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是在1970年8月初,夏收夏种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那天我的任务是打稻。下午两点,本已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再加上踩了大半天的打稻机,腿酸得像要断,只是一种爱面子的信念逼着我,让我使出残存的所有力气而不肯松劲。这时,队长传过话来:公社的电动打稻机过来了!
公社的电动打稻机是用船上的柴油机发电,全公社轮流使用,每个生产队可以用三四个小时。当我把稻子放到这不用脚踩就会自己转动的机器上时,我想,什么时候,我们农民可以每天用上它呢?
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种田人,早就有了用电的理想。那是1958年,人民公社刚建立,人们憧憬今后的美好日子,描绘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里,电灯是放在第一位的。
回忆起来,我们北仑区最早有交流电是在195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节。那天,新路水库的电站开始发电,大碶的“碶上墩”庆祝国庆的彩牌楼上,亮起了昏黄的电灯。它,不仅引来了层层围观的群众,更引起了人们对“电气化”的热切向往。
但是,新路水电站的200千瓦发电机,也只能够对付大碶镇的几盏电灯?所以,“电气化”离人们还是非常地遥远。我的姐夫曾经把瓦楞纸板挂在屋梁上,用一条绳子拉动着使空气流动,他戏称之为“电风扇”。我的二哥爱好无线电,他装半导体收音机时,焊接电路用的烙铁是用煤油灯加热的。而我在学校里上晚自修,教室上方挂着的是咝咝发响的两盏汽灯。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使我们对电有了盼头。1964年,读初二的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学校装起了电灯。因为当时连来电的消息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电工小组的师生把一间间办公室、一间间教室的电灯安装完毕后,甚至没法试一下线路是不是通了。
新安江的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我们用公社电动打稻机打稻的第二年,生产队的大田里终于竖起了水泥电线杆。记得我结婚的时候,队长允许我从队里拉了三天电,让我的新房明亮了三天!那时,我梦想着,当我的孩子上学时,能在电灯下做作业。果然,70年代中期,“电先生”走进了每家每户,电灯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人们是多么珍惜这灿烂的光明,孩子读书写字开15瓦的灯,而半夜起来,就只用发出幽幽绿光的3瓦小灯管了。
土生土长的乡下人,都开始用起电器来了。70年代后期,结婚的新人一定要买来零配件安装一台落地式电扇,还要会摇头的,称为“摇控”;也一定要请木工打一个自制的音响,里面放上一个收音机、一个电唱机。当转动的塑料唱片放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曲时,大家深深体会到,“电先生”的光临,真的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不是吗?在我二哥装出九寸黑白电视机后不久,大多数人家的屋顶上,都有了电视天线;在冰箱洗衣机也继续凭票买的年代里,宁波产的凤凰牌冰箱和新乐牌洗衣机,也陆续进入了千家万户。
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姓生活要用电,百业生产更要用电。我们都还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电量显得紧张了。许多单位自备了发电机,而专门用来应付停电的“逆变器”,成了畅销商品。百姓有时会抱怨,经常停电,这电器买了有什么用啊?可是抱怨归抱怨,买归买,家里的电器是越买越多、越买越高级,而停电却是越来越少见,不知从哪天起,除了故障、维修等原因,再不见停电了。
现在,生活中没有了电器,谁都会很不习惯。年轻人无法想象,从前,没有电冰箱的时候,年货是怎么存放的;没有油烟机的时候,厨房是怎么保洁的;没有电扇的时候,夏夜是怎么熬过的;没有空调的时候,严寒是怎么抵御的;没有电视的时候,一天是怎么打发的;没有电脑的时候,信息是怎么获取的。更难想象,没有电,剧院怎样演戏唱歌,饭店怎样开出晚宴,商贩怎样计量算价,医生怎样开刀手术……
今天,当我吃过用电磁炉做的菜和用电饭煲烧的饭,坐在空调下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时,我记起来,从大碶“碶上墩”彩牌楼上亮起第一盏电灯到今年国庆,“电先生”光临北仑已五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