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底母亲说，“他们也知道你的。可是这样的坐在家里怎么办呢？你底表兄昨天是连一顶补过数十个洞的帐子，都拿出去当了四角钱回来，四角钱只够得三天维持，蚊子便夜夜来咬的受不住。所以总想到外边去试试。你有办法么？”
我默默地没有答。以后母亲又说：
“在家里没有饭吃，到外边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她们总是想，外边无论怎样苦，青菜里总还有一点油的，家里呢，连盐都买不起了！”
母亲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心里想：农村的人们，因为破产，总羡慕到都市去，谁知都市也正在崩溃了，于是便有许多人天天的自杀。我，怎样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呢？我摇摇头向母亲说：
“我没有办法，法子总还得他们自己去想。”
母亲也更沉下声音，说道：
“他们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子？是有法子好想，早已想过了。现在只除出去做强盗的一条路。”
九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舍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的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地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空天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化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的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
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的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地说：“是呀，革命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但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的话只取了默默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
大家静寂了一息，只见蝉底宏大的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摔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椒是要辣椒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
十
这是另一次。
一天晚上，我坐在姨母底家的屋外，是一处南风最容易吹到的地方。繁星满布在天上，大地是漆黑的，我们坐着，也各人看不清各人底脸孔。在我们底旁边，有一堆驱逐蚊子的火烟，火光和天上的星点相辉照。我们开始是谈当天市上的情形：一只猪，杀了一息就卖完了，人们虽然没有钱，可是总喜欢吃肉。以后又谈某夫妻老是相打的不好，有一个老年人批论说：虽然是‘柴米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成为夫妻了，但像这样的天天相骂相打，总不是一条好办法。
再以后，不知怎样一下，谈锋会转到××党。有一个农夫这样说：
“听说××党是厉害极了。他们什么都不怕，满身都是胆，已经到处起来了。”
就另有一个人接着说：
“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实在也非他们来不可！”
于是我便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说。前者就答：
“他们是杀人放火的。人实在太多了，非得他们来杀一趟，使人口稀少了，物价是不能便宜的。至于有许多地方，如衙门之类，是要烧掉才干净，烧掉才痛快的。这是自然的气数，五百年一遭劫，免不掉的。”
我深深地被置在感动中了。——他们底理论，他们的解释。我一时没有接上说话，他们也似讳谈似的，便有人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十一
可是乡村的小孩子，都会喊‘打倒帝国主义’了。
我底五岁的侄儿，见有形似学生的三五人走过，便高声地向他们喊：“打倒帝国主义！”
有时他和五六个同伴在那里游戏，他也指挥似的向他们说：“我们做打倒帝国主义罢。你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便将一两个人打倒了。”
孩子们多随他说，同样高声地，指出他们底手指，向一个肥胖的笨重人喊：“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看见到处的墙壁上，这样的口号被写着。虽然‘打’字或者会写木边，‘倒’字会落掉了人旁。但是横横直直满涂在墙上，表示他们意识着这个口号，喜欢用这句口号，是显然的了。
十二
一到晚上，商人们都在街上赤膊的坐起来了。灯光是黝暗地照着他们底店内，货物是复复杂杂地反映着。街并不长，又窄又狭的，商人们却行列似的赤膊的排坐在门首，有的身子胖到像圆桶一样，有的臂膀如两条枯枝扎成的，简直似人体展览会一般。
我穿着一通青布的小衫，草帽盖到两眉，从东到西地走着。可是在我底后面，有人高声地叫呼我底名字了。我回转向原路走去。
“是你么，B君？”
一个小学时代的朋友，爽直而天真的人。
“你回来了么？”
他的身躯是带黑而结实的，他底圆的脸这时更横阔了。
“生意好么？”
我问他。同时又因他顺手地向椅上拿衣服，我却笑起地又向他问：“你预备接客么？”
“不是啊，”他说，“我们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我想问问你外边帝国主义的情形怎样，国货运动又怎样。”
我一边坐下他底杂货店的门口，一边就向他说：关于商业，我是从来不留心的，至于一批投机商人的国货运动，我也觉得讨厌他们。
“比奸商的私贩洋货总好些罢？”
他声音很高的向我责问。可是我避过脸孔没有回答。接着，我就问他在商业上，他近来有怎样的感想。他说：
“总还是帝国主义呵！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在太厉害了！同是一种货，假如是自己的，总销行不广；即使你价值低跌到很便宜，他也会从政府那里去贿赂，给你各处关卡的扣留。想起来真正可怕。”
他垂下头了。静寂一息，他又继续说：
“所以帝国主义这东西不打倒，中国是什么法子也弄不好的！
你看，近几年来的土布，还有谁穿呢？财源是日益外溢了，民生是日益凋敝了，——朋友，这两句话是我们十几年前，在学校里的时候谈熟的，现在，我是很亲切地感到了！你，弄了文墨，还不见怎样罢？”
这位有着忠诚的灵魂的朋友，是在嘲笑我了。他底粗厚的农民风很浓的脸孔，是带着悲哀而苦笑了。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向他作解辩的回答。我只是神经质的感叹着：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界上最良好的人民，——爱国，安分，诚实朴素地做事，唉，可惜被一般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弄糟了！我就纯正地稍稍伤感地向他答：
“B君，你底话是不错的。书是愈读愈不中用的。多少个有学问的经济学博士，对于国民经济的了解，怕还不如你呢！所以，B君，目前救中国的这重任是要交给于不识字的工农的手里了。”
我受了他底一杯开水，稍稍谈了一些别的就离开他了。
第二天，我也就趁了海船，回到我孤身所久住了的都市的他乡底家里。
一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夜半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