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盛有二，一是锦天绣地，二是满目俊才。无锦天绣地，怎显盛唐之盛，无满目的俊才，又怎得锦天绣地。上面引自《长短经》的事例固然有代表性，但似乎还都不如唐朝名相马周的“发迹”史更能说明唐朝之盛的原因。
公元631年唐太宗贞观五年，天下大旱。有一段时间，唐太宗李世民浑身燥热，坐立不安。按传统的老规矩，认为这一定是朝廷政治出了问题导致的，所以上天才会示警，要求皇帝检查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所以唐太宗便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允许畅所欲言，揭露、指责皇帝和朝廷的一切毛病。
对于官员们来说，这是一次显示才干的好机会，于是纷纷上书，奏章雪片般地飞入皇宫。却有一位官员抓耳搔腮，十分为难。原来，这人是中郎将常何。常何是个武夫，虽然官职不小，但没有文化，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对朝政有些不同的看法，也写不出来，连怎么说也不知道。
出人意料的是，唐太宗不久即收到常何的奏章。他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还是漫不经心地打开看了，但马上被其中洋洋洒洒的议论吸引住了。文章写得极有条理，批评和建议罗列了20多条，都是很中肯、很有价值的建议。唐太宗很兴奋，又很奇怪，便说：常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能耐？随即传旨宣常何上殿。
常何也不知是福是祸，见到皇帝十分紧张。太宗问道：“这奏章很好！是您写的吗？”常何心里舒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哪有这个本事，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马周是山东人。从小孤独一人，贫困潦倒，他曾经流落新丰，在集市上酣饮，但无人能够理解他的才华。前些日子流浪到长安，寄居在常何家中作门客。
那天，见常何在室内发愁，便进去问他自己能帮些什么忙。问明情况后，便答应立即代他起草了那个奏章。
唐太宗是个十分爱才的皇帝，连忙召见马周。等了一会儿不见来，非常心急，又一连派出使者催促。马周进来后，同唐太宗进行了一番交谈，唐太宗简直心花怒放，立即让他在门下省任职。后来，马周步步高升，最后成为宰相，名彪史册。常何也因此而得福，皇帝没有亏待他，唐太宗因为他实事求是，让他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便赏赐给他三百段绢帛。
然而，话又说回来，马周的命运毕竟是个别的，而怀才不遇才是普遍的。中唐诗人李贺一生潦倒，他十分羡慕马周，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歌咏“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希望自己也能像马周那样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在无限的郁闷中赍志而没。
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现在人对这句话的诠释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看来古今一理，妻子对于丈夫的支持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长孙皇后十三岁时与唐太宗成婚，当时年龄很小，不可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帮助。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她被册立为秦王妃，此时就开始对唐太宗有所影响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她被册封为皇太子妃。八月，太宗即皇帝位，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崇尚节俭，为人十分平和，服饰用具，力求简省。太宗觉得她深明大义，对政务往往有很好的见解，就经常与长孙皇后谈论朝廷赏罚之事。皇后却非常谦虚，她引用《尚书·牧誓》中的话回答道：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我是个妇人，不能干预国家的政事！”太宗坚持与皇后谈论，皇后始终不发一言。在这一点上，她是十分明智的。但这并不是说她就什么都不管，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影响唐太宗。
长孙皇后有个异母兄长，名叫长孙安业，他酗酒，脾气暴躁，经常寻衅滋事，不务正业。皇后的父亲长孙晟去世的时候，皇后和长孙无忌都还年幼，长孙安业就把他们兄妹俩赶回他们的舅舅家里，自己独霸了家业，不管他们两人。皇后对此事毫不介意，时常请太宗厚待长孙安业，长孙安业的官位做到监门将军。但他并不知道感恩戴德，后来长孙安业与刘德裕密谋叛乱，按照法律，太宗要杀掉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叩头流泪说：“长孙安业死有余辜，可是他早年对我不仁慈的事，天下人都知道，现在若您对他处以极刑，人们会猜测是我倚仗皇帝的宠幸而报复自己的兄长，这对我倒没有什么，但损害了陛下和圣朝的威德和名誉却是件大事，您要慎重考虑。”唐太宗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长孙安业才得以免去死刑。
长孙皇后确实是出于为唐太宗和朝廷的声誉着想才这么做的，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哥哥说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皇帝早在少年时期就交往密切，二人可谓情投意合，又是辅佐太宗取得成功的元勋，并且很有才能，太宗对他十分信任，他经常出入内宫。太宗把朝廷重任委托给他，让他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这一次，皇后坚持认为不可，对太宗说：“我既已托身紫宫，尊贵已到了极点，实在不愿让我的兄弟子侄在朝廷提任要职。汉朝吕氏、霍氏两家外戚专权，最后的结局是祸国殃民，应该引为教训，本朝不要重蹈覆辙，让我的兄长担任宰相。”太宗没有采纳皇后的意见，最终任命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来，虽然没有发生像长孙皇后所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但长孙无忌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
长孙皇后对太子李承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太子的起居条件很简陋，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对长孙皇后说：“东宫的用具缺少，想奏请皇上、皇后予以添置。”皇后不答应，说道：“作为太子，所担忧的是美德不立、美名不扬，何必计较用具少呢？”
