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有作者姓名的五言诗，还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流传了下来，以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中收入的《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地位低下、怀才不遇的文人，长年游学仕宦，飘泊异乡，功名不就，备尝艰辛，于是在诗中抒写着种种苦闷忧愤：或叹老嗟贫，或思乡怀人，或伤知音稀少，或恨世情凉薄……大致可分为游子思妇之辞和伤时失意之作两大类。前者以《客从远方来》
为代表，写一位女子对情郎的思念。通篇借月色映衬，把一缕怀人情愫写得格外幽怨深绵。后者以《回车驾言迈》为代表，写一个赶着车子在悠悠长道上颠沛奔波的人物形象，来揭示人生道路的艰难，用一幅“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来喻示年华易逝，从而引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深沉悲哀。其他如《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
等，都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反映了社会大动荡前夕在一般文人中普遍存在的悲观绝望情绪。
和乐府民歌比较起来，《古诗十九首》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虽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但大多数作品只是苦闷的叹息。在艺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首先，它们非常注意在叙事、写景中写人、抒情，往往用事物来烘托，融情人景，紧密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次，它们交替使用比、兴、赋手法，在赋中比、兴，在比、兴中用赋，即使比与兴也往往互相渗透彼此交错，这就使作品笔墨省俭，言近旨远，语短情长，余味无穷。再次，它们的语言明白晓畅，浅近自然，注意运用叠字、双关、排比等修辞手段，保存着乐府民歌清新活泼的特色。最后，在诗体上，采用了整齐的五言句式，讲究韵律，如：对偶增多，双句押韵，节拍协调，出现了大量二、四字异声的诗句等。这些都为以后的律体诗打好了良好的基础。试以《迢迢牵牛星》为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夫妇间一种想望的痴情，从写景、抒情、比兴象征以及语言上讲究押韵、对仗、叠字、排比等修辞的运用来看，都达到了自然高妙的境地，使整首诗和谐统一，优美动人。
总之，《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五言诗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乐府诗”中抒情的技巧，并进一步融合了《诗经》、《楚辞》的艺术成果，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更成熟的形式，因而得到了古往今来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
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赞它们“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诗品》卷上)；明代胡应麟认为它们“不假雕琢，工极天然”(《诗薮》内编卷二)。《古诗十九首》是民歌转变为文人诗的关键。它直接影响了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操、曹植、王粲、陈琳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阮籍、陶渊明等许多诗人的诗歌风格、意境、结构、语言，开拓出一代诗风。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在《古诗十九首》之后，我国诗坛上掀起了第一次文人诗歌的高潮，这就是着名的“建安诗歌”。“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年)，但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
并不只限于这25年，而是指汉末魏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与之鼎立的蜀汉、孙吴集团文学成就都不太高，诗歌方面尤其逊色。
建安文学得到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时代提供了孕育它的种种因素。一是建安作家经历了汉末的大动乱，许多人卷入了战乱的漩涡，有的甚至被推到社会底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蔡琰，或有过戎马生涯，或被迫流离飘泊，或陷身胡地。这些广泛的社会经历，使文人们扩大了视野，体察了民情，故其诗歌具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情实感。二是作家解除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勇于进取。
由于社会的巨大动荡，自汉武帝以来处于独尊地位、渗透阴阳五行和谶纬神学的儒学，失去了对人们的支配地位。曹操讲刑名，用人唯贤，不拘门第品格，代表着一种新的时代思潮。文士们则托主自效，积极追求建功立业，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东汉儒士的人生观。三是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乐府民歌的写实精神以及叙事抒情的艺术技巧，大大吸引了建安诗人向民歌学习，吸取营养。四是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带头创作。曹氏父子既是政治上的权势人物，又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奖励文学，招揽文土，把建安“七子”、杨修、繁钦、蔡琰等人都招致邺下(曹魏的政治中心，在今河北省临漳西南)，形成一个富有生气的文人集团。他们的积极创作，造成了诗坛“彬彬之盛”的局面。
