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被省属重点中学江苏省淮安中学录取了，这在村子里可算是大喜事，因为我是这个村子里文革后第一个考取这样名校的，年近八旬的奶奶也从内衣口袋中摸索出五元钱来，这种待遇在孙子辈中是没人享受过的。喜悦之余，父母对我高中三年上学的费用犯愁了。雪上加霜的是嫂子提出要分家，哥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刚与前妻离了婚，不愿意在这问题惹恼刚结婚不久的嫂子，恐再生出什么事端来。父母也默认了，总不能因为我的原因伤了大家庭的和气，落得个容不下媳妇的话柄，给左邻右舍看笑话。
其实，在我们那儿，像我上学的费用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家家有编织蒲包的副业，一般人家的屋后都有成堆的蒲草。如果再有个织包能手，就能基本解决吃穿、孩子上学等问题了。可我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哥嫂与我们分了家，姐姐也早出嫁了，母亲身体残疾，生活也不能自理，能织点蒲包的就算我了，可我要到城里上学去。
一时间，父母一筹莫展。母亲考虑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征求父亲的意见，说：“做生意吧？”父亲有点不大愿意，去挣乡里乡亲的钱多不好意思啊！他要到射阳湖那边去掏藕，掏藕虽然辛苦，但毕竟是靠自己劳力挣的钱，没有剥削人的意思。钱虽少点，可心中踏实，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再加上父亲也读过几天师范，身上多少有点书生气。母亲说：“掏藕非常辛苦，我身体残疾，要是你身体也累坏了，孩子的书更没法读了，做生意挣钱倒是比较容易的。”小时候，母亲随外婆逃荒要饭时，偶尔也做点小生意，日子比一般逃荒的人好过多了。经过商量，父亲最终同意了母亲的意见。
父母在村中的桥头摆起了地摊，做起了生意。应该说，小店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上学。在那个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做生意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往往要遭人冷眼，甚至嘲笑。叔叔、婶婶们甚至奶奶都来劝我父母说：“什么活不能干？偏去做生意了，不是让人家笑话吗？”父母脸上虽露出羞愧的神情，但还是执意去做生意。
在我记忆中，原先在村桥头做生意的只有一户人家，是卖薄荷糖、麻花、葵花籽等，那男人是个瘸腿，女人打扮着很清亮，脑后的小鬏梳得一丝不乱，别致得很。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户人家被村里抄过不少东西，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就以为这家真犯了法，见人家流泪，我们总会幸灾乐祸，认为咎由自取，否则大队干部不会对他们那么凶！可现在父母因为生活所逼竟做起了生意，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想说算了，可是又转念一想，父母靠什么本事挣钱供我读书？心中满是茫然和无奈。
最初，父母从蔬菜园批发一点瓜、角、茄、菜等回来，他们在桥的东头一棵大柳树下放了下来，见到熟人，他们都不好意思！每当有人走近搭话时，他们都会告诉人家二儿子考上高中了，没钱读书只好如此了。熟悉的人迟疑地点了点头，似乎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快到中午时，批发来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就更增强了父母做生意的信心。于是，他们就再多批发一些，甚至用船到远一点的蔬菜园去批发。当然，货物多了也有卖不掉的时候，这时，母亲坐不住了，不停地唠叨起来，说什么本不见利不归之类的话！父亲听后不是滋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无奈之下，他只好挑起担子在村子里到处吆喝。
