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评论家指出，从鄂华的作品来看我们文坛所反映的生活，是否也有一个需要扩大的问题，即发生在国际上的大量事情，这部分生活我们应不应该把它写成作品，这种生活在我们的文坛还未引起重视，很少有人在中国对国际上的东西进行还原虚构，而这些是鄂华早就探索的东西。鄂华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关注国际题材的，正如清末李汝珍写《镜花缘》样，他具有那样深远的眼光，所以说鄂华有特色，他的创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国门洞开，对外交往有了更大可能性和丰富性之后的令天，能够像鄂华一样专注于国际题材的作家仍然凤毛麟角。重新认识鄂华不简单是扩大题材的问题，而是怎么全面地看待世界文明的问题，怎样认识全球一体化、生活一体化的问题。鄂华作品的穿透力、世界眼光，使他的作品在过去多年后，仍然鲜活，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窗口。
二、一个学者型作家
很多与会者都谈到鄂华是一位多才多艺、多思、多情、多产、多样化的一位作家，鄂华的创作可以概括为：科学+文化品格+超拔的想象力+过人的勤奋。鄂华40多年如一日，执着地追求，非常不易。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他在叙事上的优雅的风度，艺术气质的高贵，表述上的书卷气，及所透露的丰富的知识性和科学含量，在今天看来也并不陈旧。作为一个典型的学者型作家，鄂华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书斋创作”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一个作家可能没有专门去深入某种生活，没有去采访，但根据丰富的史籍、文献和参考书，再根据自身的经历加以出神入化的想象、虚构，也同样可以写出令人惊叹的着作，优秀的历史小说是个例证，鄂华也是典型的例证。当然这也并非鄂华一人的创作现象，在欧美也有许多作家在进行着同样的实践，文学创作不会仅限于一种死的、刻板的创作方式，鄂华现象显示了文学创作多样化存在的广阔空间。
鄂华的创作，想象力丰富，艺术翅膀无所不在，从他已表现出的创作成果看，可以说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翼王伞》切人非常好，他的描述使我们对近代史上这段最尖锐、充满波澜壮阔的斗争，同时也最富戏剧性的狂飙的年代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蝴蝶谷》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他的游记散文《天池幻想曲》优美典雅，比喻漂亮。《爱因斯坦》确实能给人带来智慧的愉悦，鄂华笔下的爱因斯坦是丰富的，比大艺术家还像艺术家。鄂华从爱因斯坦对音乐的执着写到对数学的酷爱，把数学写得那么美。鄂华这种写法既深刻又有思想、有吸引力，把科学东西艺术化，让数学艺术化，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北大化学系毕业的功底鄂华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他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也充分运用了他的知识，这不是一般作家能够达到的。他的作品比较高雅，但又不是让人看不懂，现在有的作品“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故事），看了不知所云，那不是高雅，鄂华的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深刻、艺术上也考究，这才是高雅。作为他那一代的作家要经过50年的汹冼，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始终坚持自己的特色不变。由于经过时代的变化，他本身生活的矿藏的累积也十分丰厚，与会者由衷期待鄂华有一天会拿出代表他自己生命价值的更沉甸甸的作品。
三、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作家
与会者认为，鄂华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他很早就探讨了人类性的问题，他以文学为武器对人类理性予以呼唤，他呼唤的对象不仅是“某一民族”，而是全人类。他站得很高，主题不是很孤立、狭窄的、党派的、彼一时的。鄂华讲，文艺的目的正是向人民播撒火种，唤醒他们心中沉睡的良知，启迪他们对爱、真诚、崇高的向往，以及对丑恶、虚伪、渺小的憎恨，燃起为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激情。这些主张使鄂华的创作有了人类性高度，它超越了一定的时空而存在。鄂华创作中几十年一贯的东西，是他把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塑造人的美好心灵，体现现代人生理想结合起来，把人类最基本的美好感情，如真、善、美的感情与现代意识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充满了追求正义、良知、反对独裁的人类自由精神。
他早年的国际题材作品，有对法西斯控诉的，也有很多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抨击。鄂华对帝国主义丑恶本质有着深刻认识。他撕掉他们的假面，还他们高唱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指出在他们背后还存在一个可怕的恶魔的阴影，揭开了一百年的另一种历史，就是血腥的和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历史，除了一个拓荒者、伐木者的传统，还有一个奴隶主和私刑者的传统。但他并没有完全排除对拓荒者、伐木者历史的阐述，而这些还不断出现在他的背景描述中，这表明他对世界文明的肯定，不是把资本主义说得很简单，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
