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是1937年12月18日到武汉的。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由于从日占区来了大批难民，城市人口剧增。自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此地，武汉便成为中国的临时首都。
靠近长江的街区被称为“万国租借地”，它现为法租界。这里，热带植物成荫，一栋栋豪华的别墅隐没其中，外国领事馆云集于此。各馆对面，都沿江边修建了浮码头。每个码头的顶盖上都分别用醒目的颜色绘上了本国国旗。每个领事馆的屋顶上也都悬挂着国旗。这都是为了防止日本空袭。每当发出空袭警报之后，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向这里跑来，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一直到解除警报以后才离去。由万国租借地折向市中心，高高耸立着一座市政大楼，它的最高处是一个很漂亮的钟楼。法租界周围架着防坦克的障碍物，并缠有生锈的铁丝网。武装警卫不断地沿着这些障碍物来回巡逻。
21日晚上，周恩来同王明、博古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商谈合作问题。
蒋介石对很少打交道的王明颇感兴趣，对着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直言不讳：“你留在武汉相助我吧！”
“这要等我们中央决定。”王明望望博古和周恩来，神色飞扬。
周恩来谈起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和共同纲领等问题。他说的话充满激情，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演说才能。再者，面对几百万无辜平民的被屠杀，面对饮弹身亡的几十万抗战将士，到处是小孩子的哭声和喊叫，到处是难民伸出的讨要的双手，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深思……
“恩来所谈极好，”蒋介石像在做总结似的说，“照此下去，前途定见好转，我所想的亦不过如此。”他用指甲在敌情图上迅速画了一个圆圈，很有把握地说：“外敌不足虑，越前进困难越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这天晚上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朝墙上的挂钟斜睨了一眼，合上文件夹，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他们几个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转眼就是第二年的开春了。日寇的进攻有增无减。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的面前浮现的，是被敌人的炮弹和炸弹轰得遍体鳞伤的军车，是脑袋和胳膊包扎着浸透鲜血的绷带的士兵和指挥员……
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把陈诚叫来，对他说：“我想叫周恩来当政治部的副部长，你估计他会接受吗？”
“不如让他当部长，我辅之。”陈诚觉得不妥。
“戴季陶早就跟我说过，不能让共产党当正餐，只能做配菜。我想是有道理的。如今政府是我们国民政府，主要干部当然要从国民党里派。”蒋介石总有自己的理由，“叫周恩来当副手，是政府宽大，也是我给他们的最高职务！”
“既然领袖有此意，我愿亲临八路军办事处，登门去请。”
“好好同他讲，”蒋介石还不放心，一再嘱咐，“抗敌当前，要发扬黄埔亲爱精诚的精神嘛。”
陈诚满怀热情地登门一说，周恩来笑笑，婉言道：“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
博古是个直性子人，脾气也躁，开口说话：“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副的，你这是开玩笑！”
陈诚赔笑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其实周先生可以来任正职，我当副职。”
周恩来把陈诚送上汽车时，请他转告蒋介石：“委员长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具体任职当前还是免了。有关抗战之事，该我们办的，没有职务也一样办。”
蒋介石执着得很，不但自己坚持要周任职，还动员孔祥熙说项。孔祥熙马上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来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到了1月中旬，蒋介石仍坚持要周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坚辞不就。
蒋介石把周恩来找去，态度显得很诚恳：“你还是来做政治部副部长，不要再推托了。”
周恩来说明理由：“我做了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恐不妥。”
“不要怕摩擦，可能避免摩擦的嘛。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群众，黄埔时期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问题是今非昔比，总不是当时那种环境。”
“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
“人员是很难办的，有国民党员，还有我们共产党员……”
“康泽这个人可以共事，他不至于捣乱，其他人也可以商量。新政治部2月1日开始工作，你们赶紧定下来。”
主持工作的王明说：“向中央请示一下吧，老推也不是个事。”
他们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于是，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