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胡率部进驻西安，对延安采取合围战术。此时由洛阳传来一条消息：有个人掘到一块古碑，上刻“一轮古月照中华”七个字。凡在自高自大者身边，自然不缺阿谀奉承之辈、溜须拍马之徒，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立刻讨好道：“古月者胡也，这必是应在将军身上。”胡宗南问道：“应验什么呢？”奉承者故作思索状，沉吟半晌，然后说：“当年陕西人李自成也是掘得古碑，上书‘十八子主神器’，后乃称帝。”说到这里，猛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不妥，在他们眼里，李自成乃是“草寇”，再说，如果胡宗南称帝，不是要和蒋总统争高下么？连忙说道：“当然现在已经废除帝制。但将军素有‘两北王’之称。所以嘛，必是应验将有大任于将军。消灭共军，复兴党国，‘西北王’，雄风再振！”众人附和道：“对极对极！古月‘照’中华呀！”
众人如此吹捧，胡宗南本来就自高自大，听了十分生高兴，便下令把西安附近的“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把王曲的“青龙岭”改为“兴隆岭”。这样一来，好像就成了“宗南兴隆”，加上“‘胡’照中华”，真是一副上合“天意”、下顺“人情”的样子了。
不久，胡宗南进入延安，报纸上特大号黑体字印着胡宗南，电台里妖娆的声音播放着胡宗南，胡宗南的名字响彻四方，胡宗南的灵魂也飘飘然，他要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
但是更改县名就比不得给山岭改名那样随心所欲了，必须报请中央政府审定，公文往返耗时费事，但胡宗南不厌其烦地把手续都办齐了，只等最后通过了。
“宗南县”还没有批下来，解放军就打了回来，国民党军队被逐出延安。此后，国民党一蹶不振，终至崩溃，胡宗南既未兴隆，也未“照中华”，反倒落得个凄惨结局。
“西北王”胡宗南凄楚结局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28年充当蒋介石整编后的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1929年第一师奉命进攻皖系军阀孙传芳得胜后，在河南信阳再次扩编，胡改任第一旅旅长。不久发生蒋、冯、阎大战，第一师师长徐庭瑶在陇海一战中受重伤，蒋介石命胡宗南代理第一师师长继续作战。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以他冷静沉着，指挥果断，便正式任命为第一师师长。他善体蒋介石用意，将第一师团以上干部完全换为黄埔军校生。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在广东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胡宗南在会议上作重点发言：“共产党之所以放弃江西的根据地，到处流窜，是因为没有苏联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了。只有转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进而在甘、青、新一带打通国际通道，伺机反扑……”
蒋介石认为他的分析有道理、有见解，是一个有头脑而且忠诚于自己的人，便将第一师扩建为第一军，升胡为军长，该师黄埔系各级军官也随之依次升迁，由此形成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雏形，所以军中有人称之为“天下第一军”。这话有褒有贬，看你怎样去理解。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胡宗南第一军开赴前线进入一战区，不久被任命为第17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上海战事。蒋介石为解决后顾之忧彻底消灭共产党，任命他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调他坐镇西北，为使胡便于指挥陕西、甘肃、新疆和河南、山西第八战区的部队，又任命他为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这样胡宗南便直接统辖19个军和两个独立师，指挥50余万兵力，成为“西北王”，雄踞西北不可一世。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改为西安绥靖公署。
1946年，蒋介石迫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压力及全国人民的呼声，搞了一个假裁军，即只改番号不减人，名亡实存的把戏，将各集团军改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为确保关中地区的安全，调胡的整编第一师进驻晋南运城。万未料到遭受解放军的攻击，损失一个团的兵力（等于一个旅）。胡宗南急调30师和90师两个师占领浮山阵地，哪知又遭到解放军太岳兵团的阻击，活捉第一旅旅长黄正诚。两次惨败使兵力锐减，胡宗南只得加紧整训。
不久，蒋介石命胡宗南率领直属部队15万人，纠合甘、青、宁的马家军5万余人，组成20余万人马扑向延安。胡宗南认为要打开进攻延安的门户，必须首先攻下马栏、宜君、正宁一带的囊形地带，便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开军事会议。胡狂妄地说：“要消灭共产党首先要攻下延安，消灭在陕甘宁地区的共军主力和中枢机关，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所以必须首先夺下囊形地带，希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
会议以后便以董钊第1军、刘戡第29军（等于两个集团军）编成两个兵团，分左右采取钳形攻势。不料当整编第48旅（等于一个师）进入西华池时，遭到解放军伏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董部兵团的19师在金盘湾遭到解放军抵抗，形成对峙状态。
