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托之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底一部分委托于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某项个别事务是也；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言官或诤友的人，他们是把生活底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见这些有言责的人是更应当如何严守信实与坚贞也。人君中极聪明者也不必以为借助于言论就有损于他们底伟大或有伤于他们底能名。连上帝自己也是不能少它的，他并且把进言这件事定为他底圣嗣底尊号之一，就是“进言者”或“规劝者”。所罗门曾经说过：“安全是在忠言之中的”。凡事必有初动与次动，若不在言论底辩驳上颠簸，必将在幸运底波涛上颠簸，并且要有始无终，成败不定，好象一个醉人底蹒跚一样。所罗门底儿子发见了言论底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见了言论底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最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由邪说分裂破坏的。这邪说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天意特赋予它，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永远看出邪恶的言论来的，就是，这种言论，在人底方面，是年青人底言论；在事底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帝王与言论之一体相关而不可分离以及帝王当如何善用言论之道，这二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说出了。其一，古人说久辟特曾娶米娣司，这位米娣司就是言论。古人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是与言论一体的。其二就是这故事底下文，古人说久辟特娶了米娣司之后，她怀了孕。但是久辟特不肯让她等到生产的时候，反之，他把她吞入腹内，因此他自己竟怀孕在身，后来就由头中产生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故事暗寓君道底秘密，是说人君应当如何利用朝议的。第一，为帝王者应当把事务交付朝议，这就好象受胎使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议论底腹中已受胎，捏搓，造形之后，那时为帝王者就不让朝议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好象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事务拿回到自己底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是从他们自己出的，并且不仅是从他们底威权，而且是从他们底脑筋及智谋而来的（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底名望了）。
现在且一谈言论底害处及其救济之道。求言与用言底害处其？人见及者有三。第一，事务为人所知，机密于是不固。第二，人君之威权减弱，好象他们作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底危险，所说的话于进言者比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底理论和法兰西底实行（在某几位君王底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
说到秘密，为人君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选择的。并且，那问人他应当怎样办的人也不一定要宣布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人君者却须提防，不可使事机底泄露，出自他们本身。至于那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底座右铭，就是“我满是漏洞”（Plenusrimarumsum）。一个喋喋多言，以告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烈，虽有许多懂得保密的责任的人也是挽救不过来的。有些事件需要极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这是真的，然而这一两个人底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这些言论还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也。可是要达到这种情形，那为帝王者就必须要是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办事的人君，并且那些参与机密的议事官也须是有智之人，尤须是忠于君主底目的者才行。英王亨利第七，他在最重大的事件中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吞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威权之减弱，上述的寓言已经表明那补救之道了。不特如此，帝王底尊严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参与议论而削减不如说是反而增高了，并且从来也没有过人君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的。惟有在某一个言事的人不次升擢或某几个言事的人组织过密的时候，那算是例外。但是这些情形是容易发觉并补救的。
再说那最后的一件害处，就是人们会存私心而进言。无疑地，“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底用意是形容一个时代而非指所有的个人的。有些人底天性是忠实、诚恳、质朴、爽直，而不是狡猾曲折的。为人君者当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身边来。再者，言事之臣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是一个监视一个的。因此若有一个人底言论是为党争或私心而发的，这种情形多半是要传到君主底耳朵里来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方就是人君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人君：
“人君之至德在乎知人”。
在另一方面，言论之臣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他们底君主底为人。一个参与言论的人底真正应有的品性是要通晓他底主人底事务而不是熟悉他底性格，因为这样他就会劝导他而不至于迎合他底脾气了。为人君者假如在听取他底议事诸臣的意见时能听取个人私下的意见，又能听取当众的意见，那是特别有用的。因为私下的意见是较为自由，而当众的意见是较为可重的。在私下，人们比较勇于表示自己底好恶；在公众中，人们较易受别人的好恶之影响，因此两种意见都采取是好的，并且在听取较为低级的人们底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为的是可以使他们畅所欲言；在听取较为尊贵的人们底意见时最好是在公众，为的是可以使他们出言慎重。为人君者若仅为事求言而不同样地为人求言，那末这种求言的举动就是空虚的。因为这样做，一切的事务就好象无生命的图象一般了，而办理事务的那种生气则全赖择人得宜也。要用人而征求意见时若仅依阶级为标准，以求其人品与性格，就好象在研究一种观念，或者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分门别类的那种办法一样，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也。古人说：“死了的人乃是最好的进言人”。这话说得不错：当活着的有言责者畏缩不敢言的时候，书籍是敢直言的。因此最好熟读书籍，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历其境的人所作的书。
今日各处底议事机关大多数不过是一种平常的会议而已，在这种会议上诸种事务仅仅受谈论而未受辩论也。并且他们都是草草地由议事机关底命令或决议处理。在重大事件上，不如先一日提出其事而直至次日始讨论之为愈；“黑夜带来良言”。在英，苏合并问题议事会上就是如此做的，那是个慎重有序的会议机关。我主张应有一定的日期专议请愿之事，因为这种办法既可以使请愿者对于他们底请求能受注意的一事较有把握，又可以使会议机关有工夫来讨论国家之事，如此乃可以办理当前的急务也。在选任委员会，为总议事机关预备一切的时候，任用那些无成见的人们比任用正反两面成见甚深的人，而造成一种均衡中立之势的办法好。我也赞成永久委员会之制，例如关于贸易的，关于财政的，关于军事的，关于诉讼的，以及关于某项特别事务的皆是也。因为若有许多特殊的小议事机关而只有一个国家的议事机关（如在西班牙就是这样），那他们就实际上等于永久委员会，不过它们底权大些罢了。凡是由他们底特殊职业而对于议事机关有所报告或陈述的人们（如律师，海员，铸钱者等）应当先到各委员会报告，然后，看时机之宜否，再到议事机关面前。并且他们不可成群而来，或者带一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因为那样就是对议事机关咆哮示威，而不是有所陈述了。一条长桌或是一张方桌或是依墙排列座位这都好像是形式上的事情而其实是实体的事情。因为在一条长桌之旁，在上端坐的少数人就可以实际上指挥一切；但是在别的坐法中，那坐在下位的议事人底意见就可以多受采纳了。一位君主，当他主席会议的时候，应当注意，不可在他底言辞中过于泄露自己底意向，否则那些议事官就要看他底风转舵，不拿自由自主的意见给他，而要给他唱一曲“吾将愉悦我主”的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