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借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中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开学，聚集了一批国内中青年理论评论家之机，在鲁迅文学院联合召开了“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研讨会，胡平、范咏戈、白描、吴秉杰、张陵、王彬、吕先富、熊元义、石一宁、李梅等以及第五届高研班学员与会，就“评论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学员发言踊跃，交锋激烈，精彩纷呈，现综述如下。
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大家普遍认为，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批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对当前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大家也作了分析。宋丹认为，当下批评的不良倾向大体表现为三类：一是吹捧式，这类文章对艺术表现平平、思想内涵并不深刻的作品大加赞誉，一味拔高；二是玄虚式，一方面批评者玩弄概念、滥造名词，另一方面批评内容空洞泛化；三是炒作式，这里不仅指有浓厚商品包装色彩的评论，更指某些被称为“酷评”的自我炒作批评文章。段崇轩认为，当前批评的现状是“内外交困”，其前景是“山重水复”。批评家缺乏风骨良知，随波逐流、良莠不分；批评队伍软弱涣散，精英流失、后继乏人；批评文章文风不正，要不枯燥难懂，要不轻浮浅薄。从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看，有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从文学批评家的自身原因看，存在着主体缺失、批评失范的诸多问题。
黄伟林则从媒体发展的需要认为，“炒作式批评”和“酷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职业角度看，“炒作式批评”和“酷评”可能是很符合它所栖身的媒体性质，也就是符合它所从属的职业道德。“炒作式批评”是为了推销批评对象，“酷评”则为了表现批评主体。既然我们承认图书、期刊、报纸和网络具有商品属性，我们就必须承认“炒作式批评”和“酷评”也应该遵守商业道德，使其为之服务的媒体商业利益最大化。宋家宏认为，谈文学批评的职业道德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今天的文学图书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批评的现实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批评。当前的批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学图书具有更浓厚的商品属性，它是精神产品，但已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了，它的出版与销售必须符合商品在市场上的营销规律；二是今天的图书处于总量过剩的状态，能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成为一本书能否销售的前提条件；三是文学批评的阵地转移了，刊登文学批评文章的学术刊物、文学刊物萎缩，属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膨胀，这给文学作品的创作、批评、阅读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刘忠则认为，目前文学批评的学理缺失也十分突出，在批评界，命名焦虑似乎高于批评本身，“命名”取代了“批评”，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每一次命名似乎都重复着一个信念，即“我们属于未来，我们属于先锋”。在命名中，作家与批评家“合谋”扮演双簧，一个从中确认身份，进入媒体视野和出版渠道；另一个从中发出声音，显示出理论创新和批评勇气。与命名的焦虑紧密联系的是二元对立批评思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等等，随处可见这种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二元对立批评，要么醉心于对作品进行定性无商量的命名指认，要么习惯于对作品进行简单归类，不能深入作品的肌理。
文学批评要求真务实
对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学员们不仅指出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谭旭东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最大症结就是批评家作风浮躁，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给文学的伤害是巨大的，首先它可能遮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其次它可能误导读者和社会，再次它可能导致批评萎缩，削弱文学的影响力，导致艺术的无效化，使批评家的艺术声誉受损。如何建设健康的文学批评，使批评家回到求真务实的精神状态？文学批评应做出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是要对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优秀作家和作品鼓与呼。二是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追求文学的精神。三是要开阔视野，丰富理论资源，建构全新的批评话语空间。杨光祖认为，文学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底线。而且，文学批评必须奠基于文学文本，但完全可超越于文学文本，应该而且必须具备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我们反对那种辱骂、恐吓式的批评，也应该反对那种乡愿式的一团和气的批评，反对那种不读文本、缺乏真知灼见的所谓批评。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是那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文学批评家，而不是照搬西方文论来牵强附会地批评中国文本的批评家。这也是“求真务实”的题中应有之义。
林超然指出，批评家的腰必须弯下来，我们必须学会读“心”——作家的心、作品的心还有自己的心。对作品的轻蔑，必然带来一种误读。战略上高格调，战术上低视角，弯下腰来甚至蹲下来我们才会发现作品的奇异。对作品熟视无睹或者是粗枝大叶，实际上就是对文学的一种无情，这已然等同于犯罪了。王春林所向往追求的理想批评状态则是“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评”，他认为，所谓“心存善意”，乃指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者一定要真实地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体验，一定要尽可能感同身受地去体会作家的写作甘苦，要以一种胡适所谓“了解之同情”的基本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批评对象。所谓“心存善意”绝不意味着批评者只能对作家作品做肯定式评价，不能做否定性评价。它只是强调批评者一定要充分理解作家写作过程的艰难与不易，因此在作出自己的判断时一定要遵循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一定要以一种格外谨慎的批评态度作出自己的批评结论。而“文本批评”则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强调一种尊重文学文本实际的批评方式的重要性。“心存善意的文本批评”，肯定不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批评锋芒，当然也就无法取得哗众取宠的轰动效应。曹有云认为，文学作品是需要阐释的。所有的阅读都是阐释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阐释与发现的过程，而批评家则是专业的阐释者。文本被不断阐释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是文本的引导者。
批评家的“自律意识”
