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识及后期对艺术技巧的探索追求，对宋诗独特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诗人王令(1032-1059年)是王安石大力揄扬的一位青年诗人，只活了28岁。他的诗主要吐露他的远大抱负和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与悲愤，想象奇特，气魄宏伟，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在宋诗中是少见的。如《暑早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扛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此外，曾巩、郑獬、刘放、吕南公、王硅、刘敞等都写出了反映现实、语言自然质朴、风格疏畅的佳作。
这个时期，成就最高的大诗人是苏轼。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是继欧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通才，诗、词、文及书画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于诗歌用力最勤，较之其词和散文，诗歌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风格更多样化。现存苏诗共2700多首，按其题材和内容，大致可分为政治讽刺诗、咏物诗、写景纪游诗、题书画诗、论诗等。他写了不少反映政治问题的诗，关心国计民生，揭露社会矛盾，痛斥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他还写了一些关于修堤抗洪、赈济灾民，抚养弃婴、开办乡村医疗、开发煤矿的诗篇，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问题有所开拓。还有一些诗篇，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抒发了诗人的报国之情。苏轼一生，足迹遍中国，所到之处饱览祖国山川的奇景伟观，故其纪游诗及由此而生发的哲理诗，最为脍炙人口。激流汹涌的徐州百步洪，凄寒入骨的庐山栖贤三峡桥，奇绝的三蛱，壮阔的长江，钱塘的怒涛，海市的变幻等等，都在诗人的笔下展现出一幅幅气象非凡的壮美画卷。苏轼极善于观察和捕捉自然景物千变万化的不同特征，以生花妙笔去描写；画，构成独特而新颖的意象和境界。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以西施比西湖之美，从此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苏轼的写景诗还能寓哲思理趣于景中，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在景物的变化中暗示时间和人生的宝贵，启迪人们要珍惜美好年华。苏轼的哲理诗使情、景、理三者有机统一，意蕴无穷。苏轼论诗、题画、评书法的诗，既能再现诗书画艺术的精妙，又能超越原作而抒写出诗人的艺术感受和见解、审美情趣与人生体验。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比起欧阳修、王安石来，更注意诗的形象性，注意诗的韵味。苏诗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赵翼《瓯北诗活》)。例如《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写得瞬息变幻，意象雄奇飞动，令人震眩。
又如《韩斡马十四匹》写画中群马，各具神态，巧夺画工。《泛颍》诗写他临流照影，波闪影动，“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真是情态活现；《中秋见月和子由》写月出云散，“瑞光万丈生白毫”，“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银河千斛水”。何等神奇瑰丽！苏轼想象丰富，善用比喻，无不新颖贴切。“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施补华《岘佣说诗》)尤其是在《百步洪》中，诗人一连用了兔走鹰落、骏马下注、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7种形象来比喻百步洪的急湍，真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苏诗放笔快意，一泻千里，不假雕琢，挥洒自如，竟不着力，却姿态横生，体现出他所主张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的艺术创作原则。苏诗有丰富多样的风格。尤以清雄旷放为主调。在苏轼的笔下，无论是古体、今体、五言、七言，都能驾轻就熟，写出杰作。其中，七言歌行形式自由，最便于他驰骋笔力，恣意挥洒。他的七律，在格凋上具有白居易、刘禹锡的流丽圆转，又显得雄奇峻拔，气势逼人。
总之，苏诗是宋诗的杰出代表。梅、苏、欧、王所开拓的以文为诗的艺术特点，如平淡中出新，描写穷形尽相，运散文的气势、章法与句法人诗，以及好议论，尚理趣等，都被苏轼发挥得淋漓尽致，开拓出新的境界，艺术上也达到了成熟。苏轼不只是受到梅、苏、欧、王的启迪，凡古今诗人之长都有所吸取，尤以接受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的影响较大。由于苏轼具有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热爱生活的高旷情怀，以及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因此苏诗的成就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诗人，继唐代李、杜之后在诗歌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为诗被宋人称为“东坡体”的一代艺术大家。苏轼有些作品过于矜才炫学，堆砌典故，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盖他开拓创新的光辉。
