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萧红·萧军·端木蕻良
萧红（1911～1942），原名张皘皃皐皔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
萧红在她不及10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30余篇（部）小说和为数不多的散文、诗歌。她的生命和创作如惊鸿一瞥，而散发的光芒却耀眼夺目，十分独特。她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经历，她的充满灵性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了谜一样的“萧红现象”。萧红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她从自身的经历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出发，用那支天然之笔，表达了对遥远故土上生息不止的生灵及其古老文化、风俗的审视与思考，这种审视和思考带有强烈的母性色彩；另一方面，她发展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将散文的抒情、白描与小说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结合起来，使作品显出复杂的意蕴和别样的格调。
涓涓呼兰河哺育长大的萧红，有着孤僻、敏感、矜持而又倔强的性格。她不到20岁就被迫离开家乡，只身开始坎坷的生命之旅；入关后四处飘流，始终未能回到生她养她的家园，最后郁郁殒命客葬他乡。她的作品也因这不能归去，而显出流亡者极强的家园向往和回归意识。人在旅途的萧红，一次次辗转奔波，“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一次次回望隔着千山万水的故土，心中蓄着悲凉与寂寞。这种寂寞心绪伴随萧红短促的一生，支配着她的全部创作。
虽然，萧红早期作品有着某些清新活泼的气息，但也是哀悒的。她与萧军合出《跋涉》集的问世，宣告了一颗孤苦柔弱的心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收入《跋涉》的五篇小说，萧红以略显功力不足的稚嫩，写出了带着淡淡凄楚的个人往事和远在故乡挣扎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的遭遇，既给人一种笔调上小溪般的清凉感，又在内容上给人“青杏般的酸涩感”。《王阿嫂的死》将死的悲惨消融在流畅的叙述和对话中；《看风筝》里，老人深切的怅惘和哀恸是通过风筝的欢快飘扬来映衬的。这时的萧红，才胜于学，完全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任意地不加雕饰地把那些历久不忘的经历和经验充填到她的作品中，听命于内心。这种叙述人间悲苦的方式是她所独有的。这些作品，都散发出一种清新俊逸的牧歌情调，这种清新笔调一直延续到对一双“手”的描述。小说《手》以一双变了肤色的手，透视一颗被挤压的受伤害的心灵，展现心灵之美遭践踏被毁弃的惨痛景象，让人不觉潸然泪下。但小说临近结尾，主人公面对冷酷的生存氛围表现出的镇定乐观态度，隐约幻化出一个自尊自重、顽强挣扎的形象。这是萧红本人潜在的热望。
真正结束萧红创作“稚嫩”期的是《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第一次把“萧红”这个名字带入文坛，奠定了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部描写东北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生与死的方式，及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将自身的生与死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抗争和追求的小说，把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呼号生动地展示在处于民族危急关头的中国人民面前，使关外的血与火、塞外的悲笳与枪声有一种真实的逼近。小说没有主要故事，全然采用铺叙写法，截取一个个生活场面以展现几种有代表的生与死：一是死而复生——王婆的生的意志不为丈夫的生离或死别所动，儿子反抗官府被枪毙后，她悲愤自杀，却在下葬时活过来；一是初生即死——金枝怀着身孕过门，所生的女儿不满月即被丈夫摔死；一是以死毁美——全村最美丽的少妇月英，瘫痪后被丈夫视为累赘，任其下体腐烂，活活烂死。小说中，这群土地的子民在平常岁月中如草芥般被遗弃和被摧残的自然状态的生与死，与土地沦陷后他们奋起反抗如春风烈火般有光有热的自觉的生与死，形成鲜明对照。正是民族的惨劫质变了这些平凡百姓的生与死的形式。这样，两种生与死的方式——自然的生与死和自觉的生与死，普通人的生与死和民族的生与死，紧紧联结，“北方的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在《生死场》里，萧红是以忧伤的目光凝视那片土地上祖祖辈辈的生与死的。她运用“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她那新鲜而独特的审美视角，描绘了一派空旷寂寞的“生死场”。她将这种个人的体察置放到大的背景中，素有的细腻温婉蕴含着内在的坚定的力度，使“生死场”显示着有历史深度的宏伟气势，透出广泛的时代感受和抒情诗般的人生悲凉。
萧红并没有止于单纯的悲痛抒写，她还善于在宣泄般的倾诉中控制自己的才华。她由童心的明澈转变为成年的郁苦，清丽中夹杂着些许沉重。以“黄河”为契机，萧红似乎探索着另一种艺术风格，既想表达某种强劲、开阔的民族责任感，又想体现自己不断丰富和深厚的艺术个性。汹涌澎湃的“黄河”，一方是流离失所的劳动者形象，虽饱经苦难而未失豪爽，一方是觉醒了的士兵的形象，遇家难而锐气不减。小说把这两种形象和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及黄河上逆水而行的渡船交融在一起，谱就了一曲雄壮的黄河颂。但是，萧红又似乎从未刻意进行这种艺术探索，《旷野的呼喊》、《后花园》、《小城三月》等作品中所显示出的舒缓和沉郁笔调，几乎是水到渠成，浑然天就。她保持了以往不以情节取胜，长于环境描写的散文化特色，加重了对小说氛围的渲染、人物心理的揣摩和整体风俗的描绘。《旷野的呼喊》里那铺天盖地的大风和波澜起伏的心理状态，《小城三月》那以幽幽笔触绘出的一幅幅质朴优美的风俗画——这一幅幅风俗画背后，律动着款款动人的诗情乐韵和某种艰涩凄苦的悲剧意味，都表明萧红小说艺术已趋于纯熟。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巅峰。这部小说，看似平淡，仿佛只是零散珠子，其实凝聚了萧红作为女人、流浪者和作家的所有人生感受和艺术才华。那时，萧红刚入而立之年，沧桑的生命行进到这段光景，精神丝缕无法割舍地牵系着已逝的光阴和遥远的故土，她内心涌动着难以拂去的孤寂之感。在这漫长的孤寂中她参悟着人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她仍将沉静的目光投向梦里千万遍归去的家园。《呼兰河传》正是呼兰河边她熟悉和思恋的那座小城的剪影。小说打破因人立传、因人系事的惯例，广泛摄取小城的形象和魂魄——它的卑琐哀苦的物质生活，它的愚昧落后的乡风民俗，它的种种希望的幻灭和挣扎。在那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人们麻木不仁地过着循环往复的悲苦生活，“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他们把生命消磨在无聊的喧闹和无望的妄举中，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街头的大泥坑，作为这座小城的象征性景观，不知埋葬了多少生灵！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被活活折磨致死。她死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根深蒂固的积弊，继续以其出于“良善”愿望而进行的种种惨无人道的风习，维护自古不变的生活秩序。自作主张嫁给磨官冯歪嘴子的王大姐，也在众乡邻日夜讥讽中悄无声息地死去。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的事，依然年复一年地上演着。人们的使命，便是以各自的活着或死去，共同渲染那小城的古旧与寂寞。萧红在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的时候，深刻意识到那陈旧痼疾的巨大摧残性，但她没有忘记久已埋在心底的热泪。磨官冯歪嘴子在妻子死后众目睽睽下的顽强，不是代表着这座小城新的生命形态吗？他与那些旧的生命同样寂寞地生活着，但却是直立的坚韧的灵魂。作者欣慰地看到，“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这个巍然屹立的“脊梁”形象，是才高命薄的萧红孤寂之中的殷殷期待。整部《呼兰河传》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框架，零散珠子由一根纤细的寂寞之线缓缓连缀。萧红那无法重复，不可替代的艺术风格臻于极致。
除却这悲哀和寂寞以外，萧红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它体现了作家艺术视野的另一侧面。《马伯乐》将《黄河》和《旷野的呼喊》中倾注的热烈情绪转化为冷峻的讽刺，主人公马伯乐作为民族败类的种种丑恶行径，受到无情揭露和鞭笞。在这部作品中，萧红一改她沉静、轻缓的抒情格调，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和反讽笔法。《马伯乐》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萧红试图与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主流话语呼应的某种努力和自觉。应当看到，这种努力的背后，隐藏着萧红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心态。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辽宁省义县人。
萧军是以愤怒者姿态步入文坛的，他的文学命运颇为传奇。他来自几乎是一片文化荒漠的乡村，自幼向往绿林生活，以当兵或当胡子为理想职业，青年时期经过长达7年的军旅洗礼——这些，都把他磨砺成一个刚正不阿的铮铮汉子，养成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侠义态度，也使得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有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慢慢积淀成他刚健质朴的小说风格。萧军曾说：“我是北满洲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我爱涛沫似的牛羊群，更爱那悍爽直的人民……虽然那雪和风会像刀似的刮着我们的脸，裂着我们的皮肤……但是我爱他们，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他的作品充满了冬夜的驼铃，高粱的醇香，胡子爽朗的笑声，以及嘹亮亢远的大鼓词唱腔。东北沃土孕育出来的粗犷和强悍，经过时代风云的锤炼，又显示出深沉与凝重的品位。