他的几部纪实文学作品，当时发表时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重读仍然动人。他对“四人帮”精神遗毒的批判揭露，对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的社会分析，在当时创作出来都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和精神，这就是扬善伐恶、仗义执言的精神。这些作品说明鄂华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取生活的，而体现在文学上则是独具特色的穿透性和战斗性。
有评论家指出，他的《爱因斯坦》更令人看重的是始终高扬着对自由的灵魂、创造的精神的高度赞赏和推崇，写出了不朽的爱因斯坦成功背后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的崇尚自由、醉心创造、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这会影响青少年去追求美好事物。鄂华写出了科学之神的内在精神。这不仅因为鄂华造诣深厚，更因为他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总之，从鄂华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对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仇视，也看到了他对世界和平、公平、人道的向往。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了渴望和平、渴望真、善、美，珍惜生命的人文理性和人道情怀，体现了时代的诉求、体现了历史的智慧和眼光，充满了对人的肯定和赞扬，认定人类最终可凭理性战胜和征服自身，走向共产主义，走向人类大同。（原载《文艺报》2001年10月30日，署名宁逸。）
建设·创新·引导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艺理论批评
引人注目的第六次作代会胜利闭幕了，人们普遍感到，这次大会标志着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开启了雄壮的远航。在这一远航中，文学理论批评将占有多大的分量，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记者特采访了参加六次作代会的部分理论批评家。从他们的话语中，记者感受到了理论批评家的信心。
一、时代对文艺理论批评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要求
多数理论批评家认为，我们处在繁荣奋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已对文艺理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雷达认为，要发展文艺理论评论工作，首先要解决理论发展和时代要求的关系，理论应该是更有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批评应该是体现先进文化要求和代表一定精神高度的批评。南帆指出，文学批评无疑会对整个文学产生影响，但批评对文学的影响和介入方式在每个时期是不同的。在我们这个时期，特别是现在，文学批评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文学发言，批评已超出文学的范围，是对整个社会文化历史表达自己的看法，批评要参加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起点虽然是文学，但文学批评的功能却不仅仅是对文学发言，在今天，再谈论“文学就是文学，与社会无关”的观点是落后的。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是与创作并驾齐驱、相互影响的。要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既要有经济实力也要有伟大的文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今天如何成为再生资源，这就要看我们怎样理解世界、如何理解自己。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宏大工程，文学批评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介入其中，总会对民族文化多多少少有所改变，文学批评家可以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洪治纲认为，人世后，我们整个社会文明发展面临很大冲击，网络的发展已使我们处于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境况，文艺批评要警惕一些泛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也要警惕全球化过程中的后殖民情结，还应真正站在自己民族文化立场上寻找我们富有生机的有民族性格、民族尊严的东西，使批评在自身的民族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批评家，我们应紧密关注我们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动向、精神轨迹，开创出富有活力的直接体现民族特点的全新的批评思想和批评体系。
何向阳对于时代对批评家的人格要求有深入的思考，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塑造好自我的人格才能把好的作品介绍给大家，与创作共同发挥作用。理论批评的作用就是人文关怀，要体现爱心，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文字中应传达出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样的批评家才是合格的。真正的批评是沉淀的、对我们民族有大爱的，是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理论批评对批评家的文化、人格、耐力的考验其实比对作家的考验还严苛，这项工作对民族文化精神发展有推动力，经过众多的手的推动，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二、批评切中时弊。要明快直言、要讲真话
