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新声于异邦”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古代文学史中，当然也有这种关系，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个世纪这样，把如何对待外国文学影响、借鉴外来经验与文学的发展道路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从20世纪初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外国文学作品就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着影响，先是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介绍，继而是对外国文艺观点的初步介绍。陆续出洋的知识分子不但读到了外国作品，而且受到了外国文艺思想的熏染，触发了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生。而国内的文学家，在中外文化大交汇的背景下，逐步意识到借鉴外来经验的重要性。新文学运动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催生，也在这种影响下发展。“别求新声于异邦”，既是新文学初期一种明确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实际状况的概括。
从“异邦”寻求新声，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对文学“是什么”的传统意识。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每一次对异邦新声的“发现”、寻求，都经过了由对具体样式、手法的引进模仿借鉴，到最终在理论上得到承认、引起人们观念变化这样的过程。中国现代戏剧（主要是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散文以及报告文学、散文诗等体裁样式的引进实践，无不伴随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样式”的发现和启迪，它不仅给中国作家以具体的摹本和参照，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打破对于文学的传统固有观念，有利于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和意识。或许“异邦”“新声”的主要意义正在于此。因为，外来文学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实际是一种关于文学的“学识”，它对于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来说，有着特殊的作用。加拿大着名学者弗莱曾说过：“第一步我们应当承认价值判断对学识的依赖性。学识或者文学的知识，不断地扩大和发展，而价值判断则产生于一种以我们已取得的知识为基础的技能。因此，学识的存在先于价值判断，并且能否定价值判断。第二步，人们应当承认学识有赖于一个协调的文学见解。”，学识先于价值判断，是说价值判断产生在一定学识的基础之上，肯定或否定某种文学价值，都有学识的作用（而学识又依赖于对于文学的见解，这种见解应该是在对文学了解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说，对于外来新声的寻求是促进本国文学发展，产生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与不足，可以从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这一层面看出。它的主要缺欠并不是所谓无选择的不顾国情的“照搬”，不是由于过分地引进利用而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而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中国国情和时效性，强化选择性，把某种文学样式作为完美的模式用来排斥其他“新声”，从而在文学观念意识上发生了从“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样式”到“只应该是这样的样式”的变化。这反映了在文学意识上的反复。
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的不同思想、不同艺术倾向的充分发展，到最终形成现实主义成为主潮的局面，实际上走过了一条从多样统一到逐步定型划一的路径。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异常复杂的演变过程，20年代中后期只是其中一个关键时期，但这种演变并不止于这一时期，也不始于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现代国情所决定，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处在一个充满由诸多因素所制约着的“选择”过程中，其中有两次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
第一次选择，是五四时期，面对彻底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新文学倡导者实际上选择了外国文学，用以打破本国固有传统并开创新局面。在同外国文学的比较中，人们看到了中国旧文学的短处和弊病，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这种“选择”是必然的，不如此难得有真正的突破。然而，也正是这次选择中，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西方文学优于东方（中国文学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核心是认为西方文学所依序走过的道路，才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认为，文学要表现新的时代生活、文学走向现代化主要应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方法。这时，人们忽视了、或者说不可能顾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学是否也包含着另外一些艺术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尤其是重表现的美学特质，是否能在现代文学活动中、在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改造发挥？这时，尽管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传统特质在作家的深层意识中仍发挥着作用，但在理论认识上，人们并没注意到它的价值甚至它的存在。这有其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合理性，但它却导致了不利的后果，一是影响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业已提供的经验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进行总结，这是新文学许多真正的“实绩”后来遭到否定的重要原因；二是对在总结新文学经验基础上开创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文学发展道路的意识的迟暮。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代的迅速变化，现代文学又面临着第二次选择。
第二次选择，发生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中。这时，对于文学的特点、目的和功用，开始以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评价和要求，对文学的实用功利目的强调已非常突出。可以说，这次选择，主要是选择最能满足这种现实需要的文学观念和样式。而供其选择的对象仍然主要着眼于外国文学，所以，这又是对外国文学的再选择。其结果，主要是俄苏现实主义文学占了优势，而其他外国文学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种选择，同样有其合理性、必然性，这是由中国与苏联国情的相似性、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优越性决定的。但是，这同样导致另一种后果，这就是，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沿着这一轨道运行，一方面，以苏联文学为模本，对它的学习远远超出了正常借鉴、吸收的范围，亦步亦趋，全盘接受。20年代后对苏联一系列文艺思想政策（包括“拉普”派的错误创作主张的介绍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的长期搬用等等，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提供了经验，也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问题的另一面是，它严重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外国有用艺术经验的适时吸收。中国现代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确曾有过由于过分依赖某一种外来文学而失去主动性的偏向，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问题的复杂性也正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既不是在后来一概地闭关锁国！切断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与传统文化断裂。相反，在某些方面，传统的影响起着巨大作用。具体来说，受中国现代现实国情和时代特点所制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践理性精神，传统文学中重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念，与现代哲学上的反映论观点、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结合，适应了中国现代历史对文学的特殊要求，也左右着中国新文学、尤其是2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方向。重理性、重实用、重思想内容、重客观反映，既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的核心，又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对待外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方面的选择向度。
