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和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是夫妻。1976年1月1日他们访华。出乎他们的意料，毛泽东要见他们。说实在的，不少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都难得见上毛泽东，而他们虽是卸任总统的儿女，又是一般美国人，能得到如此荣耀，确实喜出望外。
戴维和朱莉在结束对毛泽东的会见之后，朱莉问：“你对他有什么印象？”戴维足有5分钟没有开口。来到长安街了，戴维说：“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一当戴维第一眼看见毛泽东的时候，竟微微涌上来一股心酸的感觉。他的客厅里很暗，有人影，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之中。随着戴维的走近，一些灯相继打开，毛泽东便毫无遮拦地出现在客人面前。他显得很苍老，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
戴维和朱莉快走到他身边，他开口了：“你在看什么？”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您的上半部很……很出色。”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他们握手。戴维的心一动，他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甚至有点过分柔软了。
戴维凝视着他，他依旧坐在沙发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得居高临下了。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他。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能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戴维此时正有这种感觉。
他对戴维说：“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戴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脸放睛了。照相机快门声炒豆般地响成一团。霎间，客厅里一片白。
二他们在他身边坐下，朱莉拿出一封信递给他：“我爸爸给您的。”“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毛泽东问。
“好多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他说。戴维无语。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他接着说，“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戴维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政治。”“西方政治？那是假了。”戴维耸耸肩，明知说也没用，干脆退却。
他不退却，转而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道。
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而是说给两亿人听的。
“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略加重语气，“马上。”戴维脸拉长了。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前总统的女婿。
毛泽东又转向朱莉：
“信里再加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戴维把嘴唇紧咬着，为的是不让一句热腾腾的话迸出来：“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主席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你们会做何感想？”他把这句话杀死在肚子里。
三“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那是我1965年写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在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
“这儿就有一个。”“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还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他朝沙发右侧努努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戴维笑了：“说得好。”他突然问戴维：“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毛泽东提高声音问：“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四一个女护士走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旁的茶几上，盘里有一杯黑水和几粒药片。
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名声很响的中药。女护士把药片放在他嘴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他呷了一口，皱眉，显然极苦。女护士毫无表情地保持着原有的动作。他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他胸前顿时湿了一片。
他对护士说：“你去吧，我自己喝。”“一定要喝。”他点头，几乎是顺从的。
护士走了，他抓住杯子，手抖得厉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握住杯子，不动作。隔了许久，他把杯子举起来了。晃动，剧烈地晃动，好像要坠落下来，最后稳住，再晃动，再稳住。那只手在挣扎。客厅里一片宁静，让人心里发慌。渐渐地，他脸白了，戴维的脸也白了，他举的是一杯药吗？绝不是，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他把药喝光了。戴维觉得，这是一种完成或完善。
他深深地望着空杯子，目光是伤感的。
“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您的心仍然年轻。”戴维说。
他仿佛没听见戴维说的话，许久，才喃喃道：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五空气太紧张了。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美国？”他轻轻地说，把脸转向沙发右侧。地球仪显得沉着而含蓄。面对他的是世界最大的孤岛澳大利亚。“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他说，“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40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戴维说，“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他说，“因为离中国最近。”“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如果我没有记错，”戴维说，“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他点头。
戴维说：“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他缓缓开口：“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会谈快结束了，他的一只眼睛几乎是闭着的。
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
“祝您健康长寿。”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脸警惕的神色：
“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快又闭上了眼。他面前这两张白色的面孔毫不做作。
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走动。
“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他对戴维说，“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