夏日的阳光格外炎热，父亲头戴草帽，肩披一条破旧的湿毛巾，挑着担子在村子里一声不吭地到处跑着，刚开始并没有什么效果，父亲大抵挑出去多少，挑回来的几乎还是多少，真正卖掉的很少。此时，母亲就再一次唠叨开了，甚至满脸怒气地说：“你是死人吗？怎么舍不得喊几声？难道别人要你的命？”父亲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坐在那里喝着早晨剩下的稀饭一声不吭，满脸是汗。第二次、第三次出去时，父亲终于能鼓起勇气吆喝几声了，但卖出去的终究不多，母亲又指点说：“你可以到隔壁村子去啊！那儿熟悉的人少，去卖东西的人也不多。”于是，父亲又照母亲的意思执行了，效果真地很好。每当担子空荡荡地回家时，父母的脸上都有了笑容。这时候，母亲会给父亲奖赏，那就是已经坏了一点的西红柿，把坏的部份用刀削去，将剩下的用糖一拌，夏日里能喝上这东西，算是够奢侈的了。父亲每次喝完后，那汗流满面的脸上总会流露出惬意甚至是幸福的神情。偶尔，他会用手从碗中捏一块出来给我，我迟疑地接了过来，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真好，比六月里吃枝棒冰还舒服。夏季收麦的时候，生意总是很忙，可哥嫂得忙自己的田地，腾不出时间帮我们，更何况嫂子从来也不赞成我家做生意，她怕丢人。这时，我会提出帮他们看地摊，母亲总是不让，认真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家读书吧！那才是正经事。”
没过几个月，西边的桥头也出现了卖蔬菜的人家，那户主是对对眼，父母心中略略感到了不安。他们也在侥幸地想，桥东头的多数人家是亲戚，有多少人会好意思跑过桥去买那户人家的东西，更何况还有他们还坐在桥头看着呢！同时，父母卖给亲朋的东西也便宜了一点，更客气多了，想尽力留住他们。然而让人尴尬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些人跑过桥去买蔬菜，其中居然有我叔叔和堂兄弟。母亲的脸色更难看了，一个劲地骂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是混帐，父亲偶尔被骂急了，会给她一巴掌，随后母亲就是没完没了地流眼泪。我总是劝他们，算了，别和人家计较了，或者降一点价吧！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就是降了价，还是有许多人走过桥去买东西，那些人走过父母的地摊时，多数是将脸侧过去，尽量回避父母的目光。更糟糕的是那人居然把一部分蔬菜直接运过桥来卖，似乎有故意挑衅的味道，父母几乎愤怒到了极点。哥发狠要揍那对对眼一顿，父母不同意，怕惹事生非。无奈之下，父母也到桥西头设了一个分摊点，极力将价格降低，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
有一次，那户人家刚把蔬菜放下，雷暴雨就开始了，那对对眼无处藏身，父亲要去帮他收拾蔬菜，母亲则拉着他的衣角。父亲还是挣脱了母亲的手，不仅帮他收拾好蔬菜，并且请他过来躲雨，还敬他烟，他非常感动，于是两户人家初步达成了协议，互不到对方“地盘”上卖东西，而且价格也基本保持一致。父母的心一时得到了宽慰。
没过几天平静的日子，靠桥头的一个光棍居然也挑来辣椒、西红柿之类的东西，价格卖得特别低，有捣乱的嫌疑。刚开始，他的生意真的非常好，不一会儿就卖光了。母亲见他这样心中满是气愤，但又没办法。父亲劝她不要与这光棍计较，认为他不会坚持下去，他能改掉赌钱和喝酒的习气吗？果然，他一旦得到钱，就去买肉和酒，然后呼朋唤友，中午喝得大醉，太阳落山了也不见他来收拾担子，后来还是他一个堂兄弟把他的担子以及担子里被太阳烘烤得干瘪的辣椒和快要腐烂的西红柿拿了回去。第二天早上，桥头没发现他。父母松了口气，心想这家伙连第二天也没坚持不下来。
第三天，他又在桥头出现了，并且品种也多起来，份量也不少。看阵势是要大干一场，想彻底摆脱贫穷的面貌。那光棍一直在太阳底下蹲着，到了中午，也没卖出多少，因为父母也降了价，和他的价格差不多，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中午，光棍向隔别的邻居要碗饭，他也送给人家许多辣椒和西红柿作为交换。饭后，没多少人来买东西了，他就将剩余的东西带回了家。下午，他没有继续守候在担子旁边，据说，被人拖去玩麻将了，还输了不少钱，父母心中暗喜。然而，父母刚吃完晚饭，村子里突然骚动起来，听说那光棍因输了钱而喝了农药。父亲犹豫会儿，还是去看了，并且劝了他几句。在一旁陪同的堂弟说，要送他到镇医院去否则后果难料，但一时筹不出钱来。当他们将渴求的目光投向父亲时，父亲竟将脸侧过去。母亲听说后，拖着残疾的身体跑回家去拿来了钱。那光棍见此情景，眼中涌出了泪。母亲再三叮嘱说：“孩子！以后可不能再赌了！”
此后，那个光棍到外地打工去了。临行前，他跑到我家向我父母赔了不是，并表示以后不问干什么，决不会做这种生意和你们捣蛋的。母亲从口袋中又掏出十元钱给他，他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说上次欠的钱还没还上呢！等出去挣了钱一定加倍还上。
做生意的烦心事还是非常多。有些人买了东西，当时就结了帐。有的买了东西，当时没带钱，过不了几天就立即还清了。可是也有少数人欠了东西便置之脑后，不闻不问，父母一旦向他们提起这欠钱的事时，他们会很不高兴，甚至以后再也不来父母处买东西了，即使是我们家的亲戚也是如此。父母很是感慨，人啊！越来越难处，为什么变得这么自私？一个远房的堂哥，比我大三岁，和我曾坐在一张凳子上读过书。后来，他在村里为村干部跑龙套，村里一旦有客人来了，村干部便叫他去买菜。他到我父母处买东西大多是欠帐。父母也清楚，村里买东西向来如此，但一旦到年底便会结清，不会差一分一厘的。可是到了年底，父母向他要钱时，他只还了一部分。父母向村会计一打听才知道，村里早把钱给他了。从此，父母每次看到他都向他索债，他被逼还了部分，但总留些尾子，永远不结清。时间一长，他到别人家去买东西了，再也不从父母处买。背后有人批评他时，他竟然振振有词说：“到别人家买东西还会有点好处呢！到叔叔家买什么好处也落不到。”