从对待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角度看，它排斥那种超实用功利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充分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体地位。传统文学美学中“儒道互补”的线索虽在深层结构中并未中断，但更突出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排斥性。这从根本上妨碍着对中国传统文学中重主观表现的特质的充分更新和发展。所以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革新，每每处于对“形式”沿用的层次。从吸收外来文化的角度讲，它只着重选择那种更具实用功利作用、更多蕴含思想意义和客观内容的文学样式，而排斥其他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所谓中国文学善于咀嚼、吸收、消化外来文学，所谓外来文化要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受这种重实用功利文学观念的选择和“消化”，要适应它的需要。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在后来形成现实主义主潮的格局和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的局面，是一个包含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必然性、合理性与局限性、片面性交织一起互为因果的演变过程。它反映着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交汇中，中国文学在对待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等重大问题上的利弊得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变易及其达到的深广程度，它在许多方面带有为现代特定历史环境制约、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性。但是，这种格局和局面并未能随着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有所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使得人们不得不在仍然独尊现实主义的前提下呼唤其道路的“广阔”与“深化”。其实，由于过分地信奉这种格局的合理性必然性，而忽视它的局限性片面性，也就难以深究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深藏的复杂原因，认识它在多大程度上根本局限着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局限着使整个民族审美意识向多维层次发展的可能也由于不能真正允许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不同文学倾向的相互交锋、相互渗透！过分求“真”、求“实”、求“客观”，就大大局限了文学作品内容寓意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使得对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特质的革新继承和对外来新的创作思想的适时吸收，显得不那么必要和迫切。
所有这些给人一种启示：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交汇中，在对外来文学经验的吸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以西方的什么来撞击东方传统，和以东方的什么去撞击西方的问题，也存在着以东方，中国的什么去与西方交汇的问题。倘若以狭隘的心胸固守旧的观念，不分轩轾地“继承”传统，或笼统盲目的反对传统，则无论怎样去“撞击”、“交汇”和吸收，都难以走出一条崭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文学道路来。未经彻底更新的陈旧文学观念，有可能在现代社会的深隐层次中左右文学发展面貌、制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路径和方向，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新时期文学提供的具体借鉴。
至于新时期以来的情况，在掀起了第三次从外国寻求“新声”的热潮，而且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从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文艺理论，到文学作品、创作方法、艺术技巧，惟西是新，拼命趋新。这既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参考资料和巨大的启示，同时，当它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潮流并形成惯性时，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主要是对原创性的妨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价值重建
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是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化身份、新的功能介入现代社会价值系统的重要体现；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则伴随着这个过程，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价值论和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对于认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实践的经验教训和文学价值重建的深层问题都有特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的本土化民族化，亦即在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中总结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体系和观点。“中国”化中的“中国”自然相对于“外来”而言，而其“化”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具体过程，如融化、消化、转化、创化、化育等等，总之，它必须在实践中经过重新认识、理解、阐述以适应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同时融进中国民族文化体系中，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有机部分。在当代，“中国化”还有相对于“西方化”而言的意味。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西方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被改造，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与西方的社会实践结合的新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利弊不是本文的讨论中心，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中发挥了重要和直接的关联，这是历史事实。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开始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西方哲学和思想体系之一，但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已非同一般；2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文学”的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3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集中的翻译、介绍和传播；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体现和具体成果，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一直未被动摇。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关系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的问题，也就因此对于中国新文学价值重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决定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总体价值目标。
从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文化交汇有相似之处，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所发生的深远影响；但又远远超出其意义。情况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指导地位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同其他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具有极为不同的性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地位一经确立，就发挥其特殊的作用，逐步统摄支配其他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总结了人类最高智慧的科学和思想体系，长期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发挥主导作用。
换句话说，文学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过程在这一大背景中进行，由此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而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后来与社会体制的结合，更加具有强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总体格局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确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然成为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中的主导成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地位没有根本变化。这种既作为指导思想又作为重要构成因素的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对于中国新文学价值重建的意义是双重的或者是多重的，其积极意义和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局限性都是重大的，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