3月19日延安军队和机关作了有计划的转移，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才得以进入延安。进入后才发现延安是一座空城，胡宗南一无所得。他很清楚并未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主力又在哪里？摸不清楚。经他分析后判断解放军主力必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便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等于五个师）的兵力向安塞“扫荡”。胡宗南避免与解放军全面接触采取合围，遭到解放军阻击，损失重大，便撤回延安。
胡宗南根据总部电台侦测，判断解放军主力在瓦窑堡西南面，于是命两个兵团在蟠龙以西从南向北再来一次“扫荡”。董钊、刘戡两部又屡遭阻击，167旅旅长李昆岗被俘，整编29军遭伏击全军覆没，刘戡自杀而死。
胡宗南自1947年3月19日进入延安至1948年4月20日撤离延安退到关中，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但没有消灭解放军主力，反而自己损失11个旅的十余万兵力。他退到汉中后便决定以秦岭山区为根据地，掩蔽整补，争取时间伺机反扑，但又遭到解放军发动的宝鸡、荔北、扶风、眉县等战役打击，损失了7个军和1个师，他的高级机动性的机械化军只剩下残破的第一军了。他只好重新布置，把兵力放在东起安康、西至天水一带，以保自己控制的汉中地区，并依四川天险，利用川北二十几个县的资源建立大巴山根据地，以秦岭为游击区抗拒解放大西南。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坐镇在重庆的蒋介石逃向成都，妄图固守四川保卫西南，胡宗南则想突围，据守西康和滇西，打通滇缅路免遭围歼，保存实力以待后图。但形势所逼，蒋介石于12月10日不得不飞逃台湾。
12月18日，胡宗南暗中请示蒋介石准备突围向雅安转进，结果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胡的军事集团已濒临寿终时刻，便舍众飞向海口。蒋介石得报异常愤怒，要以临阵脱逃之罪杀他。但蒋的谋士钱大钧、顾祝同、黄少谷等劝蒋说：“先生明鉴，危急之时不宜杀大将，倘被激反投向共军。他手里尚有20万兵力，如能幡然改悔拼死一战，共军伤亡必重，请先生三思。”
蒋介石听后，联想到不久前陈布雷、戴传贤的死谏已成亲离，傅作义、高树勋、陈仪等的起义又是众叛，自己培养胡宗南，一生倚为心腹，竟不战而逃，以致如今四面楚歌。想到这里不禁心里发寒，眉头一皱，长叹一声命发电令：“命胡宗南戴罪立功，不然军法严惩。”胡宗南得令后只得硬着头皮返回四川，到西康不久，终觉大势已去，决意逃走，便仍伪装效忠悔过迷惑蒋介石。1950年，他乘飞机逃到台湾，“西北王”的军事集团至此彻底粉碎。胡宗南逃到台湾后侥幸未被蒋介石杀头，但一直坐冷板凳，军政之中连一个闲职都没有，境况凄楚至极。
重庆谈判趣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摆出和谈姿态，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当得知毛主席接受邀请后，特工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布置起来，我自然要分担诸如监视、保护、刺探之类的任务，从而知道一些当时发生的趣闻轶事，摘记如下：
猜谜语谈判期间，由中苏友好协会出面，邀请国共两方的代表和新闻记者参加酒会，借此联络感情。酒会以后有清唱、跳舞之类的余兴节目。有人提出增加一项猜谜活动，得到同意后，这人便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日本因此投降”，谜目是“打我国古代人名一”。
立刻有两人同时说出谜底，一个说屈原，一个说苏武。说屈原的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他解释说日本是因美国的原子弹而投降的，所以谜底是屈原。另一个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解释说日本是因为苏联出兵击溃了它的主力关东军而决定投降的，所以谜底是苏武。
一条编得并不十分高明的谜语竟然出现一谜两底的情况，并且两底都说得过去，引起会场诸人的议论。由此可见国共双方的政见是多么不同，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更毋庸置疑了。
《大公报》并未造谣吴鼎昌，国民政府文官长，此人计谋百出，是蒋介石的一个智囊人物。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夕，他向蒋献计：抗战八年，国人强烈要求和平，不如摆出姿态，指名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是。一来顺乎民情，二来置中共于尴尬境地，因为他预料毛泽东绝不会亲临重庆，陷身险地，这样国民党就可宣传共产党不愿和平。如果毛泽东来了，延安失却主脑，国民党就可趁机接受日军投降抢收地盘，并且调兵遣将，作内战准备。
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并叫他立即起草好邀请电报，发往延安。
8月15日，吴鼎昌把电报稿交给《大公报》社，要求在当天的《大公报》上把这条举世瞩目的新闻发出来。谁知《大公报》将当天报样送审时，被新闻检查所扣下，送侍从室审核。陈布雷审核后断然说道：“绝无此事。这类文稿都是由我起草的，我怎么不知道？纯系《大公报》社造谣。扣发！”
结果，这条消息15日没有发出来，待陈布雷向蒋介石核对，得知真情后，第二天才在各报一齐刊发。
林间狭路巧相逢重庆歌乐山脚有一建筑群叫做“林园”，曾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官邸。这里环境幽雅，房舍精致，天然景和人工景浑然一体。林间有一片怪石群，称作“石涛”，石涛间有一石桌、四石凳，今称之为“谈判桌”，这有个典故。
却说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蒋介石在林园设晚宴接风，宴后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里很安静，你就在这里休息，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