代色彩，也最有实力的观念体系，它的发展线索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茅盾作为这一体系最主要的代表者，他个人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演变可以说是这个体系发展变化的缩影。从五四时期提出文学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到后来强调文学在反映现实中要负起激励民气、给烦闷者指出道路的责任，再到30年代强调作家不仅要有“科学”头脑，以至提出文学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是一把斧子，要在揭示现实中指出未来的路径，这充分反映出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的一贯的精神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经过了与极左的和右的其他观念的斗争，但从的趋势上说，它不曾与现代社会的要求发生重大冲突。这是最为“适宜”这个时代的文学价值观，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较之其他观念更加充分坚实的现实基础。
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大量吸收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改造利用了俄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苏联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以及受哲学领域上的“科学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阶级观点和反映论为其理论基础，以中国现代社会对文学的现实要求为其发展前提。在这一体系中还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实用理性精神。
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体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以群体的需要为着眼点考察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在对文学的特性和规律的认识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追求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真实”是它的核心理论。具体来说，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在根本上是要使文学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地“拿出确证”（对旧制度的批判）和“指人以正路”。由此决定了它在指导创作实践和进行文学批评中鲜明的特点：注重人的社会关系，注重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注重揭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在阶级链条中所处的环节，探索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冲突的关系，表现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特征、时代的趋势。特别是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及其相互关系，是它着力表现的方面。“真”即是“美”，即是“善”。文学的真实，从思想意义和社会效果上说，更能发挥在现实中的作用，尤其是认识作用和暗示道路的作用；从艺术上说，更逼肖生活，避免凭空臆造，使艺术形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而且能为中国民族所普遍欣赏。这是它对真、善、美关系的理解。
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孕育生成于五四时期（沈雁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为主要标志），至20年代后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思想和创作意识并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倪焕之》《野蔷薇》《蚀》《虹》《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九三年春上海》
文学价值观。或者说这一文学价值观念首先在这一领域得到了实践。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如茅盾对！倪焕之》的评价，它们在两点上是值得称道的：一是把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命运变化安放在壮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过程中，二是写知识分子如何受时代壮潮所激荡，“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显然，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对五四以来（包括鲁迅的同类题材作品的继续和发展。就是说，知识青年从冲出封建家庭，投入社会斗争的过程，必然会在这一时期文学中得到反映。然而，即使如此，也可看到，后起的这一类型的作品，其着眼点主要在表现青年从个性主义到集团主义的转变过程，特别是重视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的分析，重视人物在个人与群体等方面的选择，重视这种选择的结果和后果。这一切，又都或隐或现地显示出对文学的认识价值的强化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种相对稳定的创作模式：“从……到……”，亦即对于“过程”的极为具体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