关于批评家的“自律意识”，牛学智认为，应当坚守批评的学术自律、建构批评的精神向度。文本细读式评论和思潮爬梳式探究，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两套主要文本形态，在深层次上它们有共同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显然奉行着所谓“新”的逻辑，惟“新”是举，所圈定的文学标本，就只能是新观念的图解；另一方面，阐释理论的贫瘠，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资源的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它表明了批评家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的严重隔膜，某种意义上，批评家所操持的批评理论，几乎只是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要使批评真正坚守它的学术自律性，真正具有建构意义的精神性品质，就必须先走出这种僵化、陈腐、程式化的封闭系统。冉隆中则给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提出了如下自律：一是不要跟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交“朋友”——也不要只看他们送给你的书。二是不要为稿费、职称、为安身立命而写批评文章。三是不要只对所谓学理、文本之类的东西大加强调而对更本质的东西——生活本身熟视无睹。刘川鄂认为，在这个思想文化价值多元文学形态空前丰富多样的时代，文学批评家应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评判标准问题。我们既应充分注意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新变化，也应重申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特殊功能和普适性价值。前几年有人提出重读经典重新认识经典的价值，近年诗歌界亦有重新回到伟大标准的提法，其积极意义还未得到充分重视。
秦朝晖则提出要警惕批评家的人格萎缩。而支撑起一个批评家的崇高与伟岸人格的要素有很多，他强调了如下三点，其一是良知与勇气；其二是敬畏与自省；其三是寂寞与清贫。而莫·策登巴尔则提出要做一个可爱的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家应该思维敏捷，胸怀宽广，善良真诚，热爱生活，尊重和善待他人；应该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具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较高的文学素质；应该畅所欲言、直言不讳、敢作敢当；至少应是怀旧的、多愁善感的，能给文学和人以人文关怀的。这就是批评家的人格层次，里面涵盖着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理念。这样的批评家，才是可爱的。
建构“和谐社会”，批评家要有社会承担
与会者认为，应发挥文学批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杨宏海提出，关注底层写作应是批评家的职责所在，批评家应关注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指底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打工文学作为底层写作，反映底层生活，评论界没有任何理由无视这个特殊的作家群落以及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不是说我们缺少“城市经验”吗？打工生活正是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打工文学有着丰富的“城市经验”，我们为何要视而不见呢？葛红兵认为，这个时代给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批评家需要更高的理解力，更大的责任心，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宽容。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宽容这条律令。这是一个急遽变化着的时代，它是如此的纷繁有时候堪称缭乱，要从中理出头绪非常之难，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宽容，去体解作家们的思，思就不能在宽松中成长，缺乏批评的宽容文学就会枯萎。批评当能用它的大度和宽容看护文学之思的成长，成为文学的看护者、催生者，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审判官。李健彪认为，时代呼唤讲真话的批评家，批评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批评家应有所作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批评家应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倡导文学要更温情地关注弱者和弱势群体，尽可能地消解经济上的落差所造成的社会隔膜，使和谐社会在人文关怀中孕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批评家承担着创造良好舆论氛围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批评家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要有正确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取向。在批评中，既不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放弃批评家的责任和良知，同时还要使批评产生温馨、亲和、鼓舞人心、凝聚人心的力量。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加剧的今天，建设充满社会正气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和谐文化，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重树民族理想显得尤为重要。梁凤莲认为，批评要有自身对责任的担当。不要让批评陷入庸俗与无聊的境地；批评要有自身的操守；批评要有自身的追求、期待，自身的发现与贡献；批评就是对文学创作的守护和展望。石华鹏强调了批评家的素质、趣味与原创，他认为批评只是批评家的存在方式，批评家应找到阅读作品的趣味，批评家对作品没有原创性的解读，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批评家。赵朔也提出批评家要有所担当，不能忘了对读者的引导职责，批评家要有自觉意识，要有使命感。
高海涛提出，批评家需要人文关怀，首先就需要树立自信，关怀内在自由。无论批评家的个体、群体，还是整个批评界，都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本身也没有多少自信的批评家，却在不同层次上把持和滥用着话语权，或者把话语权看得太重，把学术功利看得太重，同时无端漠视和压制别人的话语权。许多批评家与作家的价值标准之争，批评家之间的学理方法之争，往往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炒作，不过是对话语权的急功近利的角逐。话语权成了徘徊于文坛与批评界的幽灵与怪物。这样的批评，显然离真正的批评精神很远，离真正的人文精神更远。当前不仅要强调批评家的“责任伦理”，还应倡导哈贝玛斯所说的“话语伦理”。批评要平等竞争，多层对话，形成规范，批评权威不能只靠职责便利和话语平台来树立，文化中心要关注和倾听外省的声音，就像俄罗斯和法国那样，外省的声音应该成为文化质感和文化自信的标志。
常智奇提出当前应建立自然整体和谐论美学观理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现实生活中和谐、美好、文明的社会新秩序。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大变革、大改组、大重构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变；经济分配的不平衡、贫富相差悬殊等等，严酷的现实，使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撞、挤压、乃至撕扯。这是历史在前进中，民族为文明的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里，人们渴望用一股和谐、纯洁、恬淡、诗意艺术的清泉，洗涤、冲刷来自世俗世界的污垢，乃至受伤的灵魂，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慰藉。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批评家的使命。我们一定要高扬“为人生而艺术”的批评标准，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道德教育人，用美好的情操感染人的指导思想，引导作家用艺术美的形象、境界、结构、形式消解人们内心情感世界的压力、迷惘和困惑，为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而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原载《文艺报》2005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