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陶渊明的创作包括诗歌和文章两大部分，而以后期的诗歌成就最高。
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婉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淳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为何辞官
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稍有疑问的是，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405年），距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不要说束带见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敬宣，也不是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宋书·武帝纪上》），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两人都是一介武夫，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不耻于成为他俩之僚佐，却耻于束带见督邮，何也？更为可疑的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云：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本来准备干一年，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并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所以，陶渊明辞官，肯定有难以告人之隐衷在。
除了督邮将至、性格不适合为官、奔程氏妹之丧三因之外，前人对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第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全其后节。王禕《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说，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节。”（《陶靖节集》陶澍注语）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年），距陶渊明辞官之年（义熙元年，405年）有15年之遥。此时刘裕篡逆之迹未彰，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说，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余党率受牵连，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托辞远遁。此说也不可信从。桓玄之乱甫一平定，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刘裕、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自己考证，桓玄篡逆之时，陶渊明正居家守母丧，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谤从何起？更何况，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对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相反却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的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有牵连而辞官，应该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
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傣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403年），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
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列传》），“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李膺列传》）。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而去”（《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范滂列传》）。晋朝时，王濬任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晋书》卷四十二《王濬列传》）。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由此可知，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
陶渊明与菊
据历史记载：西晋末期中原战乱，士族和民众纷纷南下；而后，西晋覆灭（317年），由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东晋开始。司马睿（元帝）建国以后，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
陶渊明陶渊明出生于破落仕宦家庭。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时候，人们心中难免会生出绝望，陶渊明也不例外。其实家中世代做官，陶渊明理应忠君报国，为国效命。他之所以归隐，不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实在是很无奈。当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都向往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他也深深的受了这样的影响。刚开始，他还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战争。这种社会动乱不安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大大消减。而且陶渊明一直以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为他人生的两大支柱支撑着他。他推崇一些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肯同流合污。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所以总的说来，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