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群雄并起，任何一方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消灭另外一方，或者说谁也不敢称自己是最强大的集团。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环顾四周，虎视眈眈者不乏其人。要想消灭自己的对手，最关键的是发展自己。那么首要发展的是什么呢？当时有几股割据势力已经开始向他所在的区域运动了，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样一种变化，他决定首先实施“高筑墙”战略。朱元璋选择调整元朝末年的残酷刑罚以及减轻百姓负担作为稳定后方的突破口。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敷衍了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
第二年，他又派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询查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贿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朱元璋这样说：“自兵乱以来，百姓流离失所，遭受战乱之苦，现在归顺了我，应该安慰为主，岂能再跟元朝的官吏一样，对他们责罚呢？况且这中间有很多人是属于失误违法的，怎么可以都将他们当做罪犯来对待呢？使用法律应以宽厚为本，如果缺少宽厚的想法就很容易走向苛刻啊！所以治理新的国家应该采用处罚较轻的法典，刑罚则一定要适当，那么百姓就不会受到冤枉。”经过朱元璋这么一说，他的部将都恍然大悟，从此积极支持朱元璋来调整措施。
朱元璋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是朱元璋不同于元朝以及张士诚等地方势力榨取掠夺百姓的又一仁政，也是“广积粮”策略的体现。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你说的是事实。”并且解释说：“我积累的太少而花费的太多，所需要的东西主要靠百姓供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从百姓那里征收来的钱财和粮食都用于军事，并没有从中拿出一丝一毫用于自己的消费。”为了表示自己对百姓痛苦的理解，他主动承认自己这样做是错误的，言语间显示了深深的愧意。他这番表白果然起了作用，当时很多士人都理解朱元璋的所作所为，甚至穷苦老百姓也为他能体恤百姓的困苦而衷心地拥戴他，这样朱元璋逐渐得到了民心。
朱元璋始终为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保障，因此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要求百姓向官府如实汇报自己耕种土地的实际情况，禁止官吏横征暴敛。这就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也取得一定成绩后，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实施免除三年所有税赋和徭役的政策。
另外还对灾荒的地区实施随时赈济和免除田租的政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元璋深知，广大农民之所以揭竿起义，是为了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和财物，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为此，他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对于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建设和巩固根据地自然会产生重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些措施，使得很多农民纷纷投奔朱元璋，他的领地人数急剧增加，这对于恢复生产和扩大兵源都极其重要。过了几年，朱元璋基本完成了对新占领地区的安抚工作，他的控制区域越来越大，而且控制力度也越来越强。
“高筑墙”也意味着高筑一个能够打硬仗的钢铁之“墙”——强大的军事力量，朱元璋决定首先走精兵之路。朱元璋亲自回家乡招募青年农民入伍，而且注重收编归降的地方武装用以扩充自己的队伍；重视军事训练，严明军纪，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队发展壮大之后，他由亲自训练部队变成了交由将帅去训练，但他仍然常常亲自检查、检阅，以发现不足，亲加督导。出征淮东之前，他曾亲自阅试部队，令镇抚居明率领军士分队进行模拟演练，胜者赏给银两，负伤而不退却者也赏给数量不等的银两，并赐给医药治疗，还亲自设宴，犒劳全体将士，鼓舞士气。
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常抓不懈，其中尤其重视军纪的整顿。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十分注意奖罚制度的建立，发现有将士严守法纪的典型，朱元璋便通令嘉奖。在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一次夜出私行，巡军根据实行宵禁的命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说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毫不通融，坚定地拒绝说：“我不认识这是哪位大人，只知道他是一名犯夜者。”朱元璋赏给巡军二石米，从此遵守规定不再夜出。
经过朱元璋的整顿，一支完全服从自己且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出现在了中原战场上，这让其他割据势力大惊失色，这也是朱元璋之所以一出师便屡屡告捷的根本原因。
