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了。
1936年7月8日，他在一个叫百里坪的小村接待了从北平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
这是一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的小屋。斯诺走进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他好奇地打量这间屋子：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炕头上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盘腿坐有炕上，用不很熟练的英语说道，“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说英语了。我们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中国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抬起脸细细地打量斯诺，他的脸上仍蓄着浓密的胡子，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
斯诺有些惊讶，在问过一些红军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后，把大量话题转到蒋介石方面：“您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周恩来肯定地回答：“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迅速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50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在国民党上次代表大会上，他因为怕受到谴责，甚至连反共的口号都没敢提。”
斯诺在本子上迅速地记着。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如果抗日运动发展，蒋几乎肯定会丧失其独裁统治。”周恩来接着讲，“他的军队既不像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强，那么集中，也不像那时那么可靠了。一旦抗战爆发，抗日力量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心里也明白，抗战爆发的第一天，就标志着他的独裁统治的崩溃。”
“有何证据？”
“毋需列举国民党军队中哪些将领和部队会首先发动反叛。不过，其最得力的指挥官之一的陈诚，对反共战争没有什么热情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南更不热心。这两人原都是黄埔军校的左派学员，也是许多红军领导人从前的同志。两人都是爱国的，蒋不可能长期地依靠他们进行独夫的反共战争。如果抗战爆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俩会支持统一战线。”
“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作何评价？”
“评价不那么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周恩来开始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猛攻夺取阵地。1926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在南昌，蒋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蒋介石拥有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一师，但他只用第一师。叶剑英当时指挥第二十一师。蒋介石的愚蠢使他感到厌恶，不久就辞职而去。最近在山西战役期间，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的兵力进攻和歼灭红军。陈还是个不错的战术家，因为怕遭伏击，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我们截获了陈致蒋的复电。我们倒是的确欢迎他们这样集中兵力。去年12月，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将张学良部6000人解除武装。对南京来说，幸好蒋介石并不经常亲临前线指挥，周恩来夸张地诙谐地说了一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他不会骑马？”斯诺耸耸肩膀，不太相信。
“我的意思是他骑得不好。”周恩来弯起手指理了理上唇的胡髭，语气和缓下来：“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斯诺又问：“您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是谁？”
周恩来回答：“陈诚是个不错的稳重而实干的人，但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也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曾对红军进行过最有力的战斗。何应钦从前是个不错的指挥官，但是1927年他因为遭到惨败而吓破了胆，锐气大减，从此战场上就一蹶不振了。”
“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对红军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重要力量。我们本来是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合作的，但由于听从了李德和上海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抄十九路军而把它打垮……”
斯诺已经记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记录念给周恩来听，纠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费解的字眼，修改定稿。看着那一大堆记录，斯诺如获至宝。
四个月之后，斯诺回到北平，正在整理上述谈话记录，突然接到周恩来捎来的信，要他不要引用这次谈话。斯诺疑惑不解，他还不知道西安发生了重大事变，但也只好服从，把记录塞进皮箱。这部分材料一锁锁了20年，1957年，斯诺才重新整理在海外发表。而国内人看到中译章节，则又过了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