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特别疼爱。到长乐公主将要出嫁时，太宗命令有司，陪送的嫁妆要是长公主的一倍。魏征进谏道：“长公主，应该比公主尊贵，感情远近虽有差别，但礼义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如果让公主的礼仪超过长公主，恐怕于理不合，请陛下考虑。”太宗回到内宫后，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非常佩服魏征，叹息着说：“我听说陛下十分器重魏征，但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听陛下刚才说的事，我才知道他实在是能用义来制止皇上感情用事的，他真称得上是国家正直的大臣了。我与陛下是结发的夫妻，深受礼遇，情义深重，可是每当进言时，我还要看陛下脸色行事，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臣下感情比我与您要远，礼节上又有君臣之隔呢。魏征实在是难得啊！韩非子因为向君主进言难专门写了文章来提醒君王注意，东方朔也说向君方进言不容易，确实是这样啊！忠言虽然逆耳，可是对行事有利。有关国家事务的意见，若采纳，则社会安定，若拒绝，则政局混乱，我诚恳地希望您仔细考虑，则天下人都十分幸运。”长孙皇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唐太宗听从忠臣的劝告的。她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魏征觉得因为减少自己女儿的嫁妆而对他有什么看法，就派内宫太监带着五百匹帛，前往魏征的住宅赏赐给他。
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唐太宗听了她的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就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一场大祸。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陪太宗住在九成宫，不幸染病，病势沉重，太子李承乾入宫侍奉，秘密启奏皇后道：“医药已经用尽，您的病不见好转，请让我奏请父皇赦免囚犯，并度人入道观，希望能得到上天赐福助。”皇后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人的死生由命注定，不是人力所给予的。若做善事就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平时从未作恶；若做善事无效，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罪是国家的大事，岂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国家的法令？”
听了母后的这番话，太子十分感动，不敢向父皇提出这个要求。太子把皇后的话告诉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把这些话奏闻太宗，太宗和侍臣们听了这些话，无不流泪叹息。朝臣们都请求大赦天下罪犯，太宗答应了朝臣的请求，长孙皇后听说以后，坚决要求撤销赦罪的决定，这个决定才没有实行。
长孙皇后在病危时与太宗诀别。当时，宰相房玄龄因为小的过失触怒了太宗，被免官回家，皇后强撑着病体对太宗说道：“房玄龄事奉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可谓是个至忠至勤的人。您的各种定国大计，都是他参预策划，他始终不曾透露过一个字，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抛弃他。另外，我家族之人，侥幸成为皇亲，既然不是因德高望重而被抬举，就容易踏上危险境地，若要永久保全，一定不要让他们把握重权，只以外戚的身份朝见皇上就很幸运了。我在世时，既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要厚葬。况且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让人们看不见。自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崇尚节俭、薄葬，只有无道的朝代，才大造陵墓，劳民伤财，被有智识的人们嘲笑。我死后只求依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埋葬我所需的物品，都用瓦木造就。俭薄送终，就是对我的怀念。”
公元636年（贞观十年）6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曾撰述古代妇女的善事，刻成十卷《女则》，皇后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还著论批评东汉明帝马皇后，认为她不抑退外戚，使他们当朝掌握重权，是开其祸患之源而节其末节。并且告诫主管的官员道：
“这些文章是我用来约束自己的。妇人的著述没有条理，不想让皇上看到，千万不要对皇上说。”皇后去世后，宫中的官员把这些事奏明太宗，太宗读了以后，把这些书拿给臣下们看，并且说：“皇后此书，足可以流传后代。难道我能割断思念之情吗？她常能规劝我，补足我的缺漏，如今，我再不能听到她的话了，我失去了一位贤德的助手，因此令人哀痛啊！”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出色的皇后，但长孙皇后似乎属于那种贤妻型的，他像一位普通的妻子一样相夫教子，像一位普通的妇女一样处理人情世故，但是，她也有着非同凡响的一面，即她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正是因为她淡漠了权势、财富和名声，为丈夫计深远，为子女计深远，才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贤惠”。这种“贤惠”，不仅对家庭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具有正面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应该鄙视这种“贤惠”，而应该将其合理的因素发扬光大。
儒家谋略
儒家谋略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道理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在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之处，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唐朝时期的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多有战功。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住宿。但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
“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只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戒，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在他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
“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
“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厉害：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再护他了，就这样，他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于是，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颇有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就对唐太宗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