苏轼是宋诗之魂。他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正直率真的个性，挥洒不羁的才气，健康开朗的幽默感，以及这一切所构成的崇高的人格，这种人格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在封建士大夫中有一定代表性，因而为历代土人仿效并深受景仰，产生深远的影响。若论诗歌的天才飘逸，苏轼略逊于李白，而论学识的深广渊博，苏轼则超过李白。在苏诗中，突出地体现了才与学并重的宋诗特点。苏轼虽然没有如同他的诗友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那样开创一个东坡诗派，但他以一种解脱束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作精神去影响当时和后来的诗人，这种看似无形的精神影响，更加深远。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对宋诗的影响
苏轼以外，北宋后期的主要诗人还有苏轼的表亲文同、弟弟苏辙。还有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同属苏门的陈师道、李鹿等人。其中，黄庭坚(1045-1105年)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他的总的创作成就不及苏轼，但由于他在苏轼的基础上继续求新求变，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便成了宋诗特征最典型的代表，在宋代诗坛上影响巨大。
对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历来有许多误解。流行的几种文学史着作中曾指责黄诗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只重视书本而轻视生活”，“内容不外是儒家思想和禅学思想的反刍”
等等。近年来诸多学者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
黄庭坚论诗主张学杜甫“善陈时事，句律精深”
(《潘子真诗话》引)两个方面。他主张诗人多读书以提高自身的主观修养，但他更强调诗人应在生活阅历中使精神得到锤炼，达到至高的境界，认为“文章惟不构空强作，诗遇境而生，便自工耳”(《与人书》)。他着名的“点铁成金”说，过去被解释为取用古人陈言，加以点化而变成新的诗句，因此也就进一步被看作是提倡蹈袭剽窃。其实，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真正的诗人应该是一座洪炉，要“陶冶万物”，使外界的种种事物都能为我所用。“灵丹一粒”是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诗人有了这个统摄万物的根本，才能把自然存在的素材包括古人的陈言陶冶点化，犹如点铁成金，变为诗歌。至于“脱胎换骨”论，仅见于宋人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的引述，在黄庭坚现存的诗文中没有发现明确提过这个意思的言论，故其可靠性颇值得怀疑，宜先存疑(参见张鸣选注《宋诗选》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现存黄庭坚诗歌约1960首，按题材内容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讥讽北宋朝廷妥协的对外政策，谴责大臣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并给人民带来战祸，描写民生疾苦并揭示农民的贫困根源是政府的急征暴敛，这些作品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第二部分包括宣扬儒家教义及谈禅说玄的诗、挽诗、与亲友馈赠物品的代柬诗等，内容比较苍白，思想意义不大。黄诗的主要内容是第三类，即思亲怀友，感时抒怀，对自身生活经历及生活情趣的吟咏等。这些诗多清高傲岸之气，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是一个敏感诗人生活感受的形象表现，其中洋溢着亲切的人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咏兄弟之情的《和答元明黔南赠别》，歌颂友谊的《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写生活感受的《过家》、《上冢》，以及题画诗《老杜浣花溪图引》，咏史诗《书摩崖碑后》等，都是情文并茂的好诗。黄诗的这一类诗继承和发展了苏诗人文意象多、“书卷气”浓的艺术特色，诗中的人文意象比苏诗更密集，文化意蕴也更深厚。这个特点首先体现在黄庭坚爱咏书画、亭台楼阁及笔、墨、纸、砚、香、扇、杖等物，这些对象本身即是文化产品或与文化活动有关之物，它们构成了丰富的人文意象。其次也体现在其他题材中，例如黄诗爱咏茶，他把茶置于高雅的文化环境中，又与文士的文化活动及高洁志趣相关联，从而使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双井茶送子瞻》一诗即是典型的例子。黄诗丰富的人文意象和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对中国诗歌的一大贡献。
