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着，这种情况在我的写作经历上是不多见的。我很难找出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有几次我把写了一半的东西撕掉了。即使现在，我仍不能确定我是否完全可以写好这篇文章，甚至怀疑能否坚持写完它。
写一位亲人，一位充满悲剧经历的女人，一位我曾经热爱但后来已完全忘却的亲人，这在我而言，是很难用从容的笔调来完成的。我曾一度力图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但感觉小说往往缺少直接的震撼力量，同时也不能尽述我心中的一些感受。那么散文呢？散文是我所不十分有把握的文体，而且我所要写的人的经历及背景恐怕会引起一些争议……还有一些微小的因素也使我深感烦躁，比如自己浮华的文字与愿望中的朴素风格的反差，再有就是对这位亲人的称呼问题。
在我老家一带，通常把自己母亲的姐姐或妹妹称为姨娘，这是一个很亲切很扎实的称谓，它令人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比母亲更疼自己的母亲的姐姐或妹妹；但令人不愉快的在于，我家乡那里，人们总习惯把与自己母亲年龄相仿的没有任何血缘或亲戚关系的女性，也尊称为姨娘，这里既包含对邻居家长辈的称呼，也包括对陌生女性长辈的称呼。比如你将到某个村庄去，走到半路突然忘了路，向碰到的一位年长女性问路，对其称呼即为姨娘，这种情况很类似于城市生活的人们对阿姨这一称呼的应用。姨娘——一个很令人感动的称谓被滥用，造成了我感情上的疏离。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总觉不踏实，生怕幼时的记忆有误，专程和老家的朋友通了电话，证实这个称谓至今仍在沿用，但还是不由地查了词典，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姨娘的主要解释却为：旧时子女称父亲的妾。既因着姨娘的称呼在老家一带的被滥用，又因着词典内的那种通俗解释，使我内心的感受大打折扣，从而一度时间中断了对所写对象的思索和情感准备过程。
但我的心灵告诉我，我一定要写出这篇作品，即使很不完善，也要对自己的良心、对我母亲的那份盼念而写出一篇文字来。这是注定了的。
二
我已经在许多作品中点滴性地提到过我母亲的家族及其一些事件，我把我所了解到的过去母亲家里发生的事情几乎都用在了我的文字中，它们总令我意犹未尽，似一个又一个悬念吸引着我。但同时，这些事件却又被我母亲等人所神秘地包藏于内心，不愿向她的后代抖落，这使我更感神秘，却又不敢过多问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以母亲的家族为背景和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在我搜集材料的同时，我逐渐地发现自己根本接近不了题材本身的真正内核。
就在我打算放弃这一愿望的时候，家乡所在的县编纂出版了新的县志，印数极少，朋友寄给了我一本，在阅读中我发现了外祖父的名字和点滴事迹，大出意外，又勾起了写一本书的想法，于是匆匆拿着书找到了父母，讲了县志中所载的外祖父的情况，想以此为契机，勾起母亲对往事的回忆和叙述。
但当我把记载外祖父的那段文字读完后，母亲却冷淡地问我，你相信这些吗？我觉得很为难，就说我不知道。
我是母亲几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而且几乎长年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母亲对我的疼爱是其他孩子难以企及的，但偏偏在家史这一方面，母亲总是不愿满足我的好奇和愿望；事实上，我清楚而且在幼年时亲身体验到家庭出身对母亲所给予的巨大痛苦，这痛苦是巨大的伤疤，虽然已经愈合了，但一经回忆的风雨，便又会发炎疼痛难忍。
我把那本县志翻了又翻，终于猛不丁地问母亲：“我听别人讲，土改时，仅从外祖父家里分给农民的绸缎就有两马车，是不是真的？”
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贫农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其中一个贫农就讲过这样的话，说他是我外祖父的长工，那时候作为大地主的我外祖父吃得最好的饭就是莜麦面做的干饭，而且每顿饭长工不在一个桌子上，我外祖父就坚决不吃饭，“可是想不到他家里会有那么多绸缎！”这位老贫农经常这样感叹。
面对我的突然提问，母亲并没有惊讶，只是平淡地说：“哪有那么多，你外爷又不是开绸缎厂的。”母亲想了想又说：“土改那年你外爷就去世了，我是你外爷最小的女儿，那年才9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当时穿了一件红洋布棉袄，还是你姨娘嫌小穿不成了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穿，棉袄上被火烧了一个洞，用蓝布补着……”
“姨娘？”我没有再听母亲往下的讲述，而是打断了她的话，“我还有一个姨娘？”我显得很惊奇，也很兴奋，不断重复着原话，“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这下轮到母亲吃惊了，但同时又发现母亲隐忍着的难过，她许久没有言语，但最后仍用硬装出来的平淡声调给了我一些提示，我这才脑子里电光一闪般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自己的姨娘。
