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虽然有点歪打正着的意味，但这毕竟跨进了胜利者的行列，不管怎么说，战胜国总比战败国要威风得多。当然中国并不知道巴黎和会的阴谋，此时，各大城市正张灯结彩，庆祝胜利。
1918年11月28日，天刚朦朦亮，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站满了人。此时的晨风虽不透彻肌骨，却也冷飕袭人。人们缩着脖、袖着手，在一片唏嘘声中期待着。人群中有两个老北京在唠喀：“老哥，听说咱们打赢了！”
“可不呗，你没见德国人克林德的牌坊已从东四牌楼迁到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了？你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战乱中死了这么个德国公使，却让清政府给立牌坊，真是耻辱啊！现在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今儿徐大总统要阅兵庆贺，值！”
阅兵？
原来，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以协约国战胜而告终。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虽未派一兵一卒赴欧洲作战，但曾派出了20多万华工到战争前线及英法俄等国充当军役，所以理所当然是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徐世昌更喜之不尽，决定在紫禁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示庆贺。
徐世昌也极为乐观。早在担任东三省总督时，他就洞察出：“今之欲吞并我国者，曰日；维持我国者，曰美。”所以他主张联美拒日，“以夷制夷”。如今正赶上欧战胜利和美国倡导巴黎和会，他认为实现“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时机到来了。他想通过巴黎和会，利用美英压制日本，收回日本在中国攫取的一切非法权益，同时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恢复中国的独立自主，使中国站起身来与他国有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发言权。
北京大学里，也是一片欢腾景象，北京政府下令放假三天，所以，校园里挤满了喜形于色的学生，笑声、叫声随处可闻，大学门前，围着一群人，里面一个留着平头，穿长衫的学生正在进行演讲。他在称赞着在外国的“华工”。他说：“我们的胜利，华工做出了巨大贡献，别看他们人数少，但世界几十万华工，聚在一起就能形成大力量，比如十五万华工，在我们本土上时，丝毫无足轻重，而且常被官僚派所贱视，但他们赴身于欧洲战场时，竟然帮助协约国获得最后胜利。我认为，华工的功劳实在不在协约国之下呀……”
围观的人群中，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略微瘦削的身材，留着两撇胡子，目光炯炯，看上去很有学者风范，他就是李大钊，生于1889年，河北乐亭人，字守常。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这时，李大钊听到后面有人说道：“以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李大钊一回头，正好两人的眼神碰个正着，他马上打招呼说：“原来是蔡校长，你好啊！”蔡元培也看到了李大钊，含笑点头后，两人走出人群。
“守常，你对这欧战胜利有什么看法？”蔡元培问，李大钊沉默了一会才很郑重地说：“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光荣，并不值得庆贺。”蔡元培点着头，很佩服地说：“守常，你可真行啊，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学生们是太单纯了。我也觉得欧战胜利，中国的前途并不可观，听说这次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是顾维钧、王正廷和陆征祥，前两次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代表都是他，中国能否以战胜国的平等名义找回失去的权利，还真值得人忧虑呀！”
留法归国不久的蔡元培的忧虑不无道理。蔡元培生于1868年，浙江绍兴人。1907年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1913年又赴法考察教育，1916年冬回任北京大学校长，眼界当然宽广，见识自然深刻。从清嘉庆之后，中国国力就每况愈下，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尊严丧尽，而且经济、政治也几乎全被外国列强控制。中国尽管庞然，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块摆在盘子里的肉，有谁会费尽心机追查这肉的始祖是虫还是龙呢？
幸而，李大钊、蔡元培等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把欧战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了。李、蔡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决定把陈独秀找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独秀对此很乐观，他说：“你们是杞人忧天了吧，中国是软弱些，但别忘了有美国呢，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你们都知道，那是正大光明的，我认为他可算得上世界上第一好人呢。”对于陈独秀的话，李大钊不置可否，蔡元培有些忍不住，反驳道：“如果美国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中国的保护神，那它为什么又与日本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这只能说明在涉及到美国自身利益时，它是不会为咱们说话的。”陈独秀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说：“不要把一切想得太黑暗，这是国际会议，公理是能战胜强权的。”李大钊一看两人有些说僵，马上打圆场说：“独秀，别急嘛，我们都是为国家着想。”看陈独秀脸色缓和了一些，才又说道：“美国的话也不可全信，它最是见利忘义的，英、法、美、日，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都国力相当，我看美国未必会冒风险来帮中国。”“怎么你也这么想？”陈独秀有些惊讶。“不可不防嘛！”李大钊打着哈哈说。接着三人又说了一些报刊、庆祝等的消息，陈独秀推说有事，就告辞了。
李大钊看蔡元培有些气闷，说：“校长，你不用着急，我最了解陈独秀这个人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谊是在新文化远动时结下的。有李大钊的呐喊助威，才有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的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现。二人共同奋斗，发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旧文学。由于共创事业，李、陈才有了惺惺相惜之情。“陈独秀是有时很固执、自负，但他很明事理，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李大钊与蔡元培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以国内声势支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回属于中国的权益。
第二天，李大钊在天安门门前发表演说，围观的有学生、市民很多人，他说：“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他的这番开场白马上赢得一片喝采声，李大钊接着说：“既然是人民的胜利，政府就应该为人民争回属于人民的权益，在一战中，相对来说，我们出的力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只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巴黎和会既然摆出了要讲‘公理’，那就应该请它来主持公道！”
李大钊的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一时间，各地都向政府传来要求收回权益的声浪。
为了充分准备参加巴黎和会，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周自齐、靳云鹏、王宠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议成立外交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为总统、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政策、方针、措施的建议，并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陆征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连同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委员，组织了一个52人的中国代表团。该代表团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批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历史和人际关系。就拿全权代表来说，施肇基博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顾维钧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王正延博士则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魏宸组早年也曾留学法国。单以陆征祥来说，就可看出，徐世昌可谓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