谈到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现状，曾镇南认为，我国文学创作状况是正常的，文学批评工作也是正常的，是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这次作代会金炳华书记的报告中列举了那么多作家作品，这里已隐含着文学评论的功绩，是文学评论筛选的结果，这些大量评论之作的结晶对于将来人们研究这5年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史都有价值。
有的理论批评家谈到理论批评存在的问题，对现状表示忧虑。陈辽认为，目前文学评论家流失得很多，坚守岗位、说真话说实话的不多了。有的文学评论写得小家子气，缺少大气，文学评论的阵地也太少。洪治纲也认为，现在的文学批评与80年代有距离，批评的主体力量在学院，但由于文化体制的影响，直接干预创作现状、对具体现状进行批评的相对较少，面对现实说话的批评队伍弱，批评风气不是很纯正，有浮躁之气，捧杀棒杀得多，真正解读作品富于创见的批评少。谢冕也说当前批评大而空的不少，批评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批评是否读了文本，能否讲出作家创作的甘苦，对作家苦心经营的东西是否能体察，对于批评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但目前这些东西做得非常不够，批评缺乏对文本的研究。一方面是批评脱离了自己的对象，一方面有的批评成了西方文论的杂凑，还有的则脱离了中国的文论基础。中国批评家应该是中国的，应该讲自己的话，有自己的特点才能对世界有贡献。许觉民也谈到，现在有的年轻批评家，在中国的语言修养上，在中国文学传统营养的摄取上是不足的，批评文字西方语言多；有的批评文风不好，是八股式的“一、二、三、四”罗列，缺乏风趣幽默，评论的艺术成分差，语言流于一般，难以吸引读者。韩子勇认为，所有的批评都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之上，现在批评界阅读严重不够，缺少氛围，应重提阅读，重提阅读中的长期跋涉。
针对这些情况，钱谷融指出，批评要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真实意见讲出来，就会有交锋有交流，对文学创作就会有推进。写文章要本于诚，讲自己的话，文章才会有质量。陈辽认为，文学评论家应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学养，要有勇气对文学领域中不太好的现象讲话，不要怕得罪人；而文学组织部门也应解决好文学评论家待遇菲薄的问题，文学评论阵地也应扩大。曾镇南也认为，年年讲重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不如为文学批评界做几件实事，希望作协能建立为文学评论专用的出版基金，解决文学评论家出书难的问题；也希望在人才培养上有新举措，可以通过鲁迅文学院选拔评论界苗子，为他们提供交流读书的机会；他还希望设立文艺评论的成就奖，解决文艺评论评奖中忽略五六十岁老评论家的问题。
韩子勇认为在建立中国文学的良性生态中，文学理论批评是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不能把我们好的、确实值得推荐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是批评的失职。批评应该有标准，也需诚信精神，应形成良性秩序。新闻批评、大众传媒应该是批评家主动发挥作用的阵地，各级文学组织部门和传媒机构对文学批评良性秩序的形成应起到组织作用，刊物一定要克服圈子化、江湖化。
三、理论创新：文艺理论批评的生命力所在
很多文艺理论批评家都谈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问题，认为创新是文艺理论批评的生命力所在。陈辽指出，文学评论要创新，不但文必己出，还要文必创新。雷达认为，与时俱进的理论批评要大胆创新，这不是老生常谈，理论批评的创新已迫在眉睫，理论老化现象和批评八股，还有晦涩的批评在文坛还在流行，让人望而生畏，不创新无法前进，也没有吸引力。何向阳认为，理论创新不是表面的，首先应在浏览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很深的介入、解读现实生活的能力，批评是激情的、热血的、活的东西，要协调好与现实的关系。
对于基础理论的创新，饶艽子指出，好理论都是面对现实挑战产生的，文化转型期，很多新问题理论界都不能置之不理，要在解决矛盾中推动理论发展。也要在学科与学科的交叉点上寻找新的理论爆发点、发现新空间，寻找新的理论支点。文学的文化心理挖掘，有助于文学文本的研究；文学的文化信息破译，有助于文学文本的深层探求，要注意到文化研究的作用，但也要防止泛文化化，防止文学审美视角的消失，丧失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王先霈指出，新世纪理论创新面临着新的机遇。首先，“三个代表”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中的贯彻是全新的问题，怎样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并转化成新的理论形态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学理论批评如何对待大量涌人的外国文艺作品，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给文艺理论批评的变革创新也提供了新机遇。第三，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网络、电视等新媒体发展冲击波，如何沟通好它们与纸质出版物的关系。也是理论批评需面对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好，会阻碍理论批评的创新。
杨义将江总书记讲话中对理论批评的要求，概括为“建设、创新、引导”的六字方针，这六个字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理论批评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承担的责任：通过理论批评家的建设创新，理论批评一定会起到在精神层面上引导整个民族向前迈进的作用。（原载《文艺报》2001年12月25日。）
朝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生态美学相结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