以一篇揭露军阀残害士兵暴行的小说《懦……》，萧军走上了用笔向恶势力宣战的道路。他从踏入文学之路起，就极力主张文艺为“人类最底层的呼声”，“人生的现示、发现和创造”。萧军的早期作品，在艺术上未免粗糙，但有着某种真实得震撼人的力量。1933年他与萧红合出小说集《跋涉》，收入小说六篇。在这些作品中，萧军带着憎厌的感情勾勒那些吃人者的丑恶嘴脸，代替受伤的灵魂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急切的呼喊。《桃色的线》和《孤雏》，情节扑朔迷离，传达出一种略带迷惘的沉思。《这是常有的事》则展示普通劳动者的崇高，表现出深厚的社会控诉色彩。总的来说，这些作品还带着某些自叙传特征，情绪忧悒，格调峻急，显出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特性。必须指出的是，萧军早期作品，已初现人民反抗的端倪，他不断深入开掘人民底层被压抑着的斗争火种，竭力塑造不屈的反抗之魂。他早期的中篇小说《涓涓》的主人公涓涓，就极具叛逆性格，她身上体现了青年一代的思考和追求。这些作品中最初的反抗情绪发展到后来成为了以民族抗争意识为首要特征的深刻主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蓄积之后，萧军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这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小说，字里行间久久回荡着响彻东北密林的怒吼，洋溢着国土沦丧而民族魂不灭的浩然正气。小说以其激烈的场面设置、刚强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高昂的民族抗争意识的传达，在当时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乔木认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鲁迅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价值：“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的成功处，不仅在于它将充满浓郁乡土气息和风俗人情的往昔岁月，同沦陷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国土——田畴、沃野、青山、溪水，交织在一起，从而使绵绵乡愁与深痛的山河之恨相交融，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小说的成功处还在于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如线条奔放、刚劲有力的木炭画般的英雄群像，特别是以小红脸为代表的农民。这些祖辈聚居耕耘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土地上的农民，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们毅然选择了抗争。这种普遍的抗争意识，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难能可贵的是，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参加革命时的复杂心态描绘得多彩多姿：他们仇恨侵略者，坚决要求起来抗争，但对将来好的生活是什么并不清楚，只希望通过斗争改变自身的贫困地位；当革命处于艰难时期，他们不由得依恋起那种“自由咬着烟袋去耕地”的太平日子。这种心态的复杂性是同这一队伍成分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从而突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然而，小说最终立足点在于体现蕴藏在人民心中的必然导致胜利的潜在因素，那就是，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
《八月的乡村》获得的巨大成功促进了萧军创作上的丰收。《八月的乡村》之后，萧军陆续出版了《羊》、《江上》等短篇小说集。他依然将笔触指向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贱民”。短篇小说《羊》充满象征的诗情，刻意从人物灵魂中发掘或微或显的闪光点；《马的故事》将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牵连在一起，喜剧的气氛暗现一出沉痛浩大的悲剧。中篇小说《鳏夫》似一曲哀婉的牧歌，展示了山民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那缠绕在山峦间的悠长笛声，使通篇染上了沉郁的色调。
长篇小说《第三代》达到了萧军小说创作的新的高峰。这部自1936年春起断断续续写作近20年、共8部计80余万字的巨著，全面真实地再现了“过去的年代”里东北一个荒凉山村厚重的社会生活。这是一部跳跃着生命和灵魂，充斥着痛苦和挣扎的力作。小说宛如徐徐展开的长卷——长卷上，那低矮的茅屋里住着世世代代受剥削、被压榨的农民。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不甘当牛作马的青年农民或铤而走险躲进高山密林，或背井离乡流入都市。于是，殖民地大都市一派纷纭景象呈现出来：一边是喧嚣繁华、纸醉金迷，另一边则是饥寒交迫、绝望愤怒。一方面，小说着力展现以“胡子”这一特殊群体为代表的民众进行自发斗争的风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胡子”这一具有极强地域色彩和原始反抗性的群落，他们的斗争带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小说不是在一般层面上描写农村统治者与城市控制者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而是深入揭露二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勾结、彼此依存，共同奴役广大劳苦民众的罪行，并指出他们与侵略者一道，是构成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正是揭示了这一点，小说才得出“官逼民反”这条符合历史逻辑的理性认识。《第三代》时空跨度巨大，生活画面广阔，呈现出宏伟的立体结构和深厚的历史感。作者用笔强悍，豪倔之气直扑人面，写人状物往往墨韵淋漓却又豪中有婉、粗中见细，心理变化、情绪转换都合乎自身的艺术规律，这反映了萧军极见功底的艺术魄力。
50年代以后，萧军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开拓，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等作品，显示出他在艺术上的敏锐与真诚。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
如果说萧红和萧军的作品分别是东北作家群中细腻和粗放的两极，那么端木蕻良的作品，既表现出纤细、哀婉的气质，又具有开阔、刚劲的品性；或者说，他自觉承传了传统诗学中典雅、细腻的风格，又有意识地将东北乡土的粗豪与质朴糅合进来，从而在作品中显出别具一格的风骨和力度。端木蕻良内心里常常升腾起一股俯首苍茫的情绪——北方一望无际的草原，广漠的丰饶的大地，激起他无限深沉的爱恋；成年劳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苦痛，国破家亡后种种目不忍睹的惨状，引发他难以排遣的悒郁和打破现实状况的愿望。
端木蕻良的才气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他曾被称誉为“拜伦式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总有一丝淡淡的诗一般的愁绪在流动。家乡的此鸟鹭湖，给他提供了生命和灵感的滋养。“湖”这波光粼粼的意象，在他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此鸟鹭湖的忧郁》，即是以寒气逼人的东北大地上的湖为背景写的，它将人民遭受民族劫难后的深重灾难掩没在沉闷悲凉的暗夜，将郁积的热情与怒火潜藏于胸中，全篇笼罩着一种愤极而哀伤的意绪。这是一种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时代的。端木蕻良善于将个人的苦闷和惆怅铺散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使作品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和思辨意义。在《乡愁》中，失去家园后的浓烈乡愁不时表达为归家的呼喊，淡远的抗争意识作为一抹亮色隐现在一堆麻木的脸孔背后。《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则以一碗小小的高粱米粥作为对抗争的前驱者的祭奠，有一股化解不开的哀伤。在《浑河的急流》、《遥远的风砂》和《憎恨》等篇中，忧郁和哀伤经过东北那片沃野的陶冶，更显得厚沉。《遥远的风砂》充满塞外风光的苍茫古朴和俚语的诙谐灵动，脸色铁青外表冷峻的双尾蝎与身材高大性格粗鲁的煤黑子像两条跃动在塞外的大龙，奋勇奔前。《浑河的急流》里那湍急的浑河流水，记载着猎户们遭受压迫的愤激情绪和奋起抗争的英勇行为，那振聋发聩的吼声传遍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是烽火待起的中华大地的一个缩影。《憎恨》将蕴藏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憎恨上升到极致，如运行在地下的巨火，幻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的激情宣泄。“憎恨”涤荡着一切黑暗的浊流，从而将爱升华为歌颂与赞美。他表现出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他用清新、温婉的笔法，展示的却是一幅幅雄浑壮丽的图画，如短篇《风陵渡》、《生活指数表》、《三月夜曲》及中篇《江南风景》、《新都花絮》等等。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桑干河上庞大的“通体是白的”，“如同一条朦胧的透明的醉虾”一般的“芦沟桥”，是那有着“如同水牛脊背一样平滑、光润的冲击层的线条”的黄河岸，是那嘉陵江畔“红色麦饭似的粘土上流布出的丰饶的禾香气”……经过锤炼的独树一帜的语言闪耀着智慧之光，传达着意味深长的美感。
土地无疑是端木蕻良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它作为生命、人格和诗情的高度集结，是作家本人爱与恨最高意义的表达。“土地是一个巨大的影子，铺在我的眼前，使我的情感重添了一层辽阔。”“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端木蕻良曾计划写四部连续性的描写土地的长篇小说。从已成书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和《大江》来看，他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他所作的宣言：“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这三部小说缀成浩瀚的土地绵延无边：《科尔沁旗草原》铺开绿浪起伏的原野，《大地的海》绘出深厚的黑色沃土，《大江》更把大地的幅员从东北山林扩展到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从而完成了土地与历史从表面象征到深层内蕴的巨大融合。
年仅21岁时完成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显示了端木蕻良作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史家所具有的伟大气魄。作者郑重声明：“它写的是以土地为背景的故事。”的确，这部略带家世底色的恢宏之作，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东北社会结构，通过草原上首富丁家的盛衰过程展开了草原200年间围绕土地的开发、争夺的演进场面。社会背景的广阔，历史脉络的深远，事件层次的明晰，情感抒发的淋漓，使小说具有史诗品格。土地，千百年来人民在其上用双手播种收获、赖以生生不息，二者本应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然而，土地最终却成了束缚人民的枷锁。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压迫与奴役是令人窒息的。小说中大山形象告诉人们，只有奋起反抗，争取解放——夺回土地、掌握土地，才能获得全面自由。《科尔沁旗草原》赋予土地以“我们古老的种族的全型”的喻意，辽阔的草原大地被比为“中国的唯一的储藏的原始的力”。
