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是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化新潮和改良主义文化文学运动的革命性的发展。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取了“五四”新时代的阳光雨露，以决然奋起的彻底革命的崭新姿态，彻底“革”了旧思想、旧文学的“命”，以完全自觉的现代精神，正式开通了新时代的大路，揭开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走向人民、走向世界的崭新一页。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集合起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彻底反封建的斗争，由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很快扩展到文学领域而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第一次“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而本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化宣传和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也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列强忙于“欧战”期间趁机得以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也逐渐形成——他们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及其共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要求，遂以《青年杂志》的刊行而结成思想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而最具革命彻底性、战斗性和政治远见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思想领导者。随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的倡导而兴起的晚清白话文运动，也为“五四”新文学在文学形式上的彻底变革打下了一个基础。从文化与文学的沿革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正是本世纪初这一“先导”的接续，这一“基础”上的合乎规律的发展。
其次是世界范围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传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世界近现代文艺思潮、流派和外国进步文学的积极影响，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则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尚未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先进的知识界主要是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集中表现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中所着力表现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观（“民主”与“科学”为其战斗的旗帜）和新文学观（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与大众化的“平民文学”为其基本创作口号）。其影响之深远，不仅波及到整个“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还波及到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第一次“大战”结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进一步获得了新的思想武装和巨大鼓舞，便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转而“以俄为师”，看到了工农团结奋斗的力量和彻底的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更加彻底的革命性，进一步划清了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文学的界限，从而进入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领导的新阶段，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中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代表）分歧的公开化和《新青年》团体在1921年的解体。
世界近现代文艺思潮、流派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借鉴与催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启迪了一批文学青年反对封建专制、张扬人道主义、争取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的要求。欧洲和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反映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各色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译介，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鲁迅、周作人从“转移情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出发，最先把目光投向俄国文学和东北欧弱小民族文学。早在1909年他们就出版了两集《域外小说集》，“五四”运动后又再版发行；周作人特别发表了《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文学》的专论，鲁迅也写了介绍白俄罗斯和捷克文学状况的论文多篇，并以深刻分析批判现实社会的“叫喊与反抗的作者”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俄）和显克微支（波兰）为“同调”。“五四”新文学“为人生”和“写实主义”创作主流的形成，除了文学革命倡导者有意提倡外，同《新青年》对俄国文学、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日本近世文学的推崇介绍以及对易卜生戏剧和“易卜生主义”的着力介绍宣扬，不无重大关系。在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新兴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和被压迫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新潮流派的介绍，也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多彩的风姿，引起中国新文学作家们的注目与欣赏。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代表作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瞿秋白、郭沫若等，无不受到世界现代文艺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正是20世纪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和新兴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总潮流的组成部分。自此，中国文学便结束了与世隔绝的长期自我封闭状态，而成为面向世界并与之对话的中国“现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辛亥革命失败后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复古主义的猖獗。在文化思想的复古逆流中，“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天命”思想和迷信说教，同腐朽的封建文学、堕落庸俗的殖民地洋场文化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精神罗网，严重地束缚着国人的思想，扼杀着国家的生机。一批深感痛苦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再也不堪忍受，便毅然发起一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唤起民众，冲破这张精神罗网，使“民主”、“科学”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以迎接新世界、新中国的曙光。于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揭开了猛烈批判旧礼教、旧文化，张扬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并很快深入到文学领域而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
