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下得以延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体验生命过程，追求心灵自由，强化情感表达，建构精神家园等，可以说是对曾被抑制的这一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性补偿。但是，这一文学的价值选择取向，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并没有走向与另一价值取向的相互激荡和推进，而是借助于当代世俗化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非理性主义精神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由从缺失的“补救”到极度地扩张，从合理的生命张扬到无限度的欲望释放，无序与失范状态日益突出。这在一些当下文学创作上的表现为：在关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中，进入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叙事，由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导致对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当人本意识成为文学价值追求的新的逻辑起点，文学回到了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后，也出现了在人的问题上价值失范的现象，特别是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表面上的丰富感性往往交织缺乏理性约束的欲望放纵；完全否定终极理想和价值预设，消遣游戏观念与媚俗现象并存；回避社会现实问题与责任感淡化，在物质崇拜、享乐主义盛行时，被动地迎合读者，从而出现价值的错位和迷失，等等。这样，从“现代”经验看“文情”，既有重蹈20世纪价值重建中借助于社会条件偏向一隅、走向一端的覆辙的可能，也有在新时期文学繁荣基础上进一步嬗变、转型发展的基础。其现象的多样复杂，冲突的激烈，作家面临的精神痛苦、迷惘和艰难选择，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乐观地看，或许正处在突破和超越的前夜，有可能在对峙、交锋、冲突中走向整合与融通。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嬗变和价值重构。
以上所反映的文学价值选择问题，仅从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价值评价、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等文学价值问题，需要借助于价值哲学，从价值论入手探讨。
文学价值重建，不是凭空想象的命题，也不是要寻求绝对“完满”和“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过程，以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建构起相对合理、较为稳定、既开放又具有主导倾向的新的价值系统其意义在于：一方面，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逐步形成较为严整、合理、科学的价值观，确立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共识，以作为文学活动的基本准则，克服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另一面，作为文学价值评价标准和理论体系，分析、评价各种文学思潮、现象和作品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帮助人们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形成正确的文学观和科学标准因此，探讨21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重建，既是文学自我救赎、寻求价值意义和重新确立在社会大系统中位置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重建文化精神价值系统的需要。
“如果人文科学想要求得自身生存，它就必须关心价值）这种关心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明显的区别，（贡布里希语）。21世纪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与作为价值客体的文学发展需求的双向互动，而在这“冰山一角”之下，则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精神文化问题与文学逐渐失去其现实价值意义的矛盾冲突。
人类发展到21世纪，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文化和精神问题：一面是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世界更加开放，物质极大地丰富，和平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面，现代科技发展与工业文明导致人类的生存境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冲突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失衡，局部战争不断，恐怖主义愈演愈烈，世界越来越不安宁，人们的精神痛苦和担心越来越多，对生命的体验、感悟愈加复杂。在中国，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和由此引起的强烈精神震荡，诸如价值的多元，信仰的多样化，道德标准的相对主义，以及生活的无意义、无价值和无幸福感等，这些必然引起精神生活的诸多困惑。意识形态松弛、宗教发达而文学淡化，说明了精神需求和方式的转移。面对全新和急剧变化的现实，文学到底能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与幸福安康提供哪些帮助？人类从文学中能否获得精神养分和心灵慰藉，人们的情感问题与之构成怎样的新的价值关系？这些具有现实性、整体性、导向性和前瞻性的问题，是文学价值重建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
那么！站在这一基点，如何理解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学的状况呢？
一、作为构成文学价值关系之客体的文学本身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文学外部环境有了整体改观，文学内部也有了更大的张力。文学的范围、界限、表现对象在扩大，存在的条件、方式和内涵也随之改变。电子文学文本、网络文学、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的出现，“读图”的普及和影视对文学文本的不断改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文学要素的“分享”等，虽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的文学样式和载体，但是，作为更适应现代传媒时代的精神消费方式，其对传统文学阅读方式的改变却不可否认，对不同读者审美趣味和价值选择的引导则是直接、也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对传统文学接受、欣赏方式提出的挑战，使文学价值实现的过程、审美特征和趋向等都遇到了新课题。这与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中五四时期出现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具有某种“同构性”。其中，文学艺术的文体特性和基本规定被模糊和边缘化了。文体的进一步解放和自由既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也与满足即时消遣的价值取向有关，“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就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心理距离消失后，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与幻觉的原本过程，（佛洛伊德语）便得到了重现”，这些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使传统的文学价值理论逐步失去对新的文学现象的解释能力和评判功能，减弱甚至失去了理论意义，而当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不会减弱而越来越强，而且这种动因又联系着整体系统时，文学自身的变化就会成为价值重建的内在动力。