土地这一“巨大的影子”在《大地的海》和《大江》中蔓延成“海”和“江”的广阔意象。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将土地同人民的命运与抗争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不仅“以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而且热情歌颂了成为“双重奴隶”后的人民的顽强斗争——“当主人们在大观园里诗酒逍遥将土地断送给敌人的时候，这些奴隶们却想用他们粗拙的力量来讨回！”小说敏锐地透视出一个最质朴的历史本质：当人民被逼得无法在土地上劳作的时候，他们会丢掉幻想，用世代相传的劳动工具同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使广袤可爱的东北大地，汇合成淹没侵略者的汪洋大海。《大江》则将视野从东北大地延伸到大江南北，扩展为对全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神圣使命的热切关注与严峻思索。大江是汹涌澎湃的大江，它波澜壮阔的气势显示出整个民族的自信与自立。主人公铁岭身上散发的无穷内蕴力，是民族的灵魂和希望所在。
80年代端木蕻良开始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表明他对土地及其历史的艺术沉思，远远没有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端木蕻良是表现那一特殊地域历史风貌最富个性的作家，他以其短篇的精致隽永和长篇的宏大开阔，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
第三节 赵树理·丁玲·周立波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
赵树理是1942年以后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一代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赵树理深深植根于农村，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是农民化了的。他从小就体验了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痛苦，接受了民间艺术与农民语言的熏陶。抗战爆发后，他主要是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事基层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忘我地工作在农村第一线，对其服务对象与描写对象——普通的中国农民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为此，他立志要写“使老百姓喜欢看”的大众化的作品。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
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总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农村变革和斗争的历史加以文学化，对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思想意识有着丰富而形象的表现。
首先，表现了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翻身解放的艰难斗争。《小二黑结婚》写小二黑和小芹为争取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及地方恶势力的阻挠，最后在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故事，热情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作品通过塑造竭力维护家长权威和包办婚姻而又胆小怕事、迷信十足的二诸葛与成天装神弄鬼、好逸恶劳、轻浮放浪的三仙姑这两个落后农民形象，从一个侧面表观了农村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小二黑与小芹勇敢无畏的斗争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村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曲折过程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李有才，他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已经成为阎家山村的主导力量。面对封建地主阎恒元把持村政权、操纵农救会，他们用快板这种特殊表达形式加以抨击，最后，他们在长工出身的共产党的农村干部“老杨同志”的领导下，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部中篇小说充分表达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冲破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的强烈心声。《李家庄的变迁》主要描写太行山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2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是反映以铁锁等为代表的一批反抗农民跟恶霸地主李如珍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作者对中心人物铁锁的描写最为充分。他受地主李如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迫，有着强烈的翻身复仇的愿望。最后，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解放的战士，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翻身求解放所走的道路。
其次，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作家最擅长通过“家庭”这一窗口来窥视第一代翻身农民深层心理的起伏演化。有的是反映婆媳关系的变化，如《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前者写太行山区农妇孟祥英怎样从一个受婆婆欺压的年轻媳妇变成英雄的故事，揭露和批判了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颂了新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充分发挥出来的英明。后者主要是以李成娘和金桂之间的矛盾，反映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有的反映了农村婚姻关系的变化，如《小二黑结婚》、《登记》。《登记》侧重写村民事主任和区里的王助理员的思想守旧、作风官僚成为两对农村青年（艾艾和小晚，燕燕和小进）实现美满婚姻不可逾越的障碍，反映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的作品也反映了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农的关系问题，如《邪不压正》通过对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的描写，极为明晰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巴”为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情况很有价值。而对中国农村各种社会关系给予全面而深刻反映的是他的《三里湾》。小说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内容，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再次，注重对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的揭示，以此显示农民在精神上翻身的艰巨性。作者在小说中有针对性地塑造了两种类型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被封建迷信扭曲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神卦上的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封建等级思想严重而不相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老秦，还有《传家宝》中顽固地要把自己信奉的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传统观念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的李成娘。另一类则是由于封建思想毒害没有肃清而在斗争中变质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有的甚至是某一阶段农村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就是这种情况。作者通过以上两类农民形象告诉我们，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须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实现农民在思想意识上的真正解放。
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自觉追求大众化与通俗化，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法，适应广大农民的欣赏习惯，总是把作品中的人物放在一定的生活和斗争中描写他们的性格，大都借助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人物。如二诸葛的迷信、愚昧而又老实、厚道的性格就是在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等一连串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
在情节结构方面，他的小说故事性很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然后展开人物性格的描写，最后交代人物的结局或下落，故事连贯到底，有头有尾，如《小二黑结婚》的情节结构就具有这种特点。
在小说语言方面，无论刻画人物或叙述故事，都努力选取群众常用的活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它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其突出特点是群众化、口语化而又艺术化。如二诸葛、三仙姑到区上见区长一节的人物对话就体现了这个语言特点。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