父母坚持做了几年生意帮我顺利读完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淮阴师专，虽然父亲说以后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穷教师一个，但我家在经济上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吃饭钱基本上是国家给的，父母做生意挣的钱可以积攒在那里。
可是，就在我们走出经济困境时，家里却出现变故，哥又一次离了婚，再一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因哥结婚和离婚花费了家中不少钱，但哥终于能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帮父母做生意。首先，他与堂哥协商，向他要了桥头边的一小块地给父母盖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因为堂哥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兼生产队长，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他将桥头靠厕所的一块废地划了一些给我家。这样一来，父母就不再将卖剩的蔬菜来回运了，而且还有了睡觉的地方。其次，无论刮风下雨，他总会骑着自行车到远处去背运货物，其吃苦精神让许多人称赞。
然而生意的竞争无论如何是避免不了，财绝对不会给一家发的。这是真理。村桥头出现了两家做生意的。一家是供销社在桥头设的点，主要经营烟酒。那开店的女人长得漂亮，村里的光棍都喜欢到她那儿买东西。母亲有时在背地里说，这些男人真是一群苍蝇，整天围着这骚女人。另一家则经常捣蛋。他家虽然是做缝纫的，可时常做蔬菜甚至蒲包生意，蔬菜的价格随意卖，因为他家根本就不在乎挣这钱，所以对我家有一定影响。有时，他们家会将收购来的蒲包一直堆放到父母小屋前，甚至在夏天他们也将成捆的蒲包堵住小屋的门，使父母门朝西的小屋更加闷热。他们欺侮父母年老无力，目的可能是将父母挤走，减少个竞争对象，好挣更多的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找那瘸腿男人理论，可是他根本就不讲道理，我一气之后，将他家放在小屋前的两捆蒲草推到堆堤下。这时，父母就会说：“儿啊！要是你读的是做官的大学，人家会欺咱们吗？”面对他们的叹息，我只是困苦而无奈。现在想来，即使你真地做了官，也无法保证没人欺侮你。
父母亲虽然挣了点钱，可人际关系却越来越不好，特别是邻居。平时，他们可以随意到我们家的菜园里割韭菜，摘梨子。一旦我们家做了生意，他们就再也不会这样干了。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堵得慌慌的。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做好生意。每到春节，生意是最红火的时候，我总会通过朋友向乡供销社会计买一些计划煤油带回家。这样一来，父母就可以把煤油和糕果搭在一起卖出去。只要对方买了我家的糕果，我家就会卖煤油给他，而且和供销社的计划煤油一样的价格。这样一来，我家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
父母挣钱除了让我受益外，姐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资助。头胎生了女孩子的姐姐他们也单独过起日子，为了能发家致富，更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他们便向父母借钱买了条水泥船。他们本来只是想买只十五吨的船，可到了船厂，见村中和他们一起去的比他们还穷的人家竟然买了二十吨以上的船。于是，他们又一次回来向我父母借钱，父母对子女向来是有求必应的，只要能办到的事，他们会穷其所有，尤其是父亲。当姐姐回家说明意思时，父母把箱子中的硬币都一咕脑儿地倒给了他们。以前，姐是编织蒲包的能手，只要有蒲包编织，姐家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但由于蒲包业的衰败，姐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姐时常骂道：“人心怎么变得这样坏，竟然把没屁股的蒲包卖到山东去，这不是泥自家的门、断大家的财路吗？还有谁敢到我们这儿收蒲包！”