按照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朱元璋注重内功，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扩展自己的地盘，在经济上、军事上不断有新的收获。然而尽管如此，本着“缓称王”的策略考虑，朱元璋与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始终保持着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以便缩小目标，韬光养晦，避免在大业未成的情况下招风惹祸，成为众矢之的。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策略地接受了小明王所封的左副元帅的封号，以宋政权为军事、政治的屏蔽来争取自我发展的有利空间，实际上却掌握着最终的权力。他移用宋政权的龙凤年号，将其奉为“正朔”，并在旗帜、战衣上都和宋政权保持一致，甚至在政治上还提出“复宋”的口号，如在攻取婺州时赫然打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帜，配以“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的木牌，招摇过市。这同北部红巾军所谓“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并无二致。
朱元璋一步步地奠定了自己雄厚的基础，具备了“称王”的实力。就在他一步步向着自己的目标靠进的时候，农民军内部发生了问题。本来元末农民战争是韩山童发起的，但是由于韩山童很早就战死了，因此，就由他的儿子韩林儿承袭他的位置，当上了小明王。可是刘福通却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功劳很大，于是他倚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将韩林儿架空，自己掌握实权。但由于小明王的身份对许多派系的红巾军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谁弄到小明王，谁就有了可以借小明王发号施令、为各路将领论功受赏的尊位，谁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于红巾军乃至称雄天下。有鉴于此，不但刘福通拼命想保住小明王的性命，就连朱元璋也在密切注视着小明王的动态。
历史性的机遇出现在张士诚对刘福通的进攻这件事情上。张士诚见元朝军队内讧，无睱顾及自己时，便趁机下令进攻刘福通，刘福通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不得不派兵向朱元璋求援。
朱元璋得到求援的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他吩咐部下准备出征，这时谋士刘基提出了—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把小明王接来，该怎样安置呢？
刘基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现在派兵去安丰，那么应天的兵力将大减，城内空虚，如果这个时候张士诚、陈友谅来攻打，该如何对付呢？而且小明王如果不死，能被朱元璋接回来的话，朱元璋还是小明王的臣子，既然是臣子，就要听从君主的安排，如果不想听从他的安排，那么把小明王接来岂不掣肘了自己？刘基的潜台词是想劝说朱元璋，不救小明王，任其被元军杀害，这样也为以后朱元璋登基称帝扫清道路。
但朱元璋却认为，如果让张士诚得了安丰，只会更加助长他的气焰。另外，他也想圆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梦想，如果得了小明王并控制起来，以后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朱元璋就果断地派兵增援安丰，但当他们到达安丰时，刘福通已经阵亡，安丰被吕珍占据。朱元璋下令发起总攻，安丰城破，吕珍与来增援的左君弼同被击退，朱元璋引兵入城，下令给百姓分粮，同时把小明王从安丰接到滁州，并为小明王盖了宫殿，把小明王安排在宫殿里，同时又把小明王周围的人全换上了自己人，严密监视。至此，朱元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然而从长远利益来考虑，“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并非是朱元璋最终的梦想。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偏安一隅的吴王，他的期望显然是推翻元朝，纵横天下，将更高的权力握在手中。现在有了一个小明王做自己的挡箭牌，同时也可以先使自己预先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滋味，并且他以自己竭力营救小明王为资本，向外界树立了一位忠臣的形象，可谓一举多得。
得到了小明王之后，朱元璋的斗争策略更加灵活多变，由于各地的红巾军仍然在零星地活动，所以小明王在手里还有很大的用处，朱元璋可以借小明王之手达到自己以往不能达到的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选择“缓称王”的战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朱元璋在强化自己的根据地后，又有了小明王这个令箭，他逐步做大做强，最终统一了全国，而称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8. 外憨里奸
——杨广夺得皇权的计谋
昆虫的伪装是为了躲避天敌，隋炀帝杨广的伪装是为了消灭自己的“天敌”，原本跟皇位无缘的他却能最终踢开一切羁绊成为九五之尊，完全得益于他的伪装技术。他不仅深谙伪装之术，而且更懂得在什么人面前伪装最有效，他用伪装的面孔取悦独孤皇后，并在独孤皇后的帮助下逐一铲除太子的左膀右臂，最终仍用“仁厚”这个伪装，除掉了太子杨勇而成为隋王朝的新太子。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二儿子，当初并不是皇位继承人。按制度，只有太子才能即位，而文帝已经立长子杨勇为太子了。杨广对此心怀不满，一直想谋夺太子之位。
为了达到目的，杨广处心积虑地想了许多主意。他平时装出忠厚诚实的样子，以获取好名声，尤其是设法给文帝和皇后留下好印象。杨广是个极有心计的人，他在京城安插他的亲信，隋文帝、独孤皇后对杨勇的猜忌，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明白隋文帝年事已高，他要抓紧时间，赢得父母的好感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