建安时期的着名诗人“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曹操(155～220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着名的文学家，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在戎马倥偬中写了许多诗歌，全是乐府歌辞。他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古题自创新调，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真实地反映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离乱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残酷现实。无论是叙事述怀，还是状物抒情，他都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深刻眼光。这是曹操诗歌的显着特点。《蒿里行》等诗篇被后人赞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其中“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诗句，展现了汉末中原军阀混战、动乱悲惨的时代画面。《短歌行》等诗篇，抒写自我的胸怀抱负，表达了广求人才、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龟虽寿》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作者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观沧海》
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诗人将其包举宇内、囊括四方的宏伟壮志和横溢的豪情融合在大海的壮阔图景中。清人沈德潜认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总之，曹操的诗基本上脱胎于汉乐府，但颇具独创性：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袒露出这位盖世英雄兼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形成一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独特风格(敖陶孙《诗评》)。
曹丕(187～226年)，是曹操的次子。他的诗歌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较有特色。例如《燕歌行》采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抒写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曲折细腻，语言清丽，很能代表曹丕诗歌的艺术特色。这首诗句句押韵，一韵到底，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曹植(192～232年)，是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今存诗歌80多首。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以《箜篌引》、《白马篇》、《名都篇》为代表，内容多是表现他的安逸生活，吐露他的志趣和抱负，也有少数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例如《泰山梁甫吟》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后期诗歌以《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为代表，内容多是反映曹丕父子对他的迫害，抒发个人的愤懑不平，暴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高。他是第一个大量写作五言诗的人，由于其诗歌的艺术力量，大大吸引了后来的诗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他又是第一个使乐府诗文人化的作家。他的诗歌脱胎于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他利用乐府形式广泛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使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为以抒情为主；他以华美的词藻，改变了乐府诗古朴的语言风格；他在写作技巧方面也很讲究，善用比喻，多为通篇作比，又注意对偶、炼字以及声色的配合，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诗》)。他的诗还多用警句开头，调高气足，笼罩全篇，被后人赞赏不绝。曹植能够在使用华丽词藻和精致句式的同时，保持着雄健笔力和浑厚气象，从而形成“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的风格，既有别于曹操的古直沉雄，也迥异于曹丕的柔丽婉转。
建安诗人除曹氏父子外，最着名的是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刘桢、阮踽、徐斡、陈琳、应场。其中王粲(177～217年)成就最高。他现存诗20多首，《七哀诗》流传最广。这组诗一共3首，第一首描写董卓部将作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诗歌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凉悲惨背景下，突出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典型事件，形象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成为反映离乱的名篇。
同七子并称的有着名女诗人蔡琰(生卒年不详)，字文姬，是东汉着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在汉末动乱之中她曾经被掳到南匈奴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她写的《悲愤诗》是一首自传体的长篇诗歌。诗歌从她被董卓乱兵所掳写起，揭露了乱兵残杀百姓的罪行，描绘了“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惨场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建安诗歌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离乱和人民的疾苦，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真实地反映时代风貌；在艺术上，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真率，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因此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从此，建安风骨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进步的传统，被后人作为反对绮靡文风的旗帜。