丁玲是继冰心之后在2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出现的又一位引起读者广泛注目的女作家。她的一生“是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她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丁玲幼年丧父，从小随母亲过着辗转漂泊的生活。后来受其母亲民主、开明、自食其力思想的影响，只身一人去到上海、北京“寻梦”。当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之后，她陷入孤独、愤懑与痛苦之中，带着这种痛苦与茫然的人生体验她创作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小说。
《梦珂》主要叙写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梦珂为重振家威到上海读书、旋退学寄居姑母家并当演员，抒写了她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的心境。《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小说由莎菲女士的34则日记撮录而成。作品对青年女子莎菲的复杂而矛盾的情感生活进行了大胆而直率的描写。她欣赏苇弟的钟情，但不喜欢他的优柔与怯懦；她迷恋凌吉士的漂亮，但又讨厌他灵魂的卑污。性爱与情爱在她身上构成了“五四”落潮后的心灵风雨，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最后，她从肺病与寂寥中挣扎出来，抛开了她的求爱者，决计搭车南下。小说深刻而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对现实不满、生活苦闷而又不甘庸俗的知识女性孤寂的灵魂，也透露出一种试图冲破牢笼的时代情绪。因此，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具有孤傲不羁，不屈从于命运的倔强个性。时代女性的这种个性探求，在作家后来创造的一些女性形象身上反复表现出来，如贞贞对于庸俗社会舆论的漠视，黑妮对于个人尊严的本能的保护等，都可发现莎菲的影子。作品显示出丁玲热情与开放的创作个性。
随后，丁玲奔赴上海，先后参加“左联”和中国共产党，其生活和创作开始逐渐转轨到一个新的方向。她一改先前苦闷、感伤的心境，写下了与早期小说风格迥异的《韦护》（1930年）、《一九三0年春上海》（1930年）和《田家冲》（1931年）、《水》（1931年）等成就不一的小说。
40年代前期，丁玲在解放区写的小说分别收入在《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集子中，这些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抗战胜利后，丁玲参加了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创作了她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的传达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幅华北地区暖水屯土改初期的历史画卷，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概括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历史进程。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之一在于较成功地塑造了农村剧变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在地主形象中，既有胆小怕事的李子俊，又有善于应付场面、工于心计、巧于伪装的笑面虎李子俊老婆，还有装死躺下的侯殿魁，更有阶级感觉敏锐、狡诈多端、阴险善变的恶霸地主钱文贵。在农民形象中，既有沉着、老练、忠心而又有所顾虑的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有在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种心理的决战中成长起来的有缺点的农民程仁，还有逐步觉醒的具有宿命论思想的老一代贫苦农民侯忠全。在工作组成员中，有喜欢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者文采，也有热情而显得稚气的胡立功、杨亮等。其中对地主形象的刻画尤为成功。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之二在于对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尤其是作品成功地运用心理剖析的方法，表现出作者善于捕捉人物微妙心理特征的能力和精确、细致地刻画人物心态、思绪的艺术功力。小说以生动而深刻的比喻直接描绘人物的心理。如作者在刻画李宝堂这个专替地主李子俊看守果园的老雇农时，主要就是抓住他翻身前后不同的性格、心理变化进行对照描写，通过一系列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刻画他那颗由麻木而觉醒的灵魂。同时，小说也借思想活动的显示来刻画人物心理。如小说第四、第五章“党员大会”，程仁在听了张正典的自我表白之后，就产生了一段思想活动：
程仁也升起来一种厌恶的感情，但他不能驳斥他，没有勇气，他常常想要勇敢些，却总有个东西拉着他下垂，他想：“人家也是受压迫的，偏又要住在他家里，外人又不知道，只知是他侄女，唉，咱也不便说，唉，何苦让人作贱她呢？咱不反对斗那个老家伙就成。”程仁自己总以为他很公正的，他恨那个老家伙，他很愿意斗争他，可是他就不愿意提到他侄女，总以为会把他侄女连上，没有想到这倒可以解放她，他觉得自己已经对不起她了，如果再把她扯进去，拿她来洗刷自己，就更过意不去。心想：“反正一辈子不娶她，事情自然明白的，这用不着分辩。”
这里，充满着理智与感情的尖锐斗争，写得真实可信。再则，小说通过自言自语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李子俊老婆在欢腾的果树园里看见黑妮后就悄悄地骂道：
好婊子养的，骚狐狸精！你千刀万剐的钱文贵，就靠定闺女，把干部们的屁股舐上了。你们就看着咱姓李的好欺负！你们什么共产党，屁，尽说漂亮话，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咱们家多了几亩地，又没当兵的，又没人溜沟子，就倒尽了霉。他妈的张裕民这小子，有朝一日总要问问你这个道理！
这段内心独语就揭示了这个地主婆对翻身农民的仇恨及其变天复仇心理。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
周立波的写作活动开始于1928年，最初是写一些散文和文艺评论，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走遍华北前线，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作品，成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家。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41年，最初的作品是他根据自己的狱中生活体验创作的《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等五个连续性的短篇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麻雀》。小说通过一只麻雀把革命者对自由的向往表现得动人心弦，抒情色彩浓郁。小说初步显示了作者善于抒情和提炼细节的创作个性。
1946年到1948年，他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并完成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这部小说全方位地描写了东北松花江畔元茂屯土地改革斗争的全过程。上卷共21章，反映东北土改的第一阶段，从肖祥带领工作队进元茂屯写起，直到土改结束工作队返回县城止，以元茂屯农民三斗韩老六为主要情节引出生活的方方面面。下卷共30章，写肖祥领导的工作队在元茂屯复查土改，重新发动农民，组织阶级队伍，建立新政权，斗争杜善人，挖元宝，起枪支，分配土地和财物，动员参军支前。作品通过对元茂屯农民翻身过程的史诗性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小说塑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先进农民的形象。肖祥是一位出色的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嗅觉灵敏，多谋善断，作风民主，注意调查研究，善于发动和引导群众去争取胜利。赵玉林是元茂屯最先觉醒的勇于自我牺牲的新型农民。郭全海是一个能开创土改斗争新局面的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干部，他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老孙头是一个幽默、乐观、胆小怕事、深谙世故、见风使舵而又显得自私的贫苦农民，这是一个处在转化中的性格矛盾复杂的形象。至于老四头、白玉山、赵大嫂、白大嫂等农民形象也都有一定厚度，比较真实感人。这部小说的结构单纯明快，人物刻画十分注意细节的真实，尤以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色彩引人注目。特别是在语言方面，作者有意识地学习东北人民群众的语言，把群众表现实际生活的语汇和一些方言、土语，经过提炼加工写进作品。例如韩老七逃跑之后，花永喜说的话：“这才是，唉，跑了一条大鱼，捞了一网虾。”话语朴实无华，而人们愤慨、惋惜、急切之情纤毫毕现。
50年代，周立波除创作了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铁水奔流》外，还创作了反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中国农村经历了从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改造私人占有的小农经济的时代巨变。周立波以其艺术聚光，从南到北，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作了史诗性的反映。他的艺术生命是同中国农村联结在一起的。
《山乡巨变》较之于《暴风骤雨》，在艺术上有明显发展。如果说《暴风骤雨》在雄健明朗中时显生涩的话，那么，《山乡巨变》那诗情的熏染，人物心灵空间的深度把握，驾轻就熟的语言工夫，都显著地跨前了，显示出作家的成熟。新时期开始时，他又创作了优秀短篇小说《湘江一夜》等作品，艺术上更趋于圆熟。
第四节 钱钟书·张爱玲·徐□
钱钟书（1910～），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
钱钟书是一位博通中西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之所以日益显其重要，显然得益于他对现代人生的深沉哲理思考和作品具有深透超脱的幽默风格。