我内心充满了歉意，也充满了不安，我把许多该忘记的东西诸如已久远了的荣誉或小小的欺凌都保存在记忆里，却把自己的姨娘忘记了，而且没有一点点的印象，如果不是母亲的提示，恐怕从此以后很难想起自己还会有这样一位亲人。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把人类的遗忘本性作为创作所要挖掘的对象，不断进行理性的哲学批判，但他所批判的是人对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的有意识遗忘，而我却偏偏把一些本应牢记的事情忘怀了。
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三
有关姨娘的一些记忆是离开母亲后一点一点开始清晰的，仿佛进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看到一点光斑，又看到了一点光斑，逐渐的这一点一点的光斑连成了线，慢慢地成了一个网络，在网络上出现了清晰的人像。
记忆中的姨娘有着很高的个子，椭圆形的脸盘，在下巴上还有一颗黑亮的痣，有关其他的一些细节都模糊了，唯有下巴上的痣却是记得最清楚的。当时******主席的伟人巨像和各种像章随处可见，主席下巴上的那颗痣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几乎与主席的身份同样重要，因此觉得姨娘有着一颗和毛主席类似的痣，实在是了不起，而且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一种近乎狂喜又近乎羡慕的感受，有时候还免不了在心中暗暗有一些妒忌，为什么这颗痣长在姨娘脸上而不是在母亲脸上呢？特别是听到人们说那是颗“福痣”，内心的醋意就更浓烈。然而同样是一颗痣，差别却是天上人间，长在姨娘下巴上的那颗“福痣”，并没有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给姨娘带来任何福气。
记忆中的姨娘，还是一位性格豪放，拿得起放得下、常常发出哈哈大笑的女人，即使在最阴暗最悲凉的日子里，也没有向苦难低过头，这与她的妹妹——我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得在母亲为一些事情担忧和发愁的时候，处境比母亲更艰难的姨娘总是不停地开导母亲，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奚落，诸如“没出息”、“死不了人”等等的半真半假的臭骂，然后是搂着母亲的肩头，温言细语，连哄带劝，使母亲忘却忧愁。
完成这些以后，就见姨娘从我们的村子里走出去，爬上对面的那个山冈，向她远在30里外的家走去；姨娘离开我家时，总不要母亲送她，因为母亲的腿有病，母亲的腿是外祖父去世那年得的病，因为当时她只有9岁，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终于落下了残疾；母亲不能送姨娘走出很远，却常常要我送姨娘到村对面的山冈的公路上，有几次我发现姨娘一离开我们家就开始哭起来，眼泪一把一把的，却不出声，到了山冈的公路上，姨娘总是对我说：姨娘眼里钻进了沙子。然后又严厉地警告说：不许回去对你妈说姨娘淌眼泪。那时候我大概五六岁，对一切都不太懂，总是相信大人的话，送走姨娘一般都玩到天晚才回家，母亲问起姨娘的情况，总是很简单地说：姨娘眼里钻进了沙子。
姨娘比母亲大5岁。这是今年我才知道的。
四
关于我的外祖父是如何离开人世的说法，一旦提起来，一些熟知情况的老年人总是津津乐道，仅我听到的就有多种版本，唯一不争的事实是外祖父的去世是那一年我故乡的重大事件。
不知道我外祖父在弥留之际都想到了些什么，但按我的想象，他肯定最为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将永远消失，也不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顷刻间分崩离析，他最为担心的是他两个尚在少年的女儿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那时候我母亲只有9岁，她的姐姐也才14岁；更可怕的是9岁的母亲右腿上长着两个恶疮，已经开始化脓，由于家庭乃至家族的重大变故，那本来可以很快得到治愈的毒疮却迅速发展了溃烂了，并一直延伸到筋骨，使母亲留下了残疾。
一棵大树被砍倒了，鸟儿便各自飞散；但不能飞动的是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姐。
外祖父去世后不久，母亲姊妹俩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但雪上加霜的是，母亲的右腿已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她抱着腿除了哭泣之外便是木木地发怔。年仅14岁的姐姐就背着妹妹四处投亲靠友，最后她们的落足点停留在了一个叫王家台的地方。