“建安诗歌”之后，有所谓“正始诗歌。”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年)。但正始诗歌并不限于这10年，而是指曹魏后期20多年间的诗歌创作。这个时期曹魏统治势力日趋削弱，代表豪门士族势力的司马懿父子为了篡夺政权，残酷屠杀曹魏宗室和进步人士，造成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强权政治的高压下，诗人们大多接受了老庄的处世哲学，把心中的抑郁和愤慨寄托在饮酒作诗或玄学清谈之中，对黑暗现实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诗歌创作的内容也多抒发忧生惧祸、高蹈遗世之情，现实性有所减弱。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他们时常结伴游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不过，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一致。真正能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210～263年)和嵇康(223～262年)。阮的代表作是《咏怀涛》82首，嵇的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
18首和《幽愤诗》。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诗歌，虽不如建安诗歌那样富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它的主要倾向还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基本上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在艺术表现方面，多采用比兴、象征手法，风格清峻幽深，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这种诗风对于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传统。特别是阮籍大量创作五言诗，开创了“咏怀”这种随意所至、不拘一事一题的独特抒情方式，对后来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托喻寄兴的咏怀组诗，都有明显的影响。
陶渊明诗歌的杰出成就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西晋。西晋初，着名诗人有傅玄、张华等人。至太康(280～289年)、元康(291～299年)间，天下暂时趋于安定，文土渐多，“三张”(张载、张协、张元)、“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擅美一时。此时诗风渐趋华靡，慷慨之气、幽深之思颇为不足，但艺术形式之美，较建安、正始有所发展。其中张协、陆机、潘岳、左思诸家之作，都各有特色，尤以左思(约250～约305年)成就最为突出。他的《咏史》8首借用历史事实来抨击土族门阀制度的专制和特权，为政治上受压抑的寒士鸣不平。左思的诗不仅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形象鲜明，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充沛，在西晋诗坛上独树一帜，被后人誉为“左思风力”。它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西晋末怀帝永嘉(307～313年)以后至东晋末，玄言诗兴盛并逐渐占据了诗坛。玄言诗宣扬老庄消极出世思想，高谈玄理，“辞意夷泰”，“理过其辞”，却培养了文人高旷的心志。因诗人们常借山水寄托玄理，故而玄言诗又孕育着山水诗的幼芽。永嘉时，刘琨(270～317年)的《扶风歌》和《重赠卢谌》等诗的爱国激情与清刚之气上追建安；郭璞(276～324年)则发展了以游仙诗咏怀的独特表达方式。但从总的来看，东晋的诗歌创作是衰落的。自刘琨、郭璞相继去世以后，玄言诗泛滥了将近百年，除了王羲之、孙绰、许询、殷仲文、谢混等二三流诗人外，没有出现真正有成就的大家。
从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出现了我国中古时期的卓越诗人陶渊明。他在晋宋诗坛上，“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于夜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诗坛的风气为之一变。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他少年时胸怀大志，但其个性与污浊官场格格不入，故而只做过几任小官，就隐居’田园了。他的诗今存120多首，绝大部分是五言诗。按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抒写情志、讥讽时事的咏怀诗，描写田园景色和乡居生活的田园诗和哲理诗，尤以田园诗成就为最。诗中描绘田园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抒写自己劳动生产的体验和闲居交游、读书饮酒等生活。他把田园自然风光看成是一种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看成是同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因而他竭力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理想对象化，使田园与自然精神融汇为一。他还在《桃花源诗并记》中展现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生活富裕愉快的理想社会，同肮脏的尘世相对立，表达诗人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严厉批判，对封建君权的大胆否定，也表达了广大农民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即事兴情，有的托物言志，有的借古讽今。诗人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自己的志趣与怀抱，抒发对仕宦的厌倦和归田的愿望，感慨岁月流逝而壮志未酬，咏赞安贫乐道、不慕名利的高尚情操，揭露官场的险恶与污浊，指斥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抨击社会上趋炎附势、虚伪奸诈的恶劣风气。
还有一些作品，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等，歌颂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牺牲者和历史上反抗暴政的壮士，隐曲地讽刺时政，倾泻出他对统治者荒淫残暴、篡弑杀夺的憎恶与愤激，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的哲理诗中，有不少洞悉物理、彻悟人生的真知灼见。有些作品如《形影神》等，还深刻地批判了当时佛教所宣扬的唯心的形尽神不灭说，显示出诗人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锋芒。他善于将哲理同生动的形象、充沛的感情交融起来，因此他的哲理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能给予读者深邃的思想启迪和美妙的艺术享受。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理诗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