钱钟书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围城》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极富哲理意味的小说里，作家以其特有的睿智，深入剖析了人类的基本根性，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种种弱质，并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教育、爱情、事业、家庭几个人生阶段的描绘，将自己对人生深刻独到的思考寄寓到了“围城”的象征意义中，从而大大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生价值这一永恒主题的表现。在小说中，钱钟书借苏文纨之口，将婚姻比作一座被围的城，已婚者如身陷其中，一心想冲出去，而单身者则尽力要冲进去。可是，无论是在“围城”之内，还是在“围城”之外，人都不会感到幸福和满足，永远处于痛苦不安之中。显然，钱钟书这里所描述的，并非仅限于婚姻恋爱，“围城”实际上是一种悲剧人生的象征，它或多或少会使我们联想到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叔本华认为，人受到生存意志的支配与奴役，会不断地产生欲望，“他无时无刻地忙忙碌碌的试图找些什么，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洞同在，最后终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却全是痛苦。”所以，“人的生活一方面是被‘希望’所愚化，一方面跳进‘死亡’的圈套”，而欲求和挣扎便是人的全部本质。钱钟书在《围城》中所展示的正是这样的现代人生的困境。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断产生新的欲望，并为之而争斗、倾轧，历尽苦难，而一旦达到目的，他们所感到的也并不是幸福和满足，而是“立即感到‘目的错误’的失望”，于是重新陷入新的欲求和挣扎中。所以，人类的一切努力，一切行动，都是处在由希望到失望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化之中，“围城”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无处不在。以主人公方鸿渐为例，他在爱情上的追求是这样，事业上的奋斗是这样，甚至在和妻子争吵后企图和解的努力也是这样。他从国内到国外再回到国内，从上海到内地再回到上海，总是怀着希望去，带着懊恼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会，他又恨人家冷淡”，总是在欲求和挣扎中受煎熬，这种无以附着的精神游荡正是作家所要描绘的现代人生的缩影。
由欲求和挣扎主宰的现代人生也是孤独的人生，荒谬的人生。像方鸿渐这样不肯随俗同化而又无力拼搏抗争的知识分子，世俗社会对于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异己的存在，他人则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他被迫不停地与社会关系和现实人生疏离、脱节，最终成了孤独无依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于是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荒谬感便油然而生，“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他在外面穷于对付各种各样的明枪暗箭，回到家里还得摆脱父母的训诲，应付妻子的争吵，调解妯娌的纠纷，哪里还有家庭的温暖！在他看来，“家里真跟三闾大学一样，是个是非窝”，这里同样充斥着忌妒、虚荣和倾轧。在与赵辛楣发生口角后，钱钟书写了方鸿渐这样的心理活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显然，方鸿渐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钱钟书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思考。
现代人生充满了愚行与困顿、欲求和挣扎，但钱钟书并未一味描写感伤、颓丧的情绪。鹤见辅说：“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钱钟书是一位富有幽默气质和幽默才能的作家，在《围城》的创作中，他力图以幽默来“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帮助人们从忧患中得到慰藉和解脱，面对人生的困境，以笑代哭，以笑代怒，形成了以深透超脱为基调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围城》幽默的深透超脱，首先表现为钱钟书独特的创作心态，“以游戏态度，把人物和事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我们在读《围城》时会明显地感到，钱钟书和他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方鸿渐在苏文纨家里第一次见到赵辛楣时，被对方误作情敌，发生了一场口角。作家在唇枪舌剑中插话道：“只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唐小姐看作是钱钟书，便能用这句话来说明作家在描绘这些文化人时的心态。因为是“云端里看厮杀”，所以超脱于所表现的矛盾、利害之上。在他眼里，世人所热衷的追名逐利、明争暗斗，不过鸡虫蝼蚁之事。作家“悠远淡漠地笑着”，因为他自信看透了这“人事”，所以在创作中引经据典，议论生风，肆意言笑，随意挥洒，难怪有人说他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其次，《围城》幽默的深透超脱，也表现出作家宽容的待人态度。在幽默文学中，作为能够引起人们幽默快感的对象不能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也不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而应介乎其间。作家嘲笑他们的弱点，但并不疾恶如仇，他是将这些弱点当作人性的一部分，因而在嘲笑中又带着宽容与谅解。他鄙视他们，嘲笑他们，但并不置他们于死地，而是宽厚地用引人发笑的方式，在他们鼻梁上涂抹一团白粉，开个玩笑。在《围城》中，钱钟书嘲笑得最多的要算文人的争名。但是在他看来，“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再次，《围城》幽默的深透超脱，还表现在钱钟书蔑视世俗观念，见人之未见，言人所不敢言。在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某些社会风气、习俗比如女人裹脚、陪葬等，经过长期持续而成为“当然和必然”，不容质疑地为大家所接受。也许有少数人对这些“当然和必然”的东西产生过怀疑，但绝少有人敢冒世俗谴责的危险而表现出来。钱钟书是一位目光犀利而又坦率得“不近人情”的作家，他常常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甚至视为真理的东西中看出可笑之处，并以真诚的态度，揭开它神圣庄严的外衣，造成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这种超脱于世俗观念之上的幽默，惊世骇俗，让人耳目一新。由于钱钟书对世俗的成见不屑一顾，说出了人们被压抑的，因顾忌情面而不敢说出也没有想到要说出的话来，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花怒放，为《围城》的幽默增添了异彩。
《围城》也是一部学者小说。它涉及了文学、哲学、逻辑、法律、教育、民俗、语言等广泛领域。渊博精深的学识，使钱钟书的创作左右逢源，涉笔成趣，其才识妙趣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深化了性格刻画的力度，使读者视野开阔，心窍灵活，不愧为一座用璇玑碎锦巧构而成的中外学术迷宫。小说的用喻更是“想象新诡”，蔚为大观，作家惯用远取譬的方法，使本体和喻体“不同处愈大愈多，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既扩大了感性世界给人以意外欣喜，又开拓了理性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张爱玲（1921-1995）原名张瑛，河北省丰润县人，生于上海。
张爱玲在本时期小说界的出现，如异峰突起，给人的印象是“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这位由大家闺秀变为洋场名流的女子，有着异常的文学才华。她3岁能背唐诗，7岁写了第一部小说，到40年代即成为沦陷后的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自1943年起，她在上海《杂志》、《万象》、《天地》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结集为《传奇》，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谈张爱玲的小说而不谈其身世，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出生于清末豪门世家，但因父母离异，从小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温暖和母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父亲的粗暴、母亲的冷落和继母的虐待，使敏感早慧的张爱玲受到极大的心灵创伤，过早地积累了对世界的敌意和恐怖，产生了对人性的怀疑与否定，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
《传奇》卷首题词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里所谓的“普通人”，显然是专指沪港洋场社会那些没落的封建世家和半新半旧的资产阶级家庭人物。在她笔下，有昏庸糊涂、残暴淫荡的遗老遗少，也有放荡不羁、逢场作戏的纨绔子弟；有冷酷自私、狠毒阴险的家庭暴君，也有随遇而安、麻木冷漠的太太小姐。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由于身世不幸而形成的“人世挑剔者”的观察视角，使张爱玲往往将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因此她对人性恶的感受和挖掘特别深切，她最善于探究绅士淑女们精神世界、感情世界中的种种隐秘，发掘他们人性中的种种病弱与丑拙，并由此发现人生的不幸与人性的邪恶彼此密切相关。在挖掘人性的弱质时，张爱玲选择的独特视角是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在她看来，“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情调，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她眼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由金钱和兽欲主宰的卑琐的两性和婚姻关系。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沪港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与封建余孽的僵化阴魂的交媾，无情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肉体交易外，剩下的只是虚伪和自私。夫妻之间、情人之间、亲子之间不过是用金钱和情欲来维系而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不惜牺牲“淑女”的身份和青春，不惜当情妇而由沪到港，投入范柳原的怀抱。这场势利而苍凉的“倾城之恋”，实质上是金钱和色相的交易关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最终用肉体换来了金钱和婚姻，“把自己整个人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学生蜕变成一个堕落的交际花。此外，还有把女儿的婚姻当作踏入上流社会的阶梯的姚先生（《琉璃瓦》），有变态到把女婿当作“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的郑夫人（《花凋》），还有把父亲当作性爱对象的许小寒。张爱玲充分展现了环境对人的灵魂的侵蚀，十里洋场的绅士淑女丢掉了温柔敦厚的道德面具，华丽的衣着掩盖不住灵魂的肮脏，高贵的身份反倒滋生着透顶的虚伪，丑恶的人性在恶性地滋长。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力作，曾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作品描写了一个富家寡妇因保护财产以及情欲未遂而产生的种种变态心理和行为，触目惊心地揭露了金钱毁灭人性的罪恶。主人公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由于哥哥要攀附高门，便被嫁到一户官绅之家，给患有“骨痨”的姜二少爷做妾，不但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且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中受到歧视。在婆婆和丈夫死后，她终于掌握了家政和财权，成了黄金的主人，同时也沦为黄金的奴隶。当她所暗恋的小叔子姜季泽上门向她倾诉爱情时，七巧生平第一次陶醉在幸福里，但一想到姜季泽来找她是为了她的钱财，便立即将他赶出家门。保护财产的狂热和失却爱情的痛苦，使她人性扭曲，心理变态，甚至以黄金的枷锁摧残儿女的爱情与婚姻，折磨儿子和媳妇。这个被金钱榨干了青春和蚀空了灵魂的悲剧形象，其人性的扭曲和泯灭是封建主义婚姻观念和资本主义金钱观念双重作用的结果，既令人憎恶又使人怜悯。在这里，张爱玲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这是时代的恐怖，是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