我上初中的时候，曾陪着母亲去过一次王家台这个小到十几户人家的村庄，那时距离母亲第一次和她姐姐到王家台已有30多年的时空距离了。我记得当时我已经15岁了，正是精力充沛不知道累为何物的年龄，但那次的长途跋涉令我想起来至今脊骨生寒，到底翻过了几座山又涉过了几道水我已很难记清，记忆中清晰的是一道叫作牛尾巴梁的缓慢起伏但又漫长无比的山坡。后来听父亲讲，之所以叫它牛尾巴梁，就是因为其像牛尾巴一样漫长，在牛尾巴梁下有一个小山庄叫白家庄。我和母亲当晚就住在白家庄我一个初中同学加亲戚的家中，是这位姓白的同学陪着我和母亲走完了这两天遥远的路程，并在傍晚到达王家台的。从白家庄到王家台是否还要翻几座山，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模糊的是王家台就藏在另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的半山腰上，上这座大山比通过牛尾巴梁还要吃力得多。一条陡峭但宽阔的山路蜿蜒曲折直上云霄，当攀援至离峰顶不远处时，向上的山路突然间平滑地向山腹间拐过，眼前就出现了一块地势平缓的小山台，这就是王家台了。叫王家台的小村庄便与世无争地坐落在一座大山的腋窝之处。
就是这个王家台，使我母亲和她的姐姐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日，这段时日的长短以及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我至今不得而知，但令我惊奇和感动的是14岁的姐姐背着有病的9岁的妹妹走向王家台的那种情景。我没有能力能够想象和叙述这姐妹俩走向王家台一路上的种种情形，她们走了几天，是如何爬过牛尾巴梁，又如何经过白家庄而到了王家台的；我有限的想象力使我不能描写一个远在50年前发生的感人的事迹，两个弱不禁风尚在少年的姐妹在庞大的山体上爬行，相互扶持、相互疼爱，这只有亲情的巨大的力量才能维系和做到。我热爱我的母亲，但没有姨娘的照料，是否还有我的母亲。
五
在我的记忆中，我仅仅见过姨娘两次，两次都是在我7岁以前，7岁后我上了小学，却再也没有见过姨娘。据说人成年后的记忆最早只能截止于7岁后，因为7岁后人的感知能力才能在记忆中留下烙印。我相信这个说法，除了姨娘下巴上那颗痣外，我实在想不起姨娘的模样了，但有关姨娘的一些事却留于父母双亲间相互的常常感叹，这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我记得母亲常叹息说：“你姨娘的命真苦。”我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对这句话记得很清楚，但却不知道苦到何种程度。记忆中母亲在有一天的早晨开始落泪，一直默默地哭到晚上。
我很害怕也很担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又不敢问，只能绞尽脑汁想母亲哭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想啊想啊，猛然间就想出了原因，想起了母亲哭泣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那天晚上我被一阵争吵声和压抑的哭泣声惊醒，朦胧中问了句母亲在干什么，母亲带着愤怒和哭泣的余音呵斥我：睡你的觉，再说话就滚出去。我被吓住了，半晌，听一个女人对母亲说：“你有什么本事管我的事，不是你的拖累，不是你小的时候有病没人管，我早就死了，我活到现在还不是看着你。你就当我死了吧。”然后是静默，再就是两个人的哭泣。我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能听出来说话的那个人是姨娘，可是姨娘什么时候到我家的我却不知道。
“你就当世上没有我这个姐姐吧，呜……”姨娘说，声音很平静。“你怎么对得起先人呢？”母亲哭着说，“咱家一门可丢不起人。”
接着我听见姨娘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仅哭了两声就戛然而止，声音变得冰冷：“你本事大了，翅膀硬了，你也对我说这话了，我已经说了王家再也没我这个人了。”
后来我听见了鸡叫声，知道天快亮了。鸡一叫，姨娘和母亲突然同时抽泣起来，那种抽泣令人恐惧，使我出了一身汗。接着我听见母亲下了炕，走到了外间锅灶跟前，母亲向炉膛里喂进了一把柴火，风箱随之吧嗒吧嗒响了起来……
慢慢的我又跌进了梦乡之中，我梦见了自己与许多人坐在一个圆桌上吃饭，饭菜很丰盛，有许多菜是我所没见过的。等我从梦中惊醒后，已是第二天清早了，我发现母亲在默默地流泪，我一边担忧，却一边不甘心地回味着刚才的梦。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姨娘，我母亲也没有见过她姐姐。传递姨娘信息和代姨娘来看我们的是一个男人，我父母管他叫杜师。至今我仍没有搞懂“杜师”是一个人名，还是一种职业的称呼。
六
正如我母亲所叹息的“你姨娘是个命苦人”那样，姨娘确实命苦，她20岁时嫁给了一个银行干部，眼看着日子好了起来。可是结婚刚1年多，就碰上了“四清”运动，他做银行职员的丈夫因为贪污而锒铛入狱，被判劳改20多年，第二年姨娘生下了她的女儿。
姨娘的婆婆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个苛刻而又严厉的小脚女人，也许她自己也经历过婆婆的苛待，她便把从自己婆婆那里受到的虐待和得到的启示加以发扬光大，全部运用操作在了儿媳也即我姨娘身上。那种非人的管束和虐待恐怕可以在任何一部反映旧时代婆媳关系乃至地主婆对下人的影片中找到对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前不久，为写这篇文章，我就这个问题问及父亲时，父亲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某一年的一个下雪的冬天，姨娘连做饭的柴火都没有，母女俩哆嗦在锅台前眼看着炉膛里一把麦草燃尽，却没能烧开一碗开水，姨娘支使4岁的女儿去奶奶家要两根柴火。但女儿去了半天后才回来对姨娘说，她已经在奶奶家吃过了饭，奶奶要她转告姨娘：男人3天就可饿死，女人却能一口不吃坚持9天，等第8天时奶奶亲自给姨娘做饭。后来，我父亲从遥远的地方背了一捆柴送到姨娘家，在父亲刚走出姨娘的家门，姨娘的尚未结婚的小叔子却把那捆柴扛到了他母亲的院子里。
大概是不堪忍受婆婆一家的欺凌，也许是对共同生活不足1年的丈夫的失望，姨娘把自己的女儿抚养到10岁后，就向法院起诉与狱中的丈夫离了婚。
七
我的父母是虔诚的******教信仰者，我的外祖父更把宗教视作与生命同等重要。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的姨娘却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位叫杜师的异教徒，而且这个叫杜师的男人却没有进教（即改信仰******教）的任何表示，于是姨娘便与整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了来往，她自己也发誓生前身后不再见任何一位亲属，姨娘果然是说到做到的，从那个晚上与母亲最后一面至今，我们再没有见过她一面。姨娘改嫁后究竟住在哪里，我父母也仅仅知道一个地名，这地名叫马场或是马厂或是这两个字读音的某个地方，我记得很久以前母亲曾有过偷偷看望姨娘一次的想法，而且念叨和准备了很久，却因为不知道确切路径和走法而难以成行。
叫杜师的男人在我小的时候倒是经常来我家，有时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仅仅看父母和我们兄妹一眼，连茶也不喝一杯就走了，有时候也住一晚，帮我父亲干一些木工活诸如修修门窗、做一两件桌椅板凳后再走。杜师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木匠，从他的穿着和打扮知道生活并不拮据，另外从他对我家的态度上，也知道他很爱我姨娘。
杜师最后一次来我家时，我刚刚中学毕业，即将赴外地求学，他用自行车捎了一个做工很精致的风箱到我家，他知道我们家用木柴做饭，风箱是最好的工具；杜师那次来，什么活也没干，只是满腹心事地在我家前后走来走去，后来他叫走了我父亲，和父亲坐在一棵树下说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话，太阳落山的时候，杜师离开了我家。
等母亲叫父亲和杜师吃晚饭的时候，杜师早就走出了父亲的视线，母亲追问原因，父亲含含糊糊地说：“他心里有事吃不下饭，他走了。”
八
姨娘的第一个丈夫出狱了，我第一次见他是杜师离开我们家的一个星期后，那时我正准备着行李，我将在3天后搭长途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念书，我对最后3天很留恋，总想能在父母身边多待一天。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在劳改农场待了整20年的人回来了，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丑陋最无耻的一个人，我从心里到生理都拒绝他厌恶他，他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有罪的变态的神经质的人物。这个人的目光是阴险而邪恶的，头发差不多已全部谢光，但脸上刚刮过的胡碴却泛着青光，他说话哆嗦而结巴，仄小的脸却印着仇恨和凶狠。他手里提着一个包扎得很结实如同炸药包一样的一块饼干包，目光不停地东张西望、游移不定。他直截了当地向我父母索要姨娘的地址，并无耻地宣称他在劳改队里活着的唯一理由是为和我姨娘团聚。他说即使死他也要和我姨娘死在一起，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子，笑着对我父亲说这不是刀子是匕首。他在我家住了两天，终于悻悻地走了，走的时候顺便又把那包饼干提走了，他发现我父母确实不知道姨娘的地址，而且他发现我们全家对他既无任何帮助又充满敌视，于是他走了。
但后来的消息是，他终于还是找着了姨娘住的地方，但他追到那里时，姨娘和杜师早就搬走了，他只好冲着破旧的房屋踢了几脚，还撒了一泡尿。
据说姨娘和杜师搬出原来那个村庄的原因，就是这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拿着一把匕首锲而不舍地寻找他们。
姨娘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再也无从知道，因为几年来，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原因也搬出了老家。
姨娘是否还活在人世，姨娘住的是什么地方，至今母亲都不知道。“你姨娘是个命苦人。”母亲最后又无奈地对我说。
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姨娘扎扎实实地活过，虽然苦，但姨娘却切切实实地经历了一切，她心里是无悔的。
我对母亲保证说，不用1年时间我保证找到姨娘。我知道我说的话是能够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