黄庭坚胸怀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严谨，一生的创作都在努力求新求变，这使他的诗具有生新瘦硬的独特艺术个性。在构思与结构方面，他的诗无论长篇还是短制，都立意深曲，包含着多层次的意蕴，决不平铺直叙，而是回旋曲折，极尽吞吐腾挪之妙，又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料，在诗歌的层次之间留下想象余地。在意象创构方面，他同苏轼一样，善于用新颖奇警的比喻，造成十分新奇的意象，例如：“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万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鸣蛙鼓吹秋”，可谓道前人所未道。他也善于用平常的字眼组成新颖的复合意象，例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全用名词意象作奇妙的组合，使昔日与友人的短暂欢聚与别后长期分离飘泊的凄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诗人还擅长侧笔烘托、遗貌取神的手法，例如“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以洛神衬托水仙花之幽艳神态，又如“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以古代志士仁人来状写竹之高风亮节，亦颇传神。在锤炼字句和声律方面，他力求句法与句中音节新奇，如：“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等，音节打破常规，句中自有跌宕，矫健奇峭，别有风味。他大力发扬杜甫的拗体七律，使音律拗峭挺拔，例如《题落星寺》：“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燕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此诗平仄无一句完全合律，但拗中仍有见律处，全篇声调拗峭奇崛，很好地衬托了落星寺远离人世、幽僻清绝的境界，堪称声情并茂。
总之，同“陈熟”相对的“生新”，是黄诗的艺术生命和整体风貌，而老健刚劲之“硬”与筋骨嶙峋之“瘦”，是黄诗的一种突出的风格特征。但黄诗风格并非一成不变，他晚年的诗逐渐向清新自然和平淡质朴转变。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灏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当然，黄庭坚也有过分追求新奇、说教、用典生僻等缺点，但他在苏轼之后继续求新求变，努力从心灵深处发掘出独特的体验，使新的题材写出深度，旧的题材翻出新意；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诗体特别是律诗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和探索，创造了富于文化意味和个性特征的“山谷体”(庭坚号山谷道人)，使宋诗的特征更完满也更突出，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文网严密、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的产物。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由于苏轼在一些诗文中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及因新法而显赫的“新进”作了讥刺，被谏官李定、舒直、何正臣弹劾而入狱，和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大小官员有20多人受到株连，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标志着当时文化专制的严酷。这次文字狱使许多文人心有余悸，被迫改变了人生态度和创作原则。黄庭坚变化最大。他早年作品关注民生疾苦，敢于批评议论政治得失。可是到了晚年，他却说：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在文化专制的高压气氛中，黄庭坚这种不愿同现实政治发生关联的创作主张，自然很容易为诗人们所接受。因此，江西诗派诗人们虽然宗法杜甫，但主要不是学习杜甫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而是强调学习杜甫那种自我内省的创作精神、伟大的人格力量、深厚的文艺修养以及变化百出的艺术形式。他们在诗歌中抒写人生，表现自我，把粪土功名，鄙弃庸俗，追求淡泊作为最常见的主题，醉心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发现、亲属师友的交往情谊、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对江湖山林的向往歌吟。与其诗的内容相适应，他们在艺术上反对浮华轻薄，崇尚老成朴拙或清淡瘦健的风格，力主出奇翻新，趋生避俗。吕本中还进一步对前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原则与观念进行反思、总结，提出了“活法”和“悟人”之说。所谓“活法”，就是：
“规矩备具，而能出了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与语活法矣。”(《夏均父集序》)这里把规矩和自由、有法和无法作了辩证的解释，找到了融汇苏轼和黄庭坚两家创作精神于一体的原则，而且他又进一步以“流转圆美如弹丸”作为活法的标准；又指出作诗要“悟人”，“悟人必自功夫中来”，观点较为全面、正确，因此为当时以及南宋许多诗人接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众多诗人如陈师道、曾几、吕本中、韩驹、徐俯、江端友、洪炎等人都自觉地集合在江西诗派的旗帜下努力创作，为宋诗的繁荣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南宋诗歌第二个高峰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当然，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而相对忽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对宋诗的发展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南宋大诗人陆游、杨万里等人就是在生舌和创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局限性而走上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道路，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