是啊！以前我们这里蒲包业红火，供销社一年三百六十日全都收蒲包，可后来改革开放了，供销社的蒲包收购站倒闭了，村子里出现了许多收购蒲包的个体户。他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什么样的蒲包都收，起先蒲包是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后来他们干脆连没有屁股的蒲包也收。他们认为山东人傻，好糊弄。结果上了多次当的山东人再也不到村子里用车运蒲包了。村里的支柱产业终于垮掉了。
二
九十年代初，人们逐步接受了做生意，而且经商的意识越来越浓，村子里做生意的人家如雨后春笋，其中还包括村干部开的店。村子里能开店的地方都出现了小店：大大小小的桥头出现了小店，小学校附近出现了小店，就是要道口的河边也停泊着破水泥，上面盖起了船屋式的小店。堂哥儿女亲家也做起了生意，这事对我家生意影响最大。他家首先向我父母住的地方要去了一半地，给她家盖起了小屋子，做起了和我父母一样的生意，甚至将摊子和父母的放在了一起。哥与堂哥之间的矛盾开始了，因为堂哥完全站在了亲家的一边，几乎是每天早上端着粥碗站在地摊前帮她家吆喝。堂哥是干部，人家却不过他的情面，许多人家都到那老女人家买东西。随着矛盾的日积月累，哥与堂哥之间几乎成了仇人。
就在我工作六、七年之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对我们家给予致命打击的事，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口仍然很痛，我真地不愿再回忆这件事，但我又很想把它写下来。当时，我在学校教高三语文，校长让我一人去洛阳参加全国性的语文学术研讨会，可惜那年发了洪水，再加上那天路上我有点心神不宁，害怕出事，到了淮阴的我还是返回了家。哪知当天下午我就听说老家出事了，小店被社会上的一个小混混给砸了，当时头就嗡地一声炸了。我骑车急忙赶回家，只见小店一片狼籍，一家人都坐在家中，哭伤着脸，我真是气愤急了。我说为什么不去告他们？哥平时不是也可以吗？怎么就怕这一小混混呢？我想手提一根铁棍找那家伙算帐，但还是被父母的手死死摁住了。
其实，论起辈份，那个混混是父母的孙子辈，他爷爷和我母亲是堂兄妹。他叔叔是派出所指导员，所以在村子里为所欲为，成为一霸，到处敲诈。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欺侮到我们家头上的，更何况哥有把力气，也懂得些摔跤。每当他敲诈别人时，哥总是说他不敢和我们家作对的。哥眼睛红红地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我。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天中午哥刚在亲戚家吃完酒，快到小店门口时，只见那小混混和我父亲争吵，甚至打了我父亲一拳。哥见此情景，不问三七二十一，上去就将其击倒在地，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要不是当时有人拉架，哥不把他打死也将他打废。气是泄了，可麻烦却来了。那小混混可不是吃素的，平时有一帮狐朋狗友，颇有势力。那小混混不仅身带刀棍，还有一帮人跟着助阵。哥虽会些拳脚，见这阵势心中也怯了，只得闭门高挂免战牌。就这样，哥还不得不将他送进医院打点滴，认医药费。虽然如此，事情并没有了结，这一帮混混认为我家有钱，经常来找茬闹事。于是，我通过朋友找了从特务连回来弟兄俩到这一帮混混的头目家进行文攻武卫才将这事了结，因为上了年纪的父母实在经不住这些事的折腾。我听说小混混和我家结下仇的原因就是他连续几天在隔别做缝纫的人家吃饭，再加上前一天小混混的大舅子在我家买了坏鸭蛋后，父母没肯退货。这事肯定与这些有关。我不好过多的抱怨自己的父母不会处理事情，因为我时常面对苦了一辈的父母心怀愧意。
这事之后没几年，母亲因病去世了。哥嫂携儿带女，只得将店搬到离我们村子数十里外的镇上继续开着。当时，我已经到镇里做代理秘书，说我是官不是官，说不是官但也有点官的名份。这样一来，哥在镇上开店就好多了，再加上我的学生在社会上也有股势力，而且大多数学生是敬重我的，所以不少人看在我的面上，哥在镇上开店还是较顺利的。几年后，他们小店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做起了批发的生意，网点遍布全镇各个村庄。当他们在利润面前陶醉时，我总会提醒哥嫂说：“人要诚信做生意，要老少无欺，生活要节俭，做人要低调，千万别惹事生非。”
只要生意好，哥嫂使点小手段、耍些小阴谋是常有的事。可我总觉得这样做生意容易使人心态扭曲，生活灰暗，看不到亮色。哥嫂有时见我劝说他们次数多了，他们会不耐烦地取笑我书读多了，人变呆傻了，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生意，连本钱都保不住。我想辩解，然而他们那一脸鄙薄的神情几乎使我无话可说。对此，我时常仰望星空，心中默默地祈祷。愿哥嫂福星高照，人往亮处走，心朝善处想。我能做到的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