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将
——上选将才，须三者兼全
◆原文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挑选将才，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是最好的人选。
※详解
曾国藩在此确定了将才的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都是硬性的，而撇开了其它一些因素，如是否有道德、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将难求”，真正的将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所以不能苛求。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扬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狄仁杰却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补过。若不分青红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于是委任两将以官爵。数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术，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
将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任绵竹成都令、越□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屡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光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郃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郃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地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山顶上。不久张郃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郃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郃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的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绩不显著。踱步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侯。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曾国藩遴选、培养的将才除了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江忠源和罗泽南。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去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繁琐小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扬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说：“我在家的时候，已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任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江忠源方在秀水县任上，天地会党人李沅发又在新宁举事，曾国藩写信去劝他弃官保家。但不久李沅发窜往广西境内活动，成了太平军起义的前驱者。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曾国藩上疏说他“忠心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江忠源在被举引见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但赛尚阿不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突围，又攻桂林，他招募一千人增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举孝廉方正，平时周游四方，赖教书度日。他非常有道德学问，有人称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天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曾国藩在北京时，曾致弟书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乃我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名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后由于曾国华与曾国荃曾师从罗泽南，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调罗泽南等赴长沙。这一支乡勇，就成为曾国藩军最初的基本力量了。
2．将德
——带兵之人，须有忠义血性
◆原文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原文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线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梦中在寻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条件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详解
对曾国藩关于将德的论述，蔡锷有这样的评价：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意思是：古人认为为将须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说“天才”，意思是上天特别赋与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为将的人要以良心与血性为前提，可谓抓住了为将之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现身说法。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了十多个省，东南的半壁江山，几乎都被占领了。他们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干的事，也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足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的良心血性，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
3．能战
——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
◆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功得珠。能受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军以能战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冲突，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善战就是探骊得珠之法。能爱民是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能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是第三方面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瘦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丧。
※详解
从上文可见，曾国藩把“能战”作为治军的关键，可谓直截了当。我们现代人说实践检验真理，作为将才来说，就是要能作战，能取胜。而从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战中，我们发现，这兄弟俩可谓是能战的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