二、作为构成文学价值关系的“内在尺度”的人对文学的需求，与20世纪比较有了非常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文学价值存在的前提，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需求，文学就是“自为的存在”而不是“为他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与接受的选择性极大地增强，这是文学与人的关系更趋自由的表现，其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文学价值集聚于市场“消费”，文学作品如同商品一样被时尚化时，文学本应有的积极的精神作用就会减弱乃至于失去，文学就不再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相反，它会变成一种无价值感、无是非观的相对主义的精神消遣，“社会的吸纳力通过通化艺术之维的对抗内容掏空了艺术之维。在文化领域中，崭新的极权主义正是以一种和谐无间的多元主义展露自身的；在这里，最具对立的作品和真理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心平气和之中”。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互抵牾。“大话”文化对经典的解构，对神圣、崇高的消解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能得到有力的引导。从追随政治到追随市场，使文学再次失去独立性，其独特价值也就无从体现。因此文学价值迷失首先是自身位置和功能的丧失。当这种趋势和倾向长期左右文坛，作家和理论家与时代社会思潮一起沉浮时，重提文学的独立性就具有现实价值意义。另外，还应该看到，五四时期文学变革和价值重建的动力来自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的提倡，带有“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知识分子对民众心灵的启蒙)的特点，而现在则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民众、读者按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其动力主要来自读者的选择。新世纪中国读者对于文学的需求，已不再是由共同的政治态度、某种阶级立场或者由某种群体意识来左右，而是建立在充分自由的基础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运行机制及其“法则”，也不再促成如以前那样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交织的文学思潮的明显演进，这也决定了不可能再形成非常明显的社会对文学的“优势需要”，而愈加呈现多样性、多元化、个体化“需要”的趋势。这使得文学价值的“内在尺度”异常复杂、无序以至虚化，所以，目前的文学价值迷失正与人对“需要”的迷惘联系。问题在于，新世纪文学是不加区分地完全顺应、被动满足人类在普遍面临困惑时的各种精神“需要”，还是帮助人们对付精神困境，引导人类从困惑中解脱出来）
三、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中存在价值迷惘现象。新时期文学价值意蕴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精神内涵在广度与深度方面达到新的水平，其积极意义也应给予充分的估价。由价值意义寻求作为内在驱力依次出现的各种创作现象，都体现出文学在以审美特性介入社会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自己特殊的价值追求与成果。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意义追求中，主要不是外在环境而是内在因素，导致了价值多元与价值困惑并存的现象。在超越了以政治、阶级、民族、群体为文学价值创造主体的归属意识后，“个人”（“私人)与“人类”意识成为文学价值创造主体归属的两端，而在这两端的巨大空间中，“民族”、“社会”、“群体”等更加具体而重要的主体归属意识逐渐淡出与虚化。文学在对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与对社会人生的现实情怀之间，出现了倾斜。文学在如何表现世俗生活中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从而体现文学的新的价值意义方面陷入迷惘。新时期文学在持续的发展之后，面临创作资源、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几重的困窘。所谓“无名”或者“共鸣”状态，包含着思想资源枯竭和价值方向迷失的因素。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一些作家不注重文学的价值意义，而在于主流作家着意追求文学新的价值意义时却陷入价值困境。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价值问题同样突出。新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文学思潮和理论现象中，包含了鲜明的文学价值观念嬗变的动向。文学现象越来越丰富多彩和多样化，但同时也越来越无法进行价值定位。在认识论和价值理念上，对新形势下如何融通和建构主流价值体系缺乏认识，也存在疑虑，并且往往把价值多样混同于价值相对主义，把文学自由与无价值目标、无是非观混淆起来。虽然对整合文学理论和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呼吁很多，在理论上也有主旋律与多样性的正确引导，但对建构相对合理的主导价值体系仍缺乏深入的探讨，更没有形成共识。文学制度层面的引导和规范，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评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不能解决整体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体化”领导的方式后，还在寻求一种既有规范引导又能保证文学自由的途径的过程中。
新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的复杂现象，既是在寻求新的文学意义过程中出现的结果，也是意义追寻中的价值困惑与艰难选择，而更深刻的原因是全球化背景、电子信息时代特点、中国现实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多元选择、精神多样需求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于文学的结果，使得新时期文学在取得长足发展后，面临许多与“价值”相关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人的精神需求没有减少而是愈加强烈，需要新的价值指向；文学没有也不会终结，却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价值的忽视甚至拒绝是使人文科学非人性化的倾向中最危险的一种”。“我们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惊讶感、崇敬感，还有恐惧感。换句话说，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这使得在新的世纪文学价值重建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21世纪文学价值重建的思考
21世纪中国文学处在一个全新的、宽松的发展时空中，我们能否走出千年形成、百年延续的循环圆圈和对立封闭的价值结构模式，立足中国现实，融合东西文化，重新整合文学价值理论资源，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经验的基础上，面对和应对电子信息时代的冲击，以人为价值主体，建构和谐、开放而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文学价值系统，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价值重建问题。这种价值重建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一、在观念层面建立新的文学价值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