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出版第2卷1号开始易名《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春《新青年》团体分化，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915年9月到1916年12月，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和文学革命的酝酿阶段。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发刊词，向时代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是对自我与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个性解放的积极张扬，初步体现了民主、科学、开放、求实的新思想。这六点希望作为号召青年思想革命的宣言，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于是以《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迅速集结起来，摆开阵势，掀起对阻碍青年和社会进步的旧礼教、旧文化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斗争，广泛涉及了青年、妇女、婚姻、家庭、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问题，对帮助青年一代摆脱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实现人生的自觉和个性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又大力提倡科学、民主与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新思想，积极宣传社会进化的观点，进行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陈独秀发表的《东西民族思想之差异》、《我之爱国主义》、《今日之教育方针》等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反复批判“退缩苟安”的国民性，竭力提倡对于压迫者的“抵抗力”，大力鼓吹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明确地提出了要改造中国，必须“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观点。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热情号召青年要勇于“冲破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再创“青春之自我，青春之中华”。李大钊还在北京主编新创刊的《晨钟报》（1918月创刊，1918年12月易名《晨报》），发表《晨钟之使命》发刊词，表示要以“觉醒之绝叫”，惊破“有众之沉梦”——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相呼应。
此间，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已开始关注文学改革问题，以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变迁为参照，提出文学革新的初步设想。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3号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由古典主义变而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笔者），再变而为写实主义（即19世纪中期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笔者），更进而为自然主义（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之一种——笔者）”的变迁过程，分析了其变迁的原因，认为中国的文学尚处于欧洲“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阶段”。留美学生胡适受《新青年》的影响，对文学改革要求迫切，开始在留学生中发起讨论文学改革问题。他在给朋友的诗文信件中多次表示希望国内发起一个“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运动，并以创造新文学为己任，开始了白话诗的试作。1916年10月胡适致函陈独秀，表示响应其“写实主义”的主张，并陈述了自己“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具体意见。陈独秀极表赞赏，立即函请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的论文，寄登《新青年》”。《新青年》刊载了两人的通信，开始酝酿文学革命的问题。
1917年1月到12月，为文学革命的倡导阶段。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正式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算是文学革命正式发难的标志。这篇文章继承了本世纪初期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积极精神，从文学进化论观点出发，提出“一时代应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为正宗”的基本观点，并着重针对文坛积弊，陈述了“今日欲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的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其中三项是对文学内容的一般要求，其余五项皆着眼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切实革除旧文学用“死文言”做“死文学”的拟古主义积弊，主张做“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学”。虽然其语气态度尚不够坚决，但主张“以白话文为正宗”，做有真实“思想、感情”的“活文学”的观点却是鲜明的，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要求和文学革命的大方向，因而获得了《新青年》同仁的有力支持。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宣称：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吾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三大主义”，尽管对主张推倒的“古典文学”还缺少分析，对主张“建设”的新文学在观念上也嫌笼统，但能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紧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批判了封建旧文学内容上的陈腐与语言形式上的种种弊端，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新鲜”、“明了”、“平易”的民主新文学的战斗纲领和基本方向；从新旧文学的鲜明比照中，表明了新文学同民众的关系（是“国民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写实文学”，而不是拟古文学），同社会人生的关系（是“社会文学”，而不是“山林文学”），这就从文学的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与审美标准诸方面，表现了激进民主主义者革故鼎新的鲜明性和彻底性。
两篇倡导文章发表后，最先起来响应的是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发表《寄陈独秀》、《寄胡适之》两封信，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都表示支持胡适、陈独秀关于革新文学的主张。在陈述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认定新文学“以白话文为正宗”完全代替文言文的同时，还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问题，发表了一些补充性意见。自1917年4月份起，《新青年》即开辟了“文学革命之反响”专栏，陆续发表有关通信与专题文章。于是，围绕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这一中心论题，逐渐展开了初期阶段的讨论。
此间，胡适也开始白话诗的“放胆创造”。1917年2月《新青年》首次揭载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6月号《新青年》又刊发了胡适的《白话诗四首》。白话新诗开始成为“五四”新文学中最先杀上阵来的文学样式。但此间还没有真正像样的新文学创作。
此间，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和战旗也更见鲜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发表的《时局杂感》中，归纳了他自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基本思想，明确提出了“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两大口号，宣称：
政治上之有民主、共和，学术上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
这一鲜明的概括，进一步突出了新文化运动共同的思想武器，在反对旧伦理、旧政治和旧文学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而文学革命的倡导和开展，才使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战旗——反对旧伦理、旧道德，提倡科学、民主；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完全鲜明地树立起来。1917年8月《新青年》第3卷第6号发表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增添了新文化建设的内容，引起教育界普遍重视。
1918年1月到1921年10月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文学革命蓬勃开展阶段。
1918年前后，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一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冲破“大战”中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二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1918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发生的变化，首先就是扩大了它的阵容，壮大了它的声威。1918年1月《新青年》移至北京继续出刊，全部改用白话文，废止文言文，并以显著位置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九首》，一开始就显示了它提倡新文学的极大勇气和战斗风采。《新青年》编辑部也改组扩大，吸收众多活跃的新成员为编委，由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轮流执编，鲁迅、周作人、高一涵等也陆续参加编辑工作，《新青年》团体正式形成。1918年3月《新青年》特意在“文学革命之反响”栏中，发表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辑纳封建保古派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写成《王敬轩君来书》，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写成《复王敬轩先生书》，对保古派的言论痛加批驳。“双簧信”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注目与反响，文学革命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自1918年起，新文化社团刊物开始增多起来，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已有《时事新报·学灯》（上海，1918年3月创刊）、《国民》杂志（北京，1918年10月创刊）、《每周评论》（北京，1918年12月创刊）、《新潮》月刊（北京，1919年1月创刊）、《晨报副刊》（北京，1919年2月创刊）等几种新文化刊物陆续创刊与发行；“五四”运动中又有《民国日报·觉悟》（上海，1919年5月创刊）挥戈上阵。它们不仅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阵地，壮大了新文学的阵容，也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五四”运动以后，在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在一年的时间里，新涌现的新文化刊物就多达四百种以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1919年7月创刊）、上海的《星期评论》（1919年6月创刊）、天津的《觉悟》（1919年6月创刊）、长沙的《湘江评论》（1919年7月创刊）、武汉的《互助》（1920年2月创刊）、成都的《星期日》和杭州的《浙江新潮》等。大量的新文化刊物，一面进行新思想的宣传，发表各种形式的新文学作品，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新文学的蓬勃生长；一面又通过发表政论、时评，联系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直接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时代洪流，为迎接新世界、新中国起了报晓的作用。