张爱玲熟悉日益金钱化的旧式家庭的各种细节，尤其熟悉这种家庭里妇女的婚恋道德心理。她虽然在理智上清醒地看到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家庭及其传统不可避免地被抛弃的末运，但是在感情上却又与这个阶级所属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所以，虽然她无情地揭示了那些苟活者们的虚伪、自私、没有价值，但对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悲凉又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没落的社会阶层唱出一支支带有嘲讽意味，但又哀痛惋惜的心之衷曲，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荒凉感和没落感。她在解释人物的人性扭曲和心理变态时，也过多地强调了情欲等自然本性所起的作用，着重表现人性本身的乖谬和悲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张爱玲小说给人的“突兀”感和“奇迹”感，除源于作家对人性的独特观察和对人生的奇异感悟外，还源于作家丰厚的艺术修养和别致的艺术风格。张爱玲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熏陶，又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她直接承袭《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笔法，又借用了西洋文学中“现代派”的若干技巧，加上对绘画、音乐等姊妹艺术的借鉴，在中西古今文学艺术的融会中形成了一种流丽畅达、洒脱老练的文体。
张爱玲小说在艺术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意象世界的创造。张爱玲的艺术感受和想象异常敏锐与丰富，她很善于运用比喻、象征、暗示、通感等艺术手段，以东方圆润的笔墨，赋予景物以动的生命，又以西方静观的沉思，给予景物以启示的精魂。在小说中铺陈独特而繁复的意象，这些意象成为能发出作者及人物主观感情信息的具象物，是作者对客观世界进行感知、捕捉、选择、组合的直接结果。它们在小说中往往能起到刻画人物心理，渲染艺术氛围，创造独特意境的作用。《金锁记》里有一段文字，便是以众多意象的结合变迭来暗示人物的心理和处境：“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纹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绿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上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这一连串意象的展现、转换颇似电影“蒙太奇”的联结，通过主人公一瞬间梦幻般的恍惚感觉，表现了她对于年华虚度的无限怅惘。画面的动与静、声与色的巧妙组合，打通了读者的视觉与心理感觉，艺术表现十分简明生动。正是这种新颖、独特、丰富的意象世界的创造，使张爱玲小说含蓄、凝练而耐人寻味，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起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少胜多的效果。
徐□（1908～1980），浙江省慈溪县人。
徐□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17卷文集几乎包括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评论等所有文学式样，尤以小说见长，著有中长篇小说40种，短篇小说13集。早年在北京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这种特殊的学历对于徐□小说鲜明个性色彩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徐□的小说往往喜欢透过爱情的窗口，进行人性的探索。他早期的作品超现实的成分较重，洋溢着乐观主义情调，往往通过悲欢离合，儿女情长的浪漫故事，超越纷纭人世，趋向清澈通明的哲理和人性的世界。这些作品着重于表现超俗的爱情和理想的人性，一般没有具体的背景，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远离尘世、封闭自足的环境里，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化，尤其是女性形象，大都有冰清玉洁的仙气，是理想人性的集中代表，是真、善、美结合的典范。这类作品充满了异国情调、浪漫柔情和空幻的憧憬，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男主人公“我”与患精神病的白蒂小姐及其使女海兰之间的感情纠葛。“我”与海兰倾心相爱，而白蒂也爱上了“我”。为了挽救和成全白蒂，海兰在把灵魂和肉体交付给“我”的次日便毅然自杀。在海兰善良美好的人性感召下，白蒂的人性也得以复苏，进了修道院将灵魂奉献给上帝，“我”也决心终生从事精神治疗，为人类造福。小说通篇洋溢着对海兰献身精神的歌颂与赞美，表现出美好的人性可以改造人、拯救人的主题。在《吉布赛的诱惑》中，徐□通过一个曲折动人的浪漫故事，歌颂和赞美了吉布赛人的人生态度、生活哲理和爱情观念，表达了对自由人性和自然人性的向往。小说把对爱情的描写与对文化的反思纠缠在一起，表现了东西方人在爱情观上不同的文化心理、态度以及文化背景对爱情的影响，显示出作家独特的文化意识。与上述作品稍有不同，长篇力作《风萧萧》则把超俗的爱情与美好的人性放在“现实”的土壤上展开，它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通过男主人公“我”与白蘋、梅瀛子、海伦几位女性复杂的爱情纠葛，着力表现她们美好人性的力量。“我”最终投身抗战，为民族献身，这正是她们人性力量的体现。
徐□在虚幻的环境中编织着他的理想和幻梦，高唱着人性的赞歌。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人性却是被压抑和被扭曲的，甚至是丑恶的。当他向现实的人性深处观察时，他的歌声开始嘶哑，歌唱变成了诅咒，乐观变成了悲观，甚至成为一个“性恶论”者。《初秋》通过李伟先生对儿子的女友态度的变化，撕开了他本分忠厚的道学面具，揭示出他潜意识深处自私、淫恶、卑鄙的本性，深入表现了他人性深处的虚伪特征。《一家》写一个大家庭12人从杭州逃难到上海前后各人的心态，写出了他们的自私、虚伪、欺诈、凶残，充分展示了他们人性中的丑拙鄙陋。《旧神》叙述一个杀人案件，既写了男子的荒淫，又写了女子的轻佻、复仇欲和疯狂性，而且二者互为因果，突出了人性皆恶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徐□以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目光分析着人性的病例，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意识。
徐□属于40年代复苏的浪漫派作家。他的小说不是生活现象的实录，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善于在奇幻神秘的环境中，通过曲折动人的浪漫故事，塑造光彩照人的理想形象，寄托自己鲜明的爱憎感情。这些作品构思精巧，善用悬念，情节出人意料，画面色彩斑斓，弥漫着扑朔迷离的诱人的情调。他在热情倾注主观理想的同时，又不忘冷静地剖析人物心理，进行深沉的哲理思考。徐□较好地处理了感情和理性的关系，使小说的理性思辨色彩和浪漫抒情情调在小说中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徐□小说的这种理性色彩首先来自于他小说主人公的设置。他们大都是哲学教授、心理医生、诗人、作家，因而他们对人物、事件的观察、感受和议论都具有理性分析的特征。另外，徐□还往往直接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挖掘其潜意识，探讨爱情、友谊、社会、人生、人性等等哲学问题。比如《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对白蒂小姐变态心理的刻画，《旧神》中对微珠大起大落的心理变化的表现，以及《风萧萧》在虚拟的抗战间谍故事中渗入的充满悲感的人生哲理的抒发，都体现了徐□小说的这种理性色彩，使读者在情感的失落中得到理性的震撼。当然，徐讠于小说的这种理性色彩有一个由淡到浓的过程，初期的浪漫激情多少削弱了他的理性，而激情退后的理性思考就更为突出了。小说《烟圈》就淡化了热情，也淡化了情节，充满了对人生茫然的寂寞和凄然的感伤，富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
第五节 张恨水·路翎·黄谷柳·吴浊流
张恨水（1895～1976），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
张恨水从小热爱文学，勤奋读书，靠自学获得很强的写作能力，一生中发表出版长篇小说90部，中短篇小说33篇，加上其他体裁的作品，共3000万言以上。其中，著名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著名的讽刺小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以及以抗战为题材的《巷战之夜》、《虎贲万岁》等作品，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
连载于1924年到1929年北京《世界晚报》的《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这部90万字的巨型长篇类似于晚清作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以当作20年代的北京（别号“春明”）风俗画来欣赏，也可当作军阀统治时期的野史来阅读。作品以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恋情纠葛为引线，“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小说的言情是手段，谴责才是目的。作者是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用小说的形式来作“新闻的补充”，借以鞭挞那些新老权贵的丑行，并对一些洁身自好的正直之士和饱受欺凌的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
1926年到1932年发表在北京《世界日报》的《金粉世家》是张恨水的又一部长篇巨著。此书“取径《红楼梦》”的写法，描绘了上层社会醉生梦死、腐朽堕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真实画面，写出了封建世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作品女主人公冷清秋的凄凉境遇，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她的自强不息，又反映了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肯定。但这种追求和肯定却蒙上了一层佛教意识的迷雾，这是对传统观念的眷恋情绪在作者艺术实践中的自然流露。
张恨水的代表作是连载于1929年到1930年上海《新闻日报》的《啼笑因缘》。这部兼有谴责性、侠义性的言情名篇曾使无数读者着迷，其轰动性效应“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作品写了一个以青年学生樊家树为中心的爱情悲喜剧，其间穿插了军阀刘德柱霸占艺女沈凤喜的罪恶行径和侠士关寿峰父女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表现了2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影，具有反强权、反霸道的积极的思想意义。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有较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樊家树是个“平民化的大少爷”，他心地善良、品质纯正、乐于助人，他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和尊重尤为可贵。他和女性交往时不存邪念，他对沈凤喜的爱与觉慧之爱鸣凤不同，也与周萍之爱四凤不同，其爱情的悲剧结局并非由于他的负心，而是黑暗社会对善良人们的迫害所致。樊家树这个受各阶层读者欢迎的形象的塑造，说明作者的创作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潮的影响。其他人物，如浪迹风尘的沈凤喜、高傲时髦的何丽娜、仗义行侠的关秀姑，都是栩栩如生的。又如肝胆照人的关寿峰、骄横残忍的刘德柱、懒馋鄙陋的沈三玄等，也有比较明显的性格特点。《啼笑因缘》能将言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和武侠传奇的紧张惊险熔于一炉，能将章回小说的引人入胜和西洋小说的细腻描写融为一体，在续集中，还能将青年男女的啼笑悲喜升华到“热血洒边关”的民族大义中，所有这些，都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功之处。当然，樊何最后结成门当户对的良缘，确也属于因袭了一个照顾中国读者欣赏习惯的大团圆公式。
从1930年开始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的《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另创一格”的讽刺小说。它以巧妙的构思和辛辣的笔调描绘了“那个时候走到每一个角落都会遇到的人和事”。它借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来影射黑暗现实，达到了从侧面抨击现实社会的目的。例如，猪八戒镇守南天门，纵容走私，大搞投机生意；西门庆当十家银行的行长，横行街市，耀武扬威；“天堂”里衙门重叠，官僚如毛，“吴士干”无聊得要自杀，最终还是回到了牌桌上；贪财鬼钱维重大刮地皮，钻进钱眼，被钟馗的部下像狗一样牵走……这些情节寓庄于谐，幻中见真，对腐朽社会丑恶现实的暴露是成功的。但在艺术上却有着较大的缺憾。正如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批评，它“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描写失之张皇”，因此，“感人之力顿微”。
除“史家啼梦”这四部有代表性的小说外，1938年开始发表的《夜深沉》，写一个卖唱姑娘与车夫的爱情悲剧；1941年开始发表的《牛马走》（《魍魉世界》），描绘出一幅“抗战司令台畔”妖魔横行的真实画卷；1947年开始发表的《五子登科》，揭露了国民政府接收专员大肆劫收金子、女子、车子、房子（最后还得了儿子）的丑行。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巷战之夜》、《虎贲万岁》等小说，也对抗战起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数量多、读者广、影响大，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长廊中是独树一帜的。作者在创作中对朋友们“改写新体”的劝告和有人认为章回小说“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的责难都“未加深辩”。他要为“匹夫匹妇”工作，改良旧章回体，让自己的小说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民众所能接受。”这种对文学通俗化的追求和为普通老百姓写作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张恨水写小说“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努力用章回体来反映现代生活，这是一种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严肃的创作态度。随着现代印刷文明的发展和工商都会的繁荣，小说的娱乐功能已经成了本世纪读者的一种心理期待。张恨水的小说以寓教于乐的艺术追求完成了他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突破。
张恨水小说创作的主要缺陷是，有些作品残留着才子佳人式的老套，有些人物过分理想化，有些情节过多地依赖于误会与巧合，有些描写显得拖沓琐碎，语言流于陈旧。但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他享有通俗小说大家的盛誉。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祖籍安徽，生于江苏南京。路翎是一位身世坎坷的风格独特的“七月派”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有《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中篇小说有《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嘉陵江畔的传奇》，短篇小说集有《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平原》、《朱桂花的故事》。
处女作《要塞退出以后》，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前线要塞撤退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表现了年仅17岁的作家的创作才华。《饥饿的郭素娥》是路翎的成名作，标志着作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小说推出后，胡风认为“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郭素娥是个从肉体到精神都极度饥饿而又强悍可怜的女性。她在“饥馑”中“漂流”，在“漂流”中“昏倒”，不幸成了鸦片鬼刘寿春“捡来的女人”。她用与机器工人张振山偷情的方式来反抗，遭到刘和保长、地痞的残酷迫害。她被转卖，至死不从，最后被那些恶棍活活灼死、奸死。作品描写她被毁灭的过程，但并不停留在一般的对旧社会的揭露上，而是“透过社会结构底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底根苗”。作者着重于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对人物所处环境以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开掘，试图从民族心理积淀这个角度去寻求社会不公、主人公不幸的缘由，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郭素娥要求张振山把她带走，“冀求的无价的宝贝”被两张纸帛换去而痛苦，临死前还“觉得张振山在等她”，这是爱情的“强力”；她用大碗猛砸刘寿春，抓破黄毛的面颊，宣称“做鬼”也要“杀死”加害于她的“畜生”，这是生命的强力。张振山闯进郭素娥的生活是始于情欲，终于爱情，这反映出他身上兽性与人性的交织。但是他在烧了刘寿春那肮脏的小屋后却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则既表现出一种“原始的强力”，又表现了他的“乖戾的流浪儿”的劣根性。魏海清出于嫉妒向刘寿春告了密，致使郭素娥受害，但在郭素娥被害死后，他燃烧起“复仇的烈火”，与黄毛决斗而死，其源于爱情的“原始的强力”在绝望之后才表现出来。
对“原始的强力”的探索和表现，是路翎安排其人物命运的基本思路。黄述泰（《蜗牛在荆棘上》）中了抽丁的阴谋离乡当兵后，轻信关于妻子秀姑的流言，请假回家，要依照祖先留下的规矩惩办秀姑，这种“强力”带着一种严重的病态；罗大斗（《罗大斗底一生》）“挨了毒打之后”“被送去当壮丁”，在队伍出发与母亲分别时，他“被一种冷酷的疯狂所掌握”，两次以头撞石，鲜血淋漓地“仰天倒下”，这种“强力”表现出惊人的惨烈；老说书艺人（《英雄的舞蹈》）为了抵制对面茶馆的“毛毛雨”，在书台上声情并茂地召回了古代的英雄，也唤回了听书的顾客，随之心碎而死，这种“强力”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悲壮。还有一些破产农民、矿工、逃兵、流浪汉，他们身上在表现出“原始的强力”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至于金素痕、蒋少祖（《财主底儿女们》）等人抢夺遗产的拼命争斗，准确地说，也是一种“原始”兽欲的表现。
1944年写成的《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的代表作。这部被胡风誉为“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80万言巨著，描写了苏州巨富蒋捷三家的兴衰聚散，反映了“一·二八”战争以后10年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出路问题。在小说的70多个人物中，作者着重描写了蒋捷三的二儿子蒋少祖和三儿子蒋纯祖，显示出作品“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特点。蒋少祖是蒋家的“第一个叛逆的儿子”。他由于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逐步蜕化，认为过去参加反封建斗争是“误落尘网”，扬言“不受暴风雨底欺骗”，而怀念苏州故园“香炉里的檀香的气息”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倒退，在政治漩涡中的浮沉，令人联想到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不过，他在歧途上比吕纬甫走得更远了。作家对他这种性格的各种类型的“沉痛的凭吊”，昭示了这样的理性思考：“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蒋纯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忠厚、善良、高傲，“憎恶他所处的苦闷的现实。”在压迫加重时，他往往用逃避的方式来反抗。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从城市逃到乡村，又从乡村逃回城市，直至郁郁而死。这短短的一生令人联想到终究演了悲剧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过，作者最后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缺点，“将照着一个穷人的样式，平实地为人”，这又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时应该记住：“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信无辜的教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
路翎的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展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方面是真实的。他明显地受到胡风理论的影响，用主观精神“拥抱”客观世界，在作品中显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人物身上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的融会，人物心灵中人性和兽性的合流，这方面的描写很有现代派的色彩。在掌握人物的心态深度，控制人物的心理节奏，处理人物之间的心灵感应方面，他表现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不过，有时他过分夸大人物的生理属性，无节制地把主观精神“扩张”到人物身上，使有些人物过度的神经质，使读者对其表现难以置信，这不免又离开了真实性原则。
路翎的小说不仅描绘了“大后方”灰色人世的众生相，而且生动地刻画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与各种邪恶势力的搏斗，以及他们自己心灵深处的搏斗。由于在这种搏斗中“展示出更深更广的历史的意义”，“一下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所以，胡风认为，路翎对于坚持和发展鲁迅的传统“是付出了他的努力的”。
黄谷柳（1908-1977），祖籍越南广宁省，生于海防市，长在云南河口。
黄谷柳是一位很有个性和特色的通俗小说家，有短篇小说《干妈》、中篇小说《杨梅山下》与《刘半仙遇险记》、长篇小说《虾球传》。
《虾球传》是黄谷柳的代表作，连载于1947年到1948年的香港《华商报》。小说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写香港殖民地社会的各种光怪陆离景象，第二部写广州黑社会的形形色色，第三部写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民游击战争。
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虾球这个从流浪儿到革命战士的生动形象。虾球原名夏球，家境十分贫寒，从小就为母亲分担生活重担。由于卖面包受骗，他在迷惘中走进了黑社会，做了流氓集团头子鳄鱼头的小帮手。他的遭遇辛酸而惊险，当过犯罪分子的替罪羊，“在狱中度过了他的16岁生辰”，经历过沉船的危难，在九死一生中侥幸逃命。他虽然在黑社会里沾染了许多污秽，但本质忠厚善良，每做一次坏事，内心都感到愧疚和痛苦。有一次，他帮助同伙扒窃了一位归侨的钱包，带着分得的赃款回家看母亲，知道被扒者竟是他的父亲后，难过得“把嘴唇咬出血来了”。所以，他虽然反反复复地四次误入扒窃集团，但终究戒绝了那种“太过残忍”的勾当，在革命者丁大哥的帮助下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他在“春风秋雨”中受到吹打，在“白云珠海”上受到磨练，最后迎来了“山长水远”的前途，其觉悟和成长的历程是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同步的。他的生活道路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及其家长们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把人们引上正道。《虾球传》巧合于鲁迅“救救孩子”的心愿，这就是小说的突出的认识意义。
《虾球传》在艺术风格上“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即“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作者向章回小说家学习但又有所创新，使小说增加了更多的可读性和耐读性。《虾球传》66节的每一节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每节都留下了一个诱人的悬念。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具有传奇性，且不乏惊险之处，更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作品描写的时空跨度都很大，但线索清晰，毫无芜杂之感。虾球在流浪中的苦难、挣扎、觉悟以及参加革命后在战斗中的成长史，鳄鱼头在黑社会中的盗窃、走私、铤而走险以及当了“清剿副司令”后的反革命罪恶行径，这两条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错重合，由此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透视了流浪人生的畸形怪异，而且，广东下层市民的生活、港粤的风土人情也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反映。因此，《虾球传》称得上是一部“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优秀通俗小说。
吴浊流（1900～1976），原名吴建田，号饶田井，祖籍广东蕉岭，生于台湾新竹。
吴浊流是台湾地区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本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936年开始发表小说，前期（日据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亚细亚的孤儿》，中短篇《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泥泞》、《陈大人》、《先生妈》、《路迢迢》等；后期（光复后）的主要作品有长篇《遥远的路》、《无花果》，中短篇《菠茨坦科长》、《铜臭》、《狡猿》、《三八泪》、《幕后的支配者》、《友爱》、《老姜更辣》等。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吴浊流全集》，共6卷。
《水月》（1936年）写了一个在日本人办的农场里干了15年的中学毕业高材生的生活悲剧。《先生妈》（1944年）是抨击“皇民化运动”、嘲笑民族败类奴性心理的成功之作。前者着重写了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在物质上的贫穷，后者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所受的深深的毒害。仁吉和钱新发，虽然一个陷于困顿，一个得以发迹，但其心态都是可怜的。特别是后者，完全丧失民族气节，改名为金井新助，衣食住行都效法日本人，这就“可怜亦复可憎”了。《菠茨坦科长》（1949年）写一个汉奸在日本投降后逃离南京，潜入台湾，混进“接收大员”的队伍收刮民财的罪恶行径，深刻地揭露了台湾光复初期贪官污吏横行的丑恶现实。读这篇小说，令人联想到《五子登科》。但金子原毕竟还没有任过伪职，而范汉智却是南京伪政府的“特工科长”，这就更令人深思了。《幕后的支配者》（1965年）揭露的是帝国主义者“神援”的罪恶。小说中的阿九嫂为活命入了基督教，“偷偷去教会领了牛奶”，心灵上像犯了罪似的痛苦，而那位实用主义者上海佬却说“美援也好，日援也好，神援也好，拿得到就是横财”，“世间总是骗来骗去”，“不可论真”，这些，充分反映了台湾社会风气的堕落。
吴浊流的代表作是《亚细亚的孤儿》。此书原名《胡志明》，含有“怎么不志明”的意思（台湾人是明朝的遗民，所以要志明），因巧合于名人的姓名，恐被误会，故改为现名。此书作于1943年到1945年日据台湾最黑暗的时期。作者“再冒日警逮捕之险，偷写一本谁都不敢写的小说”，“透过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了。”所以，此书“无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
胡太明是个命运坎坷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乡间当小学教师时，有着民族自卑感。在日本留学时，对日本统治者存有幻想，但毕业返台后面对着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却无法解决。以后，他回到大陆，受到当局的怀疑，被监禁；重返台湾后，又被视为中国间谍，受到日本特务的跟踪。后来他被强征入伍，当了日军翻译。在广州，目睹日军杀害中国同胞的惨状，他“顿时昏厥过去”。被遣送回台后，弟弟、母亲的惨死使他陷入自责自省的疯狂状态。最后他终于醒悟，题了“反诗”，潜回大陆，投身抗日行列。小说写了胡太明一生的曲折经历，反映了台湾人民在铁蹄下的呻吟和觉醒。作品把各阶层的“台日人、中国人”“都网罗在一起”，作了生动的刻画，情节错综复杂，故事多姿多彩，乡土色调十分浓厚。随着主人公活动的踪迹，展现了台湾、日本、大陆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当年，台湾人民既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又暂时没有得到祖国理解的“孤儿意识”的提出，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因此，它被誉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
吴浊流的小说“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可以作为台湾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它不仅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历史，而且形象直观地表达了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在异族统治下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发展。作家本人似乎也是个“亚细亚孤儿”，“但他不是一个麻木的孤儿，而是一个铁和血铸成的男儿”。他用笔作解剖刀，解剖了台湾社会的病态和病根，揭示了外来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的本质。他为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呼号，用唤起民族觉醒的华章，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
吴浊流的多数小说色调都比较阴沉，有的甚至阴沉得令人郁闷、窒息。读着它们，明显地感到被一种悲凉的氛围所笼罩，不得不沉思和深省。也许，这是小说家的艺术情趣的自然流露，但更是诗人的源于民族魂的特有的美学追求。因此，作品中那些贫穷困顿的小人物，虽然成年累月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但正义之火、理想之光却始终没有熄灭。尽管作品并未展示一个灿烂的明天，却暗示了一缕缕黎明的微光。这就是吴浊流小说的“历史性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