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一本书密切相连，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
那时我对书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常常在中午或者周日的时候，约几个小伙伴跑到离家5里路的书店，隔着柜台的玻璃看那花花绿绿的书籍，眼睛里满是渴望。开始的时候营业员会捧着茶杯踱过来，应我们的要求拿出哪本书给我们翻阅。后来他发现我们只是在那过过瘾，根本不可能买书之后，对我们就不搭理了，目光里满是不屑，甚至呵斥我们走开，以免耽误他卖书。
那些书在我的脑海里扎了根，渴望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拥有一本书的念头在脑中执拗地冒出来，枝繁叶盛。我看中的那本书是两毛3分钱，尽管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粮食够吃了，但整个家庭经济还很困难，兄弟姐妹又多，平时几乎没有零花钱的概念，买书就是很奢侈的开支了，根本不敢跟父母提出。因此买书愿望的实现并非轻而易举。
春节的压岁钱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毛两毛钱，就这也只是在口袋里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都交到父母手里，用来开学交学费。决定买书之后我口袋里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个5分的硬币，我开始筹钱。
当时我家屋前的空地种有一片香茅。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把香茅挑到离家10里路的地方卖给人熬油。卖香茅的时候，如果香茅不太重，母亲还会搭上自家种的却舍不得吃的蔬菜，卖给油坊附近的中学食堂。我死缠硬磨，要母亲答应菜由我送去，因为我知道以前哥哥送过几次，每次都可以吃一碗一毛钱的面条。母亲看着瘦弱的我，担心我挑不动，但耐不住我的央求，就答应了。
那天母亲挑着100多斤的香茅，我挑着不到20斤的菜上路了。开始我还能勉强支撑，但走不到两里路，我就跌跌撞撞了，实在支持不住，我就想偷偷歇会儿再赶上去，担子一放下，我几乎不想动了。母亲知道我挑不动了，拐回来接我，把大半的菜搭在她的担上，我知道母亲其实已经是超负荷了，但她笑笑说：“你身子骨小，别压坏了，我已经定型了，耐压。”
重新上路，我发现母亲后背都湿了，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尽管我的肩头还很疼，但我咬紧牙关，数着脚步，心里默默鼓励自己“再走100步就换肩，再走50步就换肩”，后来是频繁地挪来挪去，终于坚持把菜挑到地方。回家的时候，我拒绝了母亲带我去吃面条的提议，只要求母亲把一毛钱给我。母亲听完了我的心愿，用她粗糙的手抚摩着我的头，给了我两毛钱。
就在我准备去买书的时候，我发现我那5分的硬币不见了，我翻遍书包、口袋，低着头找遍往返学校的路，甚至翻遍与小伙伴摔跤的草地的每个草丛，还是没有。我不敢让母亲知道这件事，我得再设法筹得3分钱。后来我把主意打在墨水上面，那时墨水快完了，我就超乎寻常地多写钢笔字，尽可能多地消耗墨水，随着儿童节的临近，甚至慷慨地把墨水挤给同班同学。
儿童节前一天，我终于把墨水用完，堂皇地跟父亲要了两毛钱买墨水。墨水只要1毛6分钱，我就拥有了剩下的4分钱，也就把买书的钱凑够了。带着钱，像孔乙己在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一般，扬眉吐气地把钱拍在柜台上，买回了那本书，成了我们班唯一一本崭新的课外书。那本书在1982年的儿童节成了我们班的焦点，许多人围着我，看我小心翼翼地翻开，齐声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