其次，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表现在内容上的重要发展变化，就是在继续反对旧礼教、旧文化，宣传科学、民主的基础上，增添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到“五四”以后还进一步发生了宣传重点的倾斜——从新文化运动初期阶段的批判旧礼教、旧思想，张扬民主、科学新思想，逐渐转向热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新思潮。由此引起了“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了1921年10月《新青年》团体的解体和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与此同时，各种新思潮的不假分析的大量引入，如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跃的空想社会主义“新村运动”、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还有“泰戈尔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名目，则依然显示着“五四”新文化宣传倡导中思想的庞杂性和多元性；其彼此之间的相互排斥与论争，则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胜利与战斗威力，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却仍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阶段，文学革命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开辟“随感录”专栏提倡白话短评；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由于《新青年》的推动，其他陆续涌现的新文化刊物也纷纷发表白话新诗、新小说和“随感录”式的白话散文，形成新文学创作热潮，并同时促进新文学理论的探讨与建设，文学革命便由此而进入了新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的阶段。另一方面，新文学家们还译介了欧洲、俄国、日本、印度与世界诸弱小国家民族的作家作品，大力介绍了外国现代文艺思潮，作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参照，实现了中国新文学与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对话，充分显示了新兴中国文学的自觉精神与“文学革命的实绩”。
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激起封建保古派对文学革命的仇恨，新文学阵营便不得不经历一场同封建保古派的激烈斗争。1919年2月到3月间，这一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封建保古派一面创办《国故》月刊（1919年3月创刊，北大刘师培、黄侃主编），提倡复古，大肆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一面由最有声望的古文家林纾出头，直接向新文学运动发起进攻。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特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组织对保古派进攻的反击。李大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有力地揭穿了林纾等人企图借“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新文学“这刚一萌动的生机”的用心。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成事实的情况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宣布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统治中国文坛长达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的文言文正宗地位，遂为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所代替，从而初步实现了人民群众长期盼望的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诞生了！
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过程，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在文学的思想内容上，反对封建主义（旧伦理，旧政治），张扬科学、民主，提倡人道主义、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第二，在文学的形式方面，反对僵死的文言文，主张白话文，实现文学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第三，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反对“无病呻吟”和“山林文学”的倾向，提倡“为人生”、“表现人生”的“写实主义”。此外，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介绍世界近现代文艺思潮流派，以打开国人的眼界，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借鉴，也是文学革命一项卓有成效的内容。在外国文学与文艺思潮流派的大力译介与中国新文学的普遍创作中，“五四”文学革命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便是最为突出而生动的体现。
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于“五四”运动前后的“五四”文学革命，无论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或革命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五四”文学革命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使中国文学真正开始融入世界现代进步文学的潮流，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民主的张扬，文学革命对“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着意倡导，新文学的现代观念得以确立。它不仅支配着“五四”新文学的创作，也深远地影响着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从而开创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其次是“五四”文学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中国正统文学和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创立了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全新的中国文学，彻底完成了自本世纪初叶就开始的文学革新运动，真正揭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页。“五四”文学革命中涌现的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以及一批早期白话诗和“随感录”等创作，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从思想斗争、理论建设到创作实践，都猛烈地批判了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文化，热情宣传了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张扬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有力地帮助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最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和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果作为一种舆论，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以至干部人才和组织上的准备（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文学革命在“五四”以后的深入发展，也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深入，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的结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可以毫不夸饰地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